春节前夕在家打扫卫生，从床底箱子里翻出一个泛黄的旧纸盒，正面印着一台老式照相机图片，上端附有蓝色文字：长城DF-2，下端标注生产厂家：北京市照相机总厂。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盒盖，里面是一个黑色的皮套，抠开按钮盖，套着一个竖式铁皮照相机。皮套底下压着一张纸质发票，虽有压痕皱褶，但还是能清晰看到用蓝色圆珠笔填写的字迹，购买时间：1984年2月12日，价格：110元。
　　 这是一款120、135两用照相机，通过置换随机配备的片屉，可拍摄黑白胶卷。若选择120胶卷，可拍摄16张底片；若选择135胶卷，则拍摄36张底片。在当年，照相机绝对是家庭的高端奢侈品，相当于一辆自行车的价格。
　　 40年过去了，照相机仍然完好如初，烤漆、零件、光泽，快门、光圈、焦距，感觉是那么地亲切。就像发现宝贝似的我将它捧在手里，反复观察，反复抚摸，反复玩味，心头是沉甸甸的。那一刻，我的思绪仿佛被焦距拉回到40年前，在快门的闪动之间往事像潮水般涌入镜头，摄下了我一段又一段光影经历。
　　 这是我购置的第一台照相机，当时我在湛江海军某基地工作，每月工资54元，两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一台照相机的钱。之所以花“巨资”购买照相机，纯粹是一时的冲动和内心的喜欢。
　　 湛江，是南国的海滨城市，气候温润，植被繁茂，尤以椰林和紫荆花最为醒目。加之，我生活在大海边，面对蓝天、白云、碧海，以及成群的海鸥、飞鸟，油然产生了一种用镜头将其拍摄下来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当时我的女儿两周岁，正值天真烂漫，用镜头定格她的成长过程完全出自于身为人父的情感。
　　 由于胶卷不能曝光，需要在暗室里进行显影和定影，包括放大、剪裁等。因而，我自己动手建立了一间暗室，在浅红的微光里冲洗照片。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积攒照片，以至于后来家里有十几本相册。闲暇时，翻阅照片，透过一幅幅熟悉的画面，那些久远的岁月又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个年代，虽然物资生活匮乏，人们的思想也单纯，但是照相机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因为单调的黑白光影能够定格出绚丽多姿的大千世界。
　　 几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回北京，临行前用转业费购买了唯一一个洋玩艺儿，日本生产的确善能照相机。因为改革开放后许多洋货涌入了市场，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眼界开阔了欣赏水平也水涨船高。时下黑白照片再不受欢迎了，彩色照片成为江湖新宠，甚至连商家都不愿意卖利润低廉的黑白胶卷，满柜台堆放的都是利润高昂的柯达，富士彩卷。
　　 于是，我指尖定格的光影由黑白转化为彩色，仿佛生活由改革开放前的单调提升为改革开放后的丰盈一样。我开始热衷于旅游，在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同时，也摄下了风光璀璨的景观。与此同时，凡家人、同事、朋友组织旅游、聚会、婚宴，我跨着照相机，俨然成了业余摄影手。
　　 其间，由于工作缘故，我有幸参加了许多文艺界朋友的聚会，并与他们合影。时至今日，虽然有的老艺术家离世了，但照片我依然保存着，弥漫着岁月的光影。比如我与导演谢添，演员赵子岳、李仁堂、凌元、徐敏等，都有镜头前的闪光一刻。
　　 我在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从事交通安全宣传工作，需要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群，拍摄照片除了用于纸媒、电视报道，还需要举办展览、留存资料等。于是，单位给我配备了一台傻瓜照相机，是数码的，彩色的。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时髦的产品，绝对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
　　 由于每年都要组织全市性的大型活动，比如文艺慰问晚会，上街展览宣传等，需要聘请名人参加，以扩大社会影响。于是摄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任务就落在我的身上，手指定格的光影不仅有了实质性的意义，而且也留下了我与他们的合影。这是我至今都引以为豪、引以为荣的经历，要知道，许多艺术家都是我仰慕的偶像，之前只能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接触他们，如今就在我身旁，并定格了那一瞬间。比如殷之光、曹灿、瞿弦和、虹云、石小杰、孙涛等等。
　　 改革开放不仅加快了社会的变化，也加快了摄影器材的淘汰更新。彩色照相机虽然好，但使用的成本太高，除了购买彩卷，还要冲洗照片，开支不小。于是，数码相机的出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仅使柯达公司破产，而且也大大压缩了彩卷在市场生存的空间。受其影响，我也在短短的10年期间先后购买了佳能，索尼两款相机，并配有长焦距。
　　 数码相机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效果好，除了能够当场翻看拍摄效果，还便于保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未，数码相机才进入我国市场，而我从2001年使用傻瓜相机开始，到如今20多年，在电脑里储存了几万幅图片。
　　 这些图片既是岁月的记载、人文的延续，更是情感的慰藉，即便有些场景消失了，人物辞世了，但留存图片的光影却是鲜活的。比如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推倒重建了，居住的楼房拆迁建成了现在的高楼大厦，但是它昔日的旧貌还在我的图片里，填补了我的念想。再比如几十年前的老同学，老朋友有些已经去世了，但是图片记载了当年的英姿。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图片有时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有一年，我父亲去世非常突然，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在操办葬礼、修筑坟墓时，需要遗像。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就只能在昔日的图片中查找，最后在我留存的生活照中挑选了一幅。
　　 受此启发，我岳母在病重期间，夫人要我拍摄一张照片，以便急用。当我举着相机要给岳母拍照时，岳母显然很不高兴，说：你们是在为我的后事作准备，我这个病态不能照，丢人。
　　 岳母是山东人，个性刚强，平时很利索，她说这话非常有道理，绝不能勉为其难，否则会给老人留下遗憾。于是，我就在保存的图片中翻阅查找，终于找到了一张在给她办70岁生日时拍摄的照片。照片身着红色唐装，面正，端庄，微笑，眼里流露出幸福的光彩。
　　 当我将这张照片给岳母看时，老人很痛快的答应了，显得很安详、从容。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旅游中拍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的体会是，当旅游与摄影交织在一起，那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精彩绝伦的“旅游”。因为在摄影人的眼里，他需要定格最美的瞬间，旅游就不是一般意义的“到此一游”，而是对美的追寻，具有极强的目的和极浓的情感色彩。
　　 于是，我知道何时何地有最美妙的日出日落，何时何地有最浩瀚的潮涨潮退，何时何地有最艳丽的花开花谢，何时何地有南来北往的飞禽走兽。
　　 曾经，我在九月末去内蒙的乌兰布统，一连6天凌晨3点起床，顶着凛冽的山风拍摄草原上的平流雾。
　　 曾经，我在二月初去山东的烟墩角村，连续5天早起晚睡，迎着彻骨的寒流拍摄海边迁徒的白天鹅。
　　 曾经，我在七月中去西藏的定日小镇，下榻于海拔5000余米的山村，忍着缺氧的巨痛拍摄喜马拉雅山。
　　 我拜访过成都的杜甫草堂，瞻仰过扬州的朱自清故居；我登临过湖南的岳阳楼，抚摸过江西的滕王阁；我到过祖国最南的“天涯海角”，也去过祖国最北的“北极村”。如今，我不仅走遍了全国各省、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去过了十几个国家，而且凡是去过的地方都定格了光影，并一一制作了文件夹，标注旅游的时间、地点，妥妥地保存下来，成为充实人生、愉悦心情的园地。
　　 没有想到，退休后因为我的这点爱好还能继续发挥余热，真正做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社区常年开展党课教育、帮病扶老、文艺演出、垃圾分类、上街巡逻、外出参观等活动，我俨然成了义务摄影工作人员。因为需要宣传、上报，留存资料，每当此时，书记、主任会提前通知我拍摄活动现场。
　　 我从往事中回到了现实，将照相机用绒布包扎好，连同另外两台照相机一起锁进了箱子。仿佛我将记忆封存起来了，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进入时间的隧道，去回味指尖定格的一帧帧过往的光影。
　　 我一直以为，虽然手指按快门定格的是千分之一秒的瞬间，但留下的是永恒的岁月时光，精彩的生活情趣和坚实的人生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