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武子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是在他一生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总是被卷进革命的漩涡，成为浪尖上的人物。人们对他各个方面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贬多褒少，连倒三七开都给不上，在世时就有人断定他“生前无人爱，死后无人想”。如今，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基本逝去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更是一去不复返了。对他和对他的故事，已经没人再感兴趣。今天我所以再泛历史的沉渣，不过因为我是他的后人，写下这些文字，就算我献给他的一份特别的祭品。
　　 我父亲是个孤儿，四岁时就没了娘，是我的爷爷在外当爹在家当娘带着他艰辛度日。大概是我的爷爷饱尝了屋里没人的难处，因而早早地就给我父亲完了婚。我母亲是邻村人，比父亲大三岁。两家都是贫苦的农民，我的舅舅是个皮匠。
　　 我们老家是河北省巨鹿县，地处华北平原。当时我家租种了武老金的二亩土地，并给武小淼“耪青”。我爷爷忙时辛勤耕种，闲时挑担贩菜，维持生活。据外人说，我爷爷一生勤劳节俭朴实忠厚，是一个集中国农民美德于一身的大好人。我奶奶去世时，我爷爷还不到四十岁，但是他没有再娶，而是把厚望都寄托给了自己唯一的亲人。若说爷爷的缺点，那就是过分溺爱了我的父亲。大概我父亲的一些毛病都是由于我爷爷的宠惯而养成的。
　　 我父亲生性倔强任性，放荡不羁，不惯于过庄稼院的日子，结婚以后，有了靠头，就更不管家务事了。他曾去戏班子打过杂，随我的舅舅学过艺，都没干长；又远离家乡，上天津煤矿去做工。赶上天津发大水，不但没挣到钱，连行李都扔了，两手空空跑了回来。为了求得一条生路（我不能吹嘘地说他是为了救国），到家后他就参加了本县的抗日组织，迈出了决定一生命运最关键的第一步。这一年，他还不满十八岁，婚后的第三年。
　　 关于父亲参加革命的动机，也是历次运动都需要交待的问题之一。父亲常说，是他的老师南甫录，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家庭贫寒，父亲只上过四年小学，南老师是他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学生时期的唯一老师。南老师是从外地来的，单身一人住在学校。被捕时人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牺牲时只有二十八岁。南老师被抓走以后，父亲大哭了一场，从此便离开了学校。南老师为什么会喜欢一个衣衫褴褛的淘气鬼呢，大概是看中了父亲的机灵与勤快。父亲经常在放学后为南老师跑腿送信，或留在学校听南老师讲故事，天晚了南老师就留父亲吃饭住宿。父亲后来的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都是受了南老师的影响。父亲参加革命，不敢奢谈是为了救国，可也不能算是投机或者混入。但是他的这次出家，不仅给他自己埋下了终身的祸根，也殃及了母亲以及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孩子。
　　 八年的抗日战争，父亲只参加了不到一半，都是在本地工作。1941年9月，他被送往山西培训。─—我曾经为父亲抄写过交待材料，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千里迢迢把父亲等人送到那里。原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当时是在阎锡山的地盘上生存。父亲的交待材料中，不无炫耀地说，培训他们的负责人是宋任穷和杨秀峰。可惜的是，这两位大人物还能否记得这个不争气不长脸的学员了？
　　 当年旧历年底（实为1942年年初），父亲毕业，被派回来重整队伍（他所在的“冀南第二军分区青年模范连”其实就是游击队已经被打散）。由父亲任队长，由在家隐藏并保管着七支步枪的武秀刚任指导员。可惜的是，父亲这个光杆司令刚刚到家，还没等开展工作，就被人告了密，几个周旋后，连同武秀刚，被“皇协军”给抓了去。随后是交出了那七支枪，成了共产党的叛徒；交枪后因不愿给敌人做事，二十多天后，又成了日本鬼子的囚犯。在蹲了四个多月的大狱之后，被发配到井陉煤矿做苦力。
　　 煤矿的活计不仅苦累难支，而且随时都能丧命。有一天晚上，监工的鬼子不知是庆祝什么，全喝醉了。这时节正是盛夏，五十三名苦工炸了营，他们冲出了铁丝网，立即向四处逃散。父亲和武秀刚跑散了，从此，他们两人再也没见过面。──二十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据外调人员说，武秀刚在解放后也被监管。随后，矿上的警笛响了，枪声喊声混成一片。我父亲钻出铁丝网以后，在同矿难友赵增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爬出了那道两米多深的大沟。之后，在一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老乡家的炕洞子里猫了二十多天，才躲过了日本人的大搜捕。而其他人后来如何，无从考察。
　　 潜回家中之后，这才知道，这时候不光日本鬼子抓他，共产党也在抓他，成了敌对双方都不容赦的人。仓皇皇抛妻舍父，只好只身一人闯了关东。借了儿时戏班一个朋友的“良民证”，因为模样不像，父亲把照片上的鼻子抠去了一块，冒死闯过了山海关。
　　 父亲的这段历史，如同一团理不清的乱线，缠绕了他半辈子。总是有人以为父亲在关里一定是欠了血债而潜逃东北的。所以，每逢运动，父亲就得做反复的交待；而运动机关似乎都对这个问题高度认真高度负责，总是抛开以往早就做出的定论，而进行重新调查。外调人员在走完了除台湾港澳以外的所有省市地区报完差旅费之后，也不见有什么新的发现。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逃到了沈阳。老乡武文章在一家砖窑当经理，工人也多是关里人，父亲在那里住下了。这一年，正值关里大旱，据说直到农历七月十五才下了一场透雨，地都没种上。庄稼人在煎熬中祈盼着，最后眼看没有指望了，纷纷四散逃生。恰在此时，武文章派其弟回老家来取家眷。人们便像抓到了一棵救命的稻草一样，全村有好几十人都跟随他闯了关东。秘密听说父亲也在那里，我母亲和爷爷也卖掉了房屋，典押了荒芜的土地，加入了流亡的行列。
　　 人们说，故土难离。除了那些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以外，一般出去做工的，做生意的，不管走出多远，挣了钱就回来。而卖房典地，对我们家来说，就意味着断了后路，那得下多大的决心啊！同是闯关东，不一定都得断了归路。可是我家除了房屋，没有可以变钱的东西。那套院落也只卖了二百元钱，将一些破烂家什或送人或扔掉，处理了个精光；只剩下行李和单棉衣服，打了两个大包。我爷爷和母亲都没见过世面，只能跟随着大家，不敢错走半步。
　　 一路上，日本人随处可见。车站里更是盘查森严，处处戒严，最长一次戒严在车站里蹲了三天三夜。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半个多月。再加上疫病流行，流氓小偷不断骚扰，小商小贩的奸诈盘剥，最后连行李都卖了。到达沈阳时，一家人都已经身无分文。我爷爷一路拉肚子，虚弱得站不住身子；我的年仅两岁的大哥出疹子，险些扔到半路上(我大哥最终还是夭折在东北的北大荒)。
　　 关里人比较重乡情，特别是像武文章这样的在外面混得不错的人更要顾及点面子。流浪大军到达他家后，他都给安顿住了下来。窑地的劳动旺季已经过去，做坯子的工人都已遣散，工棚里有地方。几十人就像现在地震灾区的人一样住到了一起。我家被安排单住一处，一家人在此得以团聚。之后，就各找活干。当时父亲刑伤发作腿患风湿下不了地；爷爷水土不服始终拉肚子，又添了全身浮肿；母亲正带着吃奶的孩子：一家人陷入了无法维持的窘困境地。寄人篱下，总不能老让人家白养着，母亲只好带着孩子沿街乞讨。每天把要来的一口一块的各种吃食带回家来，热上一热，对付着让一家人活下去。一冬一春，风雪不误，敞胸露怀，裹着孩子，落下了终身没愈的咳嗽哮喘病根。
　　 我父母在沈阳住了将近一年。这一年的艰难与险恶，比在关里的日子也不差多少，因为日本人对父亲这个“难民”也有了怀疑。父亲决定，离开这里，再向北，向北大荒迁移。可是我爷爷总觉得在东北住不惯，气候适应不了，想单独回老家去。但是老家啥都没有了，爷爷年纪又大了，何以为生？爷爷说，可以跟着老乡当脚夫，到老了也能攒几个钱，干不动了就哪死哪埋吧。父亲听了心酸不已，老家自己肯定是回不去了，但是朝哪走?也是前途茫茫；何处是归程？不得而知。吊而郎当这些年，无半点养家的技能，老人跟着自己，能不能反倒遭了大罪？反复权衡，最后只好忍痛分手，各自求生。爷爷先走一步，跟随老乡乘上了开往关里的火车。这一别，父亲与爷爷就再也没见过面。多年以后，父亲才从老乡那里听说，爷爷根本就没回到老家，在德州车站换车时走丢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则一路辗转，最终来到了吉林省梨树县一个叫刘家机房的小屯子住了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这当是1943年的秋末，东北光复的前夜。
　　 我把父亲一生的履历分成四个阶段，以上所述，为第一阶段。
　　
　　 二
　　 刘家机房一马平川，放眼无边，当年被称为北大荒；现在却是粮食主产地，连巴掌大的荒地也找不到一块。这个屯归属新发堡村，在合作化时期称为瑞光二社第一队，人民公社化时称新发堡大队第一生产队。据说一百五十多年前，一对刘氏夫妻从山东挑箩筐来此安家创业，后发迹起来，建庄置田，开了织布机房，屯名由此而命。父亲到此“落草”时，正是将刘家从鼎盛转向下坡的第四代领导人的执政期，但此时的刘家人还正过着坐享消受的生活。
　　 冀鲁大地是棉花之乡，人们都会纺线织布，因此刘家机房招了几户关里人。我的父母就是一路打听着哪有老乡，就投奔哪里。“老乡”是对关里人的统称，出了山海关的关里人都算老乡，其实是隔省隔县互不相识。刘家机房的老乡也是如此。这种称呼习惯一直延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悄然停止。我父母来此以后，就住在刘家六先生刘熙正的厢房里。父亲给六先生干杂活，工钱顶房费。母亲给机房纺线，纺一斤棉花就可换一斗粮食，生活比在沈阳强多了。
　　 我曾设想，若从此就过上夫耕妻织的日子，大概父亲以后的半生也不至于再遭那么多的磨难。可是父亲天性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会伪装，不会隐蔽，倒是相反，他总爱表现自己，并且不看场合和环境。因为这个毛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他来到刘家机房还没过上几年稳当日子，就领头分起他的东家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在东北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947年5月下旬，共产党的大部队开展夏季攻势，22日攻克了国民党重兵镇守的榆树台镇。榆树台镇离新发堡只有十几里地，从榆树台向东北望第一个屯子就是。随即，武工队就来到了新发堡，从西头常保长的所在屯开始，发动群众闹翻身。但是这一次只闹了短短一个多月的工夫，就因形势所迫撤退到辽河以北去了。武工队一走，颜士云、曲振有两个骨干分子便中了常保长的圈套，被国民党还乡团抓去，最后惨遭杀害。
　　 共产党的武工队第二次来到新发堡闹翻身，已经是1947年的冬天了。受颜曲事件的影响，发动人很困难。那时的北大荒，人少地多，纺一斤棉花尚可换一斗粮食，像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赵玉林那样的既有觉悟又苦大仇深的光腚贫农实在是难找。更主要的是当时国共两军的拉锯仍在继续，究竟谁胜谁负，老百姓都在观望，谁愿意伸头掉脑袋？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这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识得几个字的人物被摸底排查了出来。当时的工作队政委杜春武（杜以后任梨树县县长）和队长邓春山（邓以后留任泉眼岭区区长，全县排称第十区）找到了我的父亲，父亲当即交待了历史问题。杜政委也是河北省人，了解当时的背景。凑巧的是，梨树县首任县委书记沈亚钢，竟然是父亲当年参加游击队时的间接上级！在关里时父亲名叫武志存，逃到东北以后才改用现在这个名字的。父亲的问题立刻被拿上去研究。但此时沈亚钢已经调离，他参没参加意见，内情不知。
　　 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下正需要父亲这样的与当地没有亲缘瓜葛又有点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吧，杜政委代表组织鼓励父亲出来重新工作，戴罪立功，可以往事不究。但是，根据有关政策，这类人不能入党、重新入党或恢复党籍。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当年二十五岁的父亲，虽然身上刑伤时痛，心中噩梦常惊，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挑起了大旗。
　　 土改运动是发动穷人斗富人，从富人的碗里夺饭吃。但是有些穷人却与富人有各类的瓜葛，亲属关系错综复杂。往往是每个屯中都有一家或两家大户，这类大户基本都是革命运动的对象。但是他们在一个地方居住年久，甚至已历几代，根深蒂固。以大户为中心，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重重叠叠的亲属圈，各村屯之间又亲戚圈套着亲戚圈；无亲属关系的小门小户外来户也多是人家的佃户扛活户，得依赖人家，成了人家的附庸。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外来汉，若参加并领导一个村的土改革命，必然是将自己置于一片包围之中，其艰险程度比抗日游击战争毫不逊色。
　　 从打土豪到分田地，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冬一春，战斗生活堪称壮烈。1948年1月父亲跟随邓春山参加了在榆树台镇剿灭土匪“金蝴蝶”的战斗，据母亲说，父亲回家时脱衣服一看，子弹竟把棉裤裆都射穿了，马鞍垫子上也有枪洞，真该着命大。最后，地主、土匪、还乡团，以至他们的整个阶级都彻底失败了，共产党稳坐了江山。到春耕前，土改工作就已经大功告成。当年正月初，我们家也从六先生的厢房搬到了分来的两间半正房里，阴历六月，我就在这所新分的房屋里降生。可是，父亲本人却没有胜利。他在秋后就被继任的工作队队长林柏以贪污和生活作风问题给撤了职并关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