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中旬，我的右下肢上部无任何先兆地突然就疼痛起来，而且几天之内迅速加剧，以至于走路时不得不扶着妻子的肩膀或干脆借助于手杖。即便这样，右脚着地时还是疼得我呲牙咧嘴。
　　 当年我在某市直部门担任一把手，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卧薪尝胆，改变单位方方面面落后面貌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干部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业绩直线上升，在上级系统内（我们是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名列前茅；部门形象是政府需要、企业欢迎、群众满意、社会认可；新建的办公大楼已拔地而起，装修接近尾声，近日就将交付使用……几年来我就是一个工作狂，俩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根本无暇顾及家事和身体，压根就没想抽点时间去医院看看病，就这么咬牙坚持着。直到11月25日，也就是我们正式从租用的破房子搬到新建办公大楼的前一天，我才在家人和同志们的多次催促下，到医院做了一次检查。
　　 因为当时对“病”的了解很少，只是隐隐约约知道腰腿疼好像是腰椎间盘突出造成的，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我这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又因为有同学在医院放射科工作，所以也没有通过大夫，就直接找同学拍了一张x光片，果不其然，确实存在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其实，我并不知道40岁往上年龄的人大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所以也就没再往其它方面考虑。
　　 第二天开始全局往新办公楼搬家，三天时间基本就绪。办公场所从平房到危房，从危房到租房，再从租房到楼房，这决不仅仅是办公房屋的变化、工作业态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必须要有服务方式、工作理念和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使一个部门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以，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加之临近年终，需要对一年的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对新的一年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安排，所以工作特别繁忙，我根本不可能放下工作去治病。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采用了朋友推荐的偏方治疗。为此，妻子费了很多周折，为我找来了鹅蛋和其它“物质”，每天晚上将其融合蒸熟，待第二天早饭前一小时我空腹吃下。我这个人自控能力特强，耐受能力特强，吃得体力上的苦，吃得物质上的苦，吃得生活上的苦，更吃得嘴上的苦。但蒸熟后的偏方这个东西，气味之难闻、粗涩之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那真是难吃难咽，并且有大半碗之多，说实话，吃过它之后都不想再吃饭了。但为了治病，再难吃也得吃，再难咽也得咽。就这样，妻子每天晚上蒸，我是每天早上吃，一直坚持了80多天，并且同时口服止痛药。为了能正常参加必须参加不准请假的全省系统2003年度工作会议，我让妻子为我一次蒸了三天的“口粮”随身带着，到省城参加了会议（还让服务员调换了硬木板床），上台领取了我局全省系统先进集体的奖牌和省政府为我个人记二等功的荣誉证书。
　　 因为偏方基本没什么效果，我的病也是实在不能再耽搁了，所以从省里开会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的小年，我先后召开了局党组会议和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了省局会议精神，安排了具体工作，终于在曾经犹豫过几次之后，下决心住进了医院。
　　 没有重新检查，原先的x光片就是诊断结果，就是治疗依据。用了三维立体拉抻设备之后，趴在光秃秃的硬木板床上24小时不能动，然后就是理疗……7天之后（即农历除夕）效果不明显，出院回家。农历正月初二开始，医院大夫每天到我家，为我针灸推拿按摩，还打了两次封闭，妻子也学会了拔罐药浴热敷，我还按照大夫的要求，不断地练习下蹲和上下楼梯。就这样，又是50多天过去，仍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其实在这期间，几次想到外地医院去，也已了解到（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很“拿手”，并且那个医院治疗这个病的二号人物还是我们的老乡，可是每当想去的时候，总是觉得病情似乎有所减轻（其实是一种假象），有一次甚至车都准备好了，也没能去成。就这样，一直到3月底，才义无反顾地去了北京。
　　 当天下午就找到了这位老乡。热情寒暄过后，他仔细听了我的叙述，问了我一些情况，认真看了片子，然后让我坐在一个特制的铁架子上，对我做了“手法复位”，之后告诉我到旅馆卧床3天再来（不是绝对静卧，可以下床进餐或如厕）。我问他“需要在京治疗多长时间”，他诙谐地反问我“你想多长时间”，我说“去年一个老乡说是在你这里治疗了一个多月”，他满有把握地说“一个星期你可以回家”。我高兴坏了。见面至此，先后不过十几分钟。3天后再见面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十分肯定地说“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不是这种病。因为从你的片子和症状看，我那天为你做了治疗后你今天就应该基本没事了，你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不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听到此我心里一惊，急切地问“那是什么病呢”。老乡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问我颈椎和胸椎是否有过什么病史。我向老乡介绍了1999年12月曾因意外事故颈椎受伤，请颈椎手术的全国第一把刀、北医三院的党教授（也是我们老乡）回老家为我做的手术，手术相当成功，而胸椎从未有过病史。他说“做个ＣＴ检查吧，很可能是股骨头出了问题”。在他的关照下，很快有了结果，正如他所分析排查判断的，我患的是股骨头坏死，而且是最严重的——ＩＶ期。对股骨头坏死这个病，当年我更是一无所知。老乡安慰我不要紧张，说“这个病对生命没什么危险，只是会造成生活质量下降。目前这个病中医是保守治疗，但只能控制、缓解，不能根治，而西医则无药可治，只能手术，手术也没有什么凶险，手术之后生活质量会大大改善，旅游、爬山都不应该有问题”。我说“我能在你这里手术吗”（我当年不清楚空军总医院做这类手术并不是强项，只是觉得有老乡在这里心里踏实），他说“还是建议你去找党教授”。当天下午我就找到了党教授，党教授认可这个确诊，其他说法基本相同，并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做手术，先柱双拐或坐轮椅以减轻负重，同时中药控制，观察观察再做决定。
　　 信息反馈到家里和局里，亲朋和同志们迅速搜集了当地患此病的一些人的情况，电话告诉了我，一些病患本人也与我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在北京一刻也没有停歇，对北京的多家中、西医院进行了电话咨询，然后首先去了积水潭医院。黎明前5点钟就去排队挂号，又经过耐心等待，终于在中午11点半左右，一位40多岁的周姓专家非常和蔼地接待了我。一番询问检查看片子之后，这位周主任下了结论：双侧股骨头坏死，右侧为著，建议手术。看到我有些犹豫，他说手术也可以不马上做，只是你会行动不便，生活质量下降，回去考虑考虑，什么时候确定做随时可以来。……从原本来京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一星期可以回家”，一下子确诊为股骨头坏死ＩＶ期“建议手术”，我还真是有点接受不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不少患者说，做手术置换进去的这个假体使用寿命也就是十几年，最多二十年，到那时还得手术再换一次，并且二次手术的效果远不如第一次的好，所以万不得已做手术，也得60岁以后再做，而我那年才48岁）。但就这么离京回家，被动地在家考虑是否手术我又于心不甘。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我对陪同的家人说，积水潭医院是西医，西医的意见我们知道了，中医的意见我们也应该听一听。所以决定先不急着回去，看看中医再说。就这样又选择了我们当地不少患者都去过的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专科医院——北京济仁骨病医院。
　　 这家医院坐落在北京东直门外不远，是一家民办性质的红十字医院，创办人马老先生那年82岁，已不坐诊。其儿子独当一面支撑着整个业务，为我看病时还是主任，后来接替他父亲当了院长。马院长向我介绍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的致病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长期酗酒，二是大量服用激素类药物，三是外伤，还有其他不明原因。分析我应该是第二个原因（我因染发十几年造成慢性中毒，头皮和胸部发痒，大夫让我服用的药物里面有激素成分，我断断续续服用了一年多）。根据我这个病的程度，马院长说，如果用他这个医院的药（根据祖传秘方研制的中成药），左侧股骨头一年半左右能好（其实我左侧股骨头从一开始到现在8年了，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不适的感觉，可是每次拍片，无论让那个大夫看，都说是坏死），右侧三年左右能好。听他这么一说我当然非常高兴了。不过这个“好”的意思是控制住了，不发展了，按照马院长的说法就是，这个病好了若干年以后再拍片，大夫还会说，“噢，你得过股骨头坏死”，就像一棵树被锯下一根枝子时间久了会留下疤痕，不可能与原先完全一样。既然这样那就中药治疗吧，同去的家人也是这个意见。按照医院说法，一个月一个小疗程，三个月一个大疗程，六个月复查一次。这一天是2003年的4月4号，我先拿了三个月的药，离开北京回到山东，开始柱双拐、坐轮椅，4月10号开始坚持每天严格按时服药，每天三次功能操锻炼，丝毫也不马虎，说实话，比吃饭还准时。
　　 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就是确诊了我的病，可以对症治疗了。三个月后去京复查，马院长说有效果，继续服药。我心里略感安慰。打这以后，我便每次拿六个月的药，定期去复查。正应了那句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面对现实，我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工作方式也做了调整，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了一楼，我是上午到单位上班，下午在家卧床，多次在家召开领导班子会或中层干部会，研究、安排工作。那段时间，思想也曾出现反复，因为正值壮年，在家，上有老下有小，我是“顶梁柱”；在单位，我是“一把手”，局里很多工作离不开我。而我却这样整天与轮椅和双拐为伴，难道家庭的重担从此就落在妻子一人身上，我所热爱的事业从此就完结了吗？为什么这个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魔，要降到我这个把事业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身上呢？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恰巧，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全程直播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可以说，这个直播给了我心灵极大的震撼，给了我思想极大的激励。比起攀登珠峰，我这还叫难吗？比起张海迪、桑兰，我这还叫病吗！我必须挺住，我必须“站”起来！从此，我一边继续努力工作（改为全天上班），一边坚持治疗，并开始了对这个病的探究。那段时间，只要有空闲，我就通过上网、看书、与病患者当面交流等多种方式了解这个病，有时在报刊上看到一些先进人物事迹介绍，其中有好几个患这个病的，我就想方设法或写信或电话与他们取得联系，有时看到一些治疗这个病的广告，我就进行电话咨询……
　　 时间久了，我对这个病就有了一些基本的、客观的认识。这个病在西医确实是无药可治，只能手术。简而言之，手术大体分三种情况：病情较轻，可采取打洞减压的办法，使病变部位的骨内压与骨外压平衡，以不再疼痛；病情稍重，可采取带血蒂骨瓣移植；病情严重，则需进行假体置换，前些年一般是股骨头置换，近年来多主张全髋置换，以使摩擦系数更小。而中医认为的三大致病原因不管哪个原因，最终都是导致股骨头内的血管阻塞，没法给股骨头输送营养，而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严重的就会负重后塌陷，“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医治疗这个病遵循的都是一个理论，即活血化瘀，再造血运。无论哪家医院、哪个大夫，都是这个思路，只不过“一个老师一种传授”，不管是成药、草药、膏药还是药浴，每个大夫所用药材和配伍都不尽相同。应该说，这些药方对治病都是有效的，然而个体有差异，每个人对某种药材的反映灵敏度是不一样的，正所谓“药能治百病，不能治百人”。所以，中医治这个病起效慢，时间长，一些病人治病心切，情绪焦躁，失去信心，半途而废。
　　 半年后，征得马院长同意，我又选用了不影响工作的电疗、热疗、中药疗、远红外疗四疗合一的一种治疗仪作为辅助治疗（要将涂上药水的药垫固定在腰、髋等部位，然后通电）。但用这种治疗仪很占时间，一天下来需要五个半小时，我就把必须躺着才能做的安排在中午和晚上做，可以坐着做的就带到单位上午和下午做，有时到上级开会我就自带电源插排找个离电源插头近的位置，一边开会一边做。这种治疗仪我累计用了20个月。
　　 2004年4月下旬的一天早上起床时，我突然感到头晕并想呕吐，赶紧赶到医院，一做ＣＴ——脑出血，尽管量很小且面积不到一平方厘米，但决不可轻视，结果住院半个月。住院期间有朋友聊天，说一般情况是血压高的人易发生脑出血，你的血压属正常偏低也发生脑出血，是不是你治疗股骨头坏死吃药，活血活得太厉害了？就这个问题，当地医院大夫很难下结论，我电话咨询马院长，答复是我们医院的药这么多人用了这么多年，你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应该不是我们药的问题，不过治疗脑出血期间暂停服用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出院半个月后开始先减半服用，再过半个月再恢复常量。到了2005年的4月下旬，我再次因为脑出血住院，出血点还是那个位置，量依然很小。这次出院后我是不敢继续服用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了，尽管是药的问题还是巧合谁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