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初中毕业不久就成了一名有知识的青年，被光荣地“上山下乡”了。那时，我还没有满十五岁。
　　 四月，是人间最美好的时节。
　　 那天上午，太阳刚刚升起，霞光万里，春风习习。我们陶瓷厂六七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已经集合在厂大门口，等待着乘县知青办统一安排来的汽车，分别去同一方向三十里外几个相邻的公社安家落户。
　　 厂里许多当天不上班的工人、干部和一些职工家属都自发来送我们，围在我们身边热情地话别，更多的是殷殷教导以及一些当时流行的激励性的鼓励。
　　 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也来送我，一家人言语不多，却依依不舍。弟弟和妹妹都紧紧依偎着我，抬头仰望着我，嘴里不断的轻声喊着“姐”，晶莹的泪水挂满腮，分别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紧紧的。我知道，他们是不让我离开他们，离开这个家的。
　　 终于，县知青办安排来的汽车到了，是一辆解放牌敞篷大货车。车头引擎盖几乎被一朵纸折的大红花遮盖完，车身洗得干干净净，车厢两侧插了几面彩旗，也分别贴着大红纸黑字标语，一侧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另一侧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车厢里已经有十来个戴着大红花的男女知识青年，显然他们是城里的，一个个雄纠纠气昂昂特别神气。他们几乎都穿着洗得发白了的军装，背着军用水壶，腰里扎着军用皮带，双眼发光，一脸的严肃和自信，让人肃然起敬。
　　 见到我们，车上的知青们便热情地摆手招呼，喊我们快上车，纷纷弯腰伸手接人们递上的大小包裹。
　　 “停！停！”白胖胖的县知青办副主任从驾驶室跳下来，挥动胖胖的双手制止道。见一个个包裹重新放下地，她满意地点了点头挥挥手，然后信步向这边走过来。她手里捏着一张纸，对着我们这群人十分和气地喊道：“陶瓷厂的知青们请过来一下。我念到名字的，才可以上车啊。”
　　 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脸腾地烧红了，本能地预感在我身上可能马上将要发生什么。我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躲在他人身后，下意识地回头张望身后的陶瓷厂厂区。
　　 女主任说话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下了驾驶室，她手里提着几只胸佩大红花。
　　 “王旗”“苟富容”“张卫东”女主任不慌不忙连续念了五六个名字，每念到一个名字，就认真注视一眼走向她的知青。她让叫到名字的知青站在她身边排好队。女青年则满脸笑容地走上前去，为每一个人戴上一朵大红花。
　　 女主任放下手举着的名单，似乎已经念完名字，扭头看看满面红光的几个陶瓷厂知青，点点头，亲切地笑了。
　　 一会儿，女主任又回过头来，挺挺胸膛，笑容可掬地喊道：“好啦，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吗？请举一下手，让我看看。”她眯缝起眼睛，向着人群缓缓环视搜索。
　　 我有些麻木地举起了手，双眼在人群里悄悄环望，胆怯地希望还有和我一样需要举手的人。但是，人群中只有我孤零零地举着手。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望向我，目光里有惊讶，也有无动于衷，更多的是同情。
　　 女主任目光来回扫描了几遍人群，然后示意我把手放下，高声喊道：“还有没念到名字的知青吗？”停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人群中鸦雀无声。接着，她慢慢走近我，轻轻拍拍我的脸蛋既称赞又惋惜地说：“好漂亮的小姑娘啊！哎，可惜了！”停了停，又说，“哦，你，你，就不用上这辆车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县城边的三路口搬运站等着，你去那个公社会派人来接你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大家都听到了。
　　 女主任说完话，一副怜爱的样子拍拍我的肩，伸出手弄弄我的衣领，意味深长地说：“好了，就这样吧。你好自为之，来日方长啊。”回过身去，紧走几步，利索地指挥着王旗几个爬上了车后，自己才爬进驾驶室，低声命令开车，也不忘把白胖胖的手放在车窗上，满脸堆笑，向着一言不发站在原地的人群亲切地挥动。
　　 接知青的汽车鸣了两声喇叭，绝尘而去。
　　 剩下我一个本该上车却没上得了车的知青还呆在原地，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不敢说什么，只是悄悄叹了一口气，觉到十分羞愧和尴尬，恨不得马上钻进地下去。弟弟望着远去的汽车，咬牙切齿地骂道：“狗东西，老子一定要把你的汽车砸得稀巴烂！”
　　 陶瓷厂的工人和家属们见她们如此欺负人，气不过，高声骂起来。人们围过来，有的关心，安慰我，有的劝慰在一旁默默悲泪的母亲。
　　 消息很快传进厂里。不一会儿，冲出来七八个情绪激动满脸愤怒的叔叔伯伯，看样子他们是还在上班的工人师傅。
　　 “这不是狗眼看人低，瞧不起人吗？象什么话？”他们中有个高嗓门忿忿不平地吼道。他拾起一块石子，本欲掷向公路转而又狠狠地抛向公路边的堰塘。石子坠入水中，溅起一柱雪白的水花，荡起一圈圈涟漪轻击着塘边。他是陶瓷厂原料车间的肖主任，也是厂革委会一名不脱产的副主任，曾在部队当过汽车兵。他和父亲关系很好，我们都叫他肖叔叔。
　　 肖叔叔走近我身边，说：“咏玲，他们不让你坐车去，叔叔开车送你去。直接送到生产队，送拢你的新家。肖叔叔我还要带上你肖孃亲自帮你布置好你的新家，让你开开心心地开始新生活。可不可以？”
　　 “可以呀！”“当然好！”我喜出望外，破涕为笑连声叫道。我知道我是陶瓷厂原党委书记的女儿，比王旗他们几个知青更特殊，享受刚才知青办女主任这特殊的“礼遇”，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了，犹如我再遭人一次白眼一样。
　　 县知青办副主任为什么不让我上车，大家和我一样都心知肚明，因为我的父亲“死不悔改”，一直还在车间里劳动，有时候“加班”还要在厂门口扫大操场，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改造，一个季度经批准后才可以回家一次。王旗的父亲也是陶瓷厂原党委副书记兼厂长，但是他人聪明、“觉悟”早，几个月前就光荣地被“解放”了。
　　 肖叔叔很快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辆敞篷北京牌吉普车，他要带上他的妻子我的肖孃孃，亲自送我去我的新家。
　　 坐上吉普车，我一直回头张望，盼望看见我父亲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盼望他能来送送“离家远嫁”的女儿，我甚至想再看一眼他在大操场上加班劳动的样子。可是，厂区里机声隆隆，宽阔的操场上却看不见父亲一扫帚一扫帚认真扫地的模样。
　　 肖叔叔也弄来了一朵大红花要让我戴上，说：“他们有的，我们一样不少！怎么啦？就是要他们看清楚我们堂堂的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女儿，怕过谁？输过谁？”
　　 听着肖叔叔的话，特别是那句“堂堂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让我好激动，顿时热血沸腾，心里一阵滚烫。看着手里的大红花，我哭了，一粒粒豆大的泪珠“叭嗒叭嗒”落在红花上，浸润了一大遍，浸润处颜色更深更浓了。
　　 肖叔叔重重摁响了喇叭，吉普车在人们热烈的掌声里徐徐启动，人们紧跟着汽车，纷纷向我招手，真情地道着祝福。汽车加速了，我留恋不舍地回头再次张望我生活了多年的陶瓷厂。
　　 “再见了，我的陶瓷厂！再见了，我的小伙伴们！再见了，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我的家！”
　　 忽然，我看见在厂行政大楼那螺旋式楼梯上，一个高大的身影在迅速地拾梯而上，他目光一直望着渐行渐远的吉普车这边，不经意间跌倒了，痛苦地爬起来又继续攀爬……
　　 我的泪水奔涌而出，嗓子哽咽了，低低扬扬手，嘴张了张却没有发出声音。很快，我又收回低扬的手，咬咬牙，抹去泪水，回过头，放眼望向前方。
　　 前方，道路曲折却也宽广。
　　
　　 二
　　 从上初中后，我对父亲的感情一直是矛盾的。
　　 有时候，觉得父亲是一个好父亲。有本事，工作能力强，厂里绝大多数工人都很信任他，至今背地里都还称他是“我们工人的好书记”。父亲对我们子女、对母亲、对家庭都很好，负责任、和蔼可亲。我尤其记得他高兴时，总爱搂着我们几个子女，用他硬硬的络腮胡须不停地扎我们的脸蛋，扎得我们脸蛋生痛，心里却痒痒的十分舒服。我们在父亲有力的臂膀里奋力反抗挣扎，高声呼喊着“不要！不要！”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里渗透着我们子女们无限的欢乐。父亲也在我们的欢乐声里，感到了莫大的幸福，仰头哈哈大笑，常常是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做人不仅要光明磊落，而且要勇敢和坚强。记得我刚两岁时，他就坚决地要我学习游泳，说：即强身健体，又培养意志。他先手把手教了我两个示范动作，然后再让我学着比划了两下，就突然提起我的一条腿一只手臂，把我甩进奶奶屋前的堰塘，要我游泳。猛然被丢下水，我吓得大哭大叫，哭叫声撕心裂肺，也本能的一个劲地挣扎，双手双脚拼命地乱抓乱舞，情急之中自然用上了父亲教我的游泳动作。突然抛下个人来，吓得在塘中凫水的几只白鹅伸长脖子，惊慌地叫着，大张开双翅怆惶地逃飞。父亲不顾奶奶和母亲的责骂，站在堰塘边喊着我的名字，给我比划示范游泳动作，命令和鼓励我要勇敢地坚持。奶奶气不过，一把将父亲也推下堰塘，说：你跟我下去教！就这样，在父亲残酷的教育下，我很快学会了游泳，胆量随之也大了。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父亲，是他当初不近人情的决定，使我变得坚强。
　　 有时候，我又觉得父亲不是好父亲。他太顽固，不明智，不识时务，思想僵化，因而吃了不少苦头。记得到一次，在厂里大操场上，几个戴红袖箍的人当着台下的几百名工人群众，反扭着父亲双臂，要父亲承认自己在过去当书记时工作中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父亲坚决不承认，拿着那本小红书，引经据典，据理反驳。当时，我也在台下，眼中的父亲形象特别高大，金色的夕阳映照着他高高的个子更显魁伟。父亲昂着头，长长的已经过早花白的头发随风飘逸，高高的鼻梁、方正的脸膛对着霞光，象一座金色的巍峨的高山屹立在台上。父亲嘴角渗着血，还高唱着《国际歌》。歌中那句“要为真理而斗争”的铿锵誓言，至今还深深烙在我的心上。当时，同在台上的王厂长却显猥琐，还没轮到问他，就主动双膝跪地，头捣蒜似地连连承认自己过去执行了一条十分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连连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王厂长因为认罪态度好，马上被那几个人当场宣布“解放”了。王厂长感恩涕零，慌慌张张地滑下台，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中灰溜溜地跑走了。而父亲却因为太顽固，当场被戴上高高的尖尖帽，被押着在厂里游了几圈后，关进了牛棚子，不许回家，天天被押到车间干最重的体力活，接受群众的改造。
　　 父亲吃了苦头，我们也跟着吃了苦头。母亲从厂医务室“调到”了原料车间天天抡大锤，弟弟独自一人被分配到十里路外的一所村小学读一年级，妹妹进不了厂幼儿园。我也入不了共青团组织，初中毕业没了推荐读高中的资格。这不，初中刚毕业，还没有满十五周岁，就被赋予了“上山下乡”的资格，即刻离开家，去广阔的天地里任飞翔了。
　　 去广阔的天地里飞翔我不怕，从小就在农村奶奶家生活，到六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在农村跟着邻居姑姑叔叔挖过土，种过菜，割过牛草，放过鸭，能干的农活都干过，因此一般农活都不在乎。而在乎的，觉得最委屈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比如，我明明表现最好，学习成绩最好，老师同学们都百分之百推荐我读高中，结果却读不上高中；我明明是应该上车的下乡知青，却不让上车；还有到了农村，我写的好几篇广播稿交到公社广播站，站长都连连夸奖写得好，却从没有采用播出过一篇；其他知青下乡不久就当上了基干民兵，可以接触钢枪，每个季度集中训练一天，而我却连当普通民兵的资格都没有。
　　 好在大队党支部曾书记几次过问，才勉强当上了个普通民兵，那都还是下乡快一年的事了。
　　 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让我百思不解，也让本来幼稚单纯的我，逐渐变得寡言、深沉、稳重，甚至害怕、多疑、厌恨。
　　 如此烦恼，象挥之不去的幽灵常常萦绕着我，甚至在梦中。
　　 夜晚，我习惯地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手臂枕着头，目光从茅草屋顶的两片玻璃亮瓦望出去。天色漆黑，没有星星，什么也看不见，心里自然就天南地北的胡思乱想了。
　　 床前桌上的煤油灯在孤独的燃烧着自己，屋里散发着重重的煤焦油味道和微弱的光芒。光芒虽然微弱，却把我十来平米宽的新家照得特别地亮堂显宽敞。忽然，灯苗发出一声爆响，随着爆飞出去一丁点儿明亮的残丝，在桌下黑暗的灯影里划出一道明亮的孤线静静地落在了地上，慢慢的又是很快的熄灭了。桌下，又是一片暗黑。
　　 这是灯苗开花。灯苗开花在世人看来是吉祥的，预示着有好事将降临。
　　 但是，会有好事降临我头上吗？我不敢相信。
　　 我曾经多次冷静地分析过一切，坚定地认为，我现在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父亲。父亲如果仍然还“顽固不发”下去，我、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都不会遇有好事的。
　　 好事，已经远去，不会再与我们一家特别是我沾任何边了。
　　 由此，我想到我可能会一直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渐渐长大，在农村长成一个大姑娘。自然就联想到成大姑娘后人生应该经历的一切，以及以后生活中美好的、甜蜜的和幸福的，以及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还有免不了的瞌瞌碰碰都会让我变得世俗，甚至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