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时事述评】报道：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明目张胆地受贿官员很少。譬如收受红包、存折卡、金银首饰之类，已经不流行了。因为这种腐败形式比较扎眼，容易暴露，已被许多官员弃之不用。取而代之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打牌”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娱乐化的腐败方式大行其道。不少行贿人采取“打牌输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行贿，受贿方也乐得借此方法受贿。特别是手握实权的官员们，同巨富大贾们在高级俱乐部心照不宣地“打牌”，结果往往会令官员们一夜大发。
　　 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毕玉玺案虽然只是个案，但其背后犯罪形成的复杂动因值得深思。他的落马都与高速公路的修建有着密不可分。公路招标表面上看起来最公正，实际却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阶段。从招标开始，这些交通部门的官员们就要经历权钱的诱惑考验。在招标时，各种暗箱操作才使得肮脏的权钱交易顺利实现。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招投标方面的明确规定，要求招标公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毕玉玺选择的手段就是在招标中，事先向个别投标单位泄标露底，然后通过打牌实现受贿。他在任职期间，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贿赂总价值1040万元。其中350万就是从牌桌上“赢”回来的。
　　 唐文峰原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正厅级)，是牌桌上的“庄家”，大小通吃，他更是权力的“庄家”。主政10年大“赌”特“赌”，结果却“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他的所作所为打破了一项纪录，是迄今为止重庆犯罪金额最大的贪官。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余万元。熟悉唐文峰的人，都知道打牌赌博是他的最爱。聪明的企业老板每次打牌都会先拿一两万元“垫底费”交给唐文峰。虽然唐文峰“牌技”不错，70%都是赢，但有时遇到手气不好，把“垫底费”输光后，老板们还是要把赢的钱和“垫底费”全部返还给他。唐文峰先后收受7家公司老总所送的垫底牌款共计330万余元。
　　 武汉市政府原秘书长、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正厅级）因为喜好“打牌”走上了被告人席。湖北省检察院汉江分院指控梁耀源涉嫌49次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80余万元。行贿人利用约梁耀源“打牌”的方式向其行贿，在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中，多名行贿人先后15次邀约梁耀源“打牌”，借机向其行贿。
　　 上海普陀区区长的蔡志强，检方起诉并得到蔡承认的受贿284万巨款中，竟有30万是属于牌桌上“赢”来的“打牌活动费”。某公司大产证要分割为小产证，于是在蔡区长的牌桌上“分10次送了10万元”；某企业要承建项目，于是来打牌，“分3次送了6万元”；某企业要开发地块，于是也上牌桌，“分3次送了5万元”……蔡志强这个“区长”，恃权而为他人谋利，然后再从牌桌中“赢”回来，这几乎成了一种致富经济“模式”。
　　 为何官员们喜欢选择用打牌形式受贿，因为这样有许多好处：它说起来好听。这里的打牌，实际上就是赌博的代名词。但一说赌博，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个贬义词，不是领导干部所为。而打牌是个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在善良的老百姓心中，打牌，不就是一般性地玩玩，劳逸结合嘛。老百姓可以玩，领导干部也是人，当然也可以玩。殊不知这种领导干部参与的打牌，早已超出了正常娱乐的打牌范畴。他们不是玩的心跳，不是消磨时间，与老百姓玩牌是有本质的区别。官员们醉翁之意不在“玩牌”，在于收贿，那是一种交易或索贿的手段；送的人好找理由，既是打牌，肯定有赢有输，可这赢的总是一些官员们，输的人总是些大老板们，老板们不是技术差，就是手气背，他们投其所好，频频“点炮”，赌博过程遂成行贿过程。总之输得“心甘情愿”，而官员收起来总是心安理得。在许多贪官的心里，自己打牌赢钱是因为技术好、手气旺的缘故，是自己“劳动”所得，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易授人把柄。
　　 过去我们总是说，有些官员酷爱打牌，方城一起，通夜不眠，是种不良的“个人嗜好”。于是引古据今，苦口婆心，规劝他们注意“八小时之外”的娱乐活动，要高雅，要有度。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官员们酷爱的，哪里是区区一张麻将牌，哪里是54张扑克？他们真正“酷爱”的，原来是一捆捆的人民币。这哪里是什么“娱乐活动”，原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权钱交易。牌桌成了交易场，区区几张麻将牌变成了行贿的工具。其实，借打牌而“打通关节”，是过去以前一些企业，为了搞定客户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办法，借“输钱”而送钱来打开市场，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现在发展到“官商同桌一家亲”。为了结交官员，而借牌打点，为了攀权寻租，从几万几十万地“输”给掌权的官员。官员们为人谋利，公开收钱有所“不便”，所以伪装来打牌，实际上是来提现款的。这种掌权官员“玩牌”只赢不输，打牌成了官商勾连，共同吞食公权力的一种“有效”畅通方式。
　　 有了这些好处，官员们当然乐意经常打牌。那些下属和老板们看中了官员手中的权力，为了提拔重用或为了在工作、生意上得到“关照”，肯定会趋之若鹜，主动约官员打牌。一些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某单位、某人做了好事，谋了福利，自认为“有恩于人”后，也会主动约对方打牌，以求得回报。这种特殊的打牌法，其实是以“输钱、赢钱”转换成行贿受贿，或者说就是变相的行贿受贿。但前者比后者又确实隐蔽、安全得多。“打牌”，已成为某些官员受贿的重要渠道。它不仅严重败坏党纪国法，更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在群众中的威信，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打牌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采取得力措施，严管重罚。切莫以为只是“小节”问题而等闲视之。
　　 走私大鳄赖昌星，以前有一句经验之谈：“不怕官员讲原则，就怕官员没爱好。”他正是投其所好，利用牌局、美女把一个个官员拉下了水，结果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掉了脑袋。如此看来，官员若把握不住自己的爱好，后果是多么可怕。毕玉玺在接受纪检调查时自述：用打牌方式收取巨额财产，这完全是利欲熏心赌徒的心理，这时候什么党纪国法全忘了，极端的占有欲心理太强，最后结果就是人玩钱、钱玩人，自己彻底的被金钱毁掉了。
　　 在廉政机制和法律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在没有实现公共权力运行和对权力监督制约过程的高度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机制下，作为拥有重大决策权的领导者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公权私用。唐文峰在忏悔中写道：那些开发商的老总、很多承包商为什么喜欢找我打牌，并给我打牌的“垫底费”，因为他们都是冲着我手中的权来的。在我没掌权的时候，与这些人交往无非是吃喝，当我有权能办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与我有金钱来往了。因为我的权能给他们生财，这种朋友关系已经开始变味。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在与他们有了金钱关系后，我便再也不能做到公事公办。每次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为他们提供服务，有点工程就想着他们。他们有求，我必有应，我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成了金钱的奴隶。
　　 从这些贪官腐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权力过于集中，在缺乏广泛有效的监督后，使官员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个性，很多贪官们都是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摆设，把手中的权力当做自己敛财的工具。要想彻底改变官员玩牌只赢不输的“爱好”，消除这种腐败环境，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对现任一把手的制约机制。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扩大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的范围和渠道，推行重大事项听证制度，让“一把手”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赌塞贿赂漏洞。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官员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让权钱交易腐败现象无法隐藏。
　　 (2010-03-2717:2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