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个夏日，我从天堂度假村返回时，途中路过张家咀水库。站在高大的堤坝上，望着烟波浩渺的水库，不禁想起那水深百多米的底下，曾经是我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还有那段时间发生的往事。
　　 七十年代初的一年，那年我二十岁，刚分配到区卫生院工作。一个嘴上还没长毛的年轻医生，在群众中自然是没权威的，整日无所事事的我，闲得身上快要长出毛来，可就是有劲无处使。终于有一天，接到院领导通知，让我去张咀水库工地当名工地医生。闻听此讯，可高兴极了，一是因为终于找到用武之地；二是可以练练外科救护技术。
　　 那天，我带着药品器械和被窝，兴致勃勃地来到百多里外的工地时，看到到处红旗飘飘，人流熙来攘往，高分贝喇叭播放着歌曲，望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让我无比兴奋。张咀水库是举全县之力修建，一个昔日狭窄的山川，一下子容纳十多万劳动力，其人力密度可想而知。
　　 水库工地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县设指挥部，区、乡和大队，分别是团、营和连级建制，连为最基本单位。因为当地民房太少，民工宿营以茅棚为主，一个大队（连）几百人共一锅茶饭，除了早、晚餐可以在工棚里吃饭，中餐都是吃在工地。
　　 我在工地住的也是茅棚。茅棚是介字形，树木作支架，苞茅覆盖，竹枝扎成墙壁。卧铺是木条、茅草铺就。一栋茅棚可住五六十人，晚上睡在卧铺，听鼾声此起彼伏，闻山风呼呼猛啸。在我的人生中，以茅棚为宿，恐怕就是这一次了。
　　 修建水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靠人力挖山、运土、筑坝，望着工地蚂蚁般人群来来往往地奔走，看似杂乱无章，但管理是有序的。
　　 我喜欢听工地大喇叭播出的号角，每天清晨，急骤而又热烈的号角响起，民工们从山间一栋栋茅棚里走出，不多时，汇成一支支劳动大军，分赴各个工地。黄昏时，悠扬而又舒畅的号角响起，民工们收拾工具，载着满身的尘土，拖着疲劳的脚步，缓缓地往自己的窝棚走去。
　　 我喜欢听叮叮当当的打炮眼声。打炮眼时，三人一组，他们头戴藤帽，身上绷着吊绳，一人蹲着稳住钢钎，另两人各抡着八磅铁锤，眼睛盯着钢钎顶端，每一锤经过360度旋转后产生的贯力，精准地落在钢钎上。一般每一锤使钢钎深入岩石的长度不到几毫米，每个炮眼最低得30厘米深，这意味着每个炮眼得抡几百下锤才能成功。因为吊在悬崖上的人没法歇息，只能持续重复着甩锤动作。如此危险场景，看得让人汗毛直立。现在回想起来，那民工的甩锤动作，犹如舞在石崖上的芭蕾；那清脆入耳的锤声，堪比一支乐队奏出的交响曲。
　　 在水库工地，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闻听隆隆炮声。每次爆破，都是在收工号声响后。如果说收工号能让人消除疲倦，爆炸区的警示鸣哨更催人脚步。待整个工地杳无人烟时，隆隆炮声让地动山摇，山石飞上云天，山体轰然塌下，尘埃雾满山川。闻着浓浓的硝烟味，让人有种身临战场的感觉。
　　 我喜欢看坝堤上打硪的场景。水库大坝是决定性工程，坝堤是否结实，决定水库能否成功蓄水，能否经得起山洪的冲击，所以填在坝堤上的土壤，必须层层夯实。长达两百多米的坝面，有几十组打硪人。粗笨的石硪，五六百斤重，打硪人拉着硪绳，随着硪歌唱和，石硪随声弹起，接着重重落下。我喜欢听声调高亢、节奏感强的硪歌，惊叹打硪人齐心协力的力量发挥。
　　 修建水库最繁重的劳动，是往坝堤上运土填方，几乎动用了工地80％劳动力。望着浩浩荡荡的人力大军，他们有的挑着土筐，有的推着车子，将几里路外的土壤运往坝堤。这时，如果看一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若看整体力量，真的让人佩服群众力量的伟大。
　　 望着这些披星戴月、挥汗如雨的人们，你问他们有报酬吗，答案是没有！他们舍下家中老小，丢下各自的农活儿，千军万马齐上阵，心中只有要完成的工程任务，还有摊派的义务工。看着坝堤一天天地升高，是对他们内心最好的慰藉。为了国家水利建设，他们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的精神，应该是伟大的。
　　 我在水库工地承担一个区（团）近万人的医疗保障工作，每天背着珍箱来回出现在各个工地，穿插在每栋工棚，虽然比较繁忙，但比在卫生院更加充实。在工地担负医疗工作，比在临床科室有不同特点，因为这些民工除了吃饭，根本没歇气功夫，一些外伤清创、包扎都是在他们劳动过程中进行。民工对我们工作有句诙谐的形容：“红汞碘酒，搽了就走。”这确实是工地医生的工作写照。其实，也不全是这样。因为工地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年龄较大或女性民工多容易生病。除了定时巡诊，急诊得随叫随到；若是白天不能出工的，还得进棚照料；为提防工伤事故发生，每次爆破，我是最后撤离现场。若是耽误民工病情，或是工伤处置不及时，可要承担责任的，那时候的责任非常严苛，动不动上纲上线，弄不好会丢了饭碗。
　　 这么大的工程，严重的工伤事故是避免不了的。记得有一次，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在一个陡坡上，被后面急速而来的板车扎伤腿部，因为伤势严重，我急忙将她转往工地医院。后经清创检查，发现是大腿粉碎性骨折，必须做截肢处理。截肢时，尽管做了全麻，我依然紧紧握住姑娘的双手，想让她的伤痛能传到我身上，听着锯子在她大腿上发出嗞嗞声，我的心在紧张地萎缩。心里想，这么年轻的姑娘，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很多年后，我特地去了一趟她家，知道她已经有了一双可爱的孩子，她能用坚强的毅力撑持着幸福的小家，看到如此，我心里感到坦然了。
　　 在那个年代，修建这样大的工程，虽然行政的组织力、执行力强大，但宣传鼓动依然发挥很大的作用。那时，每个区都有文艺宣传队，他们深入工地或营区表演节目。而最能鼓舞人的是受到工地大喇叭表彰，被表彰的人立马名扬全县。干部被表彰，会得到提拔；民工被表彰，会得到一定的奖励。其实，我不仅是位工地医生，还是位通讯员，很多先进事迹通过我的妙笔生花，被宣扬出去。听到工地大喇叭播出的是我写的稿子，我同被表扬的人一样，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我家18岁的妹妹也在水库工地。没办法，我哥哥在外地当兵，我在外面工作，年幼的小妹还在读书，母亲得照顾爷爷奶奶，只好让刚成年的妹妹当一个劳力来工地了。一天，我去老家所在的工棚去看望，正好看到妹妹头上戴着草帽，脖子上搭了条毛巾，一身沾满尘土的衣服，已经分不出颜色，手捧着搪瓷碗正在吃饭，下饭的菜是一竹筒快长霉的腌菜。我问妹妹在工地做什么，妹妹说她是抡大锤的爆破工，我立即拿住她的手，只见手掌全是茧子，有的茧子已经磨破，有的茧子开始溃烂。这一刻，我既担心又疼心，但又能为她做什么呢！我默默打开随身诊箱，往妹妹手掌上了些药，用绷带包扎好，说了些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让她注意安全。回来的路上，我的双脚像灌满了铅，步覆蹒跚地回到自己的工棚。
　　 因为水库扩容，需要搬走一些库区原住民。我住的地方叫刘家咀，是个有百多年历史的居住区。库区移民时，所有住户都搬走了，连祖坟都被迁移。水库动工时，还有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愣是没动。有天黎明，我出诊回来经过坟山时，看到一个头戴黑巾，身着黑袍，脚穿黑布鞋的老人，正从一个新刨的坟坑里爬了出来，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壮着胆子走近一看，正是最后一个没离开库区的刘大爷。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老爷子说，他只是想在老祖宗住地睡一晚。第二天，老爷子自己离开住了几十年的旧地。此等怪事，其实反映了一个老人故土难离的心结。
　　 还没等水库工程竣工，我被调岗回到原单位。一项事业的成功，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确实如此，修建张咀水库，有的人命运拐点向好的方向发展，有的因责任事故而跌落在仕途的阶梯下，唯有命运不变的是广大民工。
　　 坐在坝堤憩息之间，看到远处有艘小船向近前驶来，船上的人不紧不慢地摇着双桨，姿势有几分优美，看船头分出的层层波浪，不禁让人感慨，人老了，很多人生往事，只有触景生情，才能在脑海里激起记忆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