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八岁的时候，三十里铺称之为“公社”。十来岁的时候，就改革了，改成“乡”了。不过学校还是原来的样子，三排红砖瓦房，十几棵老榆树、老青杨。大门口的砖柱子上抹着青灰的水泥，青灰的水泥上刻着大大的字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字原本是刷着红油漆的，日子久了，斑驳脱落。
　　 没有操场，不过课间操还是要做的，好像是第六套。一、二、三、四、五年级，都挤在狭小的院子里，伸胳膊踢腿再弯腰。放学时也要列队。体育委员生得黝黑结实，“立正、稍息”喊口号。之后文艺委员起个头儿，大家一起唱，唱《少年祖国的春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委员好像叫张春景，细高个子，白白净净，嗓音也脆生生好听。恰如春天，一种明丽的风景。那时候学习没有压力，行就念，不行就散。大家都乐于搞文艺，搞体育，借着时机休息休息。
　　 数学老师叫柳化杰。关公一般的赤红脸，言语却很和善，极少教训这个，教训那个。一日上数学课，不知为何，柳老师讲着讲着就跑题了，说：“咱们三十里铺出了个大作家，就是东边大徐庄的，叫刘文忠。他写了小说发在《山东文学》上，入了作协，很有影响。”说话的语气很有些骄傲，好像那刘文忠是他的什么什么亲人。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权当新闻听听，并没有什么触动。
　　 三十里铺的初中，就在小学的斜对过。很宽阔，院子大，房子也多。我们那一级属于“十八级”，初始五个班，后来整合成四个班。教我们语文的姓李，叫李文海。个不高，瘦瘦的，安稳而文气，典型的书生气息。待教到杨朔的《香山红叶》，李老师就来了兴趣，出一篇作文让大家写。写家乡的秋天，写树林，写庄稼，写野花。写完交上去，我的作文本上批着红红的“甲”。评语也是拿红笔写的，大体是：文笔流畅，观察细腻，用词新鲜。还当作范文，在班上读了一遍。读得我低头抠弄着手指甲，神情很不自然。
　　 似乎就是那之后，我渐渐对文学有点点喜欢。喜欢读杨朔的散文，喜欢读朱自清的散文，更喜欢读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不过那时除了语文课本，读得最多的还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说多，其实也就那么三五本。那时，三十里铺的新华书店已经关门，偶尔能从同学那里淘换到一两本。写作文，除了老师布置的题目，自己也胡乱写些别的。感觉自己命题很是有趣，也很有意义。想些什么就写什么，想写如何就写如何。校园里老柳树很多，校舍青青，杨柳婆娑。有一篇作文，就是写老柳树的。校园里还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一大片泡桐树，开出的花朵紫红紫红。
　　 感觉到了高中，就没有初中那么轻松。校园的景色也不行。一栋四层的教学楼刚刚完工，外墙是淡青色的，水刷石的；地板是杂色的，水磨石的。虽说比红砖房气派许多，可是校园里树木太少了。稀稀拉拉那么几棵，又大都是新栽种的，枝不繁叶不茂，细细弱弱。操场倒是挺大，有打乒乓的水泥台子，有篮球架，就是地面没有硬化，一跑步漫天尘土。高中的学生大都板板正正，下课写，上课听，似乎除了学习，别的兴趣都不那么浓。记得春天开运动会，我们二十六级三班没几个人报名。跳远、跳高、铅球、铁饼，很多项目都是空缺的。倒是有一个叫陶华的女生，报了四百米，还拿了第一。陶华的性情就像她的姓名，爱说话，留着短发，脸蛋很白，眼睛也很大。她坐在教室里，就像一朵随意开放的野花，红艳着芳香着，总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
　　 还有一个女生叫魏霞，虽说也留着短头发，可性情和陶华大不相同。魏霞不爱说话，眼睛似清澈的水波，脸蛋似洁白的莲花。她的作文也像她的人一样，清丽秀气，有白莲花一样的清香和质地。县里举办中学生作文大赛，她的文章高中组第一。教学楼前的黑板报上，还写着她的一首小诗：“七月，我们聚在这里，又在七月别离。映日荷花的年纪，杨柳依依的思绪。”我后悔没能将那首诗抄下来，只朦胧记得其中几句。
　　 那时我分在理科，每日里劳苦于那些函数和方程。不过语文仍是最爱的，读了《唐诗选》，读了《宋词选》，读了几十首诗经。又从牙缝里挤出些钢镚，到大门口的书报亭，买了几本《十月》、《收获》、《山东文学》什么的。高中不需要抒情，老师布置的题目大都是议论，论史论今，论党论政。记得高考时，作文题目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光抒情不行，你得有议论，议论为纲，辅以抒情。偏偏我是个不善于议论的，想那作文的分数定不会很高的。
　　 学校里有个文学社，叫“彩贝”，七彩的小贝壳。成员大都是高一、高二的，到了高三也就实际上退社了，不在那油印的社刊上发表些什么。同学刘辉钢笔字好，尤其是隶书。在社里负责刻板，一只尖尖的铁笔，在蜡纸上吱吱咯咯地刻着。一张张刻完，再到学校的油印室印刷。滚子上刷满油墨，在蜡纸上那么一滚，黑黑的墨水就洇到白白的纸张上去了。后来我入社就接替了这份工作，刘辉也就解脱了，每日里钻研他的学课。看着他认真学习的样子，我玩笑说：“你把我拉下水，自己却爬到岸上去了。”
　　 “彩贝”的社长叫孙斌，字少卿，南镇栾官屯人。他的风流在学校是数得着的，诗写得好，字也写得飘逸。在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大赛中拿了第三名，书桌里有一本红红的获奖证，一本青青的获奖诗集。他采了职高的校花郭亚楠，凭借的就是他的几首诗歌，和一张洒脱不羁的口舌。郭亚楠是那种娇小的、娇嫩的、娇滴滴的女生。爱笑，笑起来像春风摇动银铃。热恋那阵子，孙斌成天价往职高那里跑，骑着自行车，挎着绿书包。时不时把我也拽上，说：“别老在课桌上趴着，眼都瞎了，心都呆了。”职高离我们学校十多里地，一个在西北角，一个在东南角。郭亚楠学的是幼师，功课稀松了了。有大把的时间和孙斌到处乱跑，小树林里，北湖边上，还有寂静的烈士纪念堂。我说：“收收心吧，社里一大堆工作。”孙斌哈哈笑着：“人需要刻苦的工作，更需要甜蜜的生活。我需要女人，女人需要我。”
　　 说笑归说笑，孙斌这个社长还是绝对合格。不知如何，他就联络了其他一些文学社，有阳谷的，有东阿的，北京那一片也有人和他联络。那时，县文化馆建在北湖的边上。一个小院，两层小楼。冬青碧碧，垂柳依依。孙斌往文化馆跑了几趟，就鼓动馆长牵头，在我们学校的大会议室，举办了一次笔会。百十口子人，女女男男，有白发的老师，更有黑发的少年。你发言了我发言，你留言了我留言。那热情恰如三月的繁花，恰如七月的芳草，恰如月圆之夜江水涨潮。那年月，正是纯文学发展的好年月。好的作家，一个个立起来；好的刊物，一本本发出来。遍地的文学社，如天空的星星闪动，如秋日的果子红红。笔会开得很圆满，孙斌却说有些遗憾，说邀请了老师刘文忠，他却未能成行。于是，孙斌决意到三十里铺的大徐庄，登门拜访。
　　 高唐县城的鼓楼路上，有一家保安公司。公司里有一个叫田瑜的，和刘文忠老师住一个村庄。二十多岁，尚未婚配。瘦削却极有精神，善言辞却又不失沉稳。田瑜也喜欢写东西，有些文章就印在我们的《彩贝文学》上。他的原稿更漂亮，行书写得潇洒而不失端庄。一个暑假的中午，田瑜引着我和孙斌来到刘文忠老师家中。那个院子很普通，四间土坯平房，一圈泥巴矮墙。那些靠墙而生的老枣树、老榆树倒是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浓绿着。
　　 刘老师给棉花打药还未归来，只有他爱人忙活着烧火做饭，扎着青布围裙，双手沾满白面。在堂屋里做了好一阵子，院子里才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药水湿透的青布裤子，汗水湿透的青布褂子。黑黑的皮肤，在火辣的阳光下闪着微光。我和孙斌赶紧迎出去，一一握手问候。刘老师点头微笑，说：“来了，屋里坐吧。”并未有我想象的那般热情。即便坐下来攀谈，他也是不急不躁，不紧不慢。谈文学，也谈些家长里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奇崛的语言。那做派就是个老农，就是一株老玉米扎根在田野中。
　　 刘老师自己掏钱，买了台最简单的铅印机。白日里下地劳作，深夜里印刷排板。那刊物的名字叫《大地》，比“彩贝”二字大气多了，震撼多了。里面的文章有散文，有诗歌，更多的是小说。刘老师崇拜鲁迅，小说也颇有鲁迅的深邃和气魄。他赠我的那期有一篇《黄河故道》，文笔极好，内涵也极好。只是那文章太过尖锐，直刺骨髓，很不讨头头脑脑们喜欢，也就少有作品见诸名门正派的报刊。
　　 刘老师的人品亦如他的文品，说实话，说有力度有深度的话。每一篇文章都沉甸甸，冰冷的芒刺里燃烧着烈烈的火焰。只是这火焰也烧毁了他自己的前程，直到现在依旧在村里劳动，阶级本质上依旧是一位老农。额头渐渐荒芜，脊背渐渐弯曲。他是个作家的事，他会写文章的事，极少有谁提及。
　　 有很长一段时间，田瑜都是《彩贝文学》的主编。与我和孙斌结成铁三角，时常在一块饮酒作文，谈古论今。在地为山，直冲云霄；在海为涛，澎湃呼啸。那墨香和酒香，直到如今仍在九肠里回荡。孙斌狂放，喜欢醉后仰天长啸，泼墨挥毫。田瑜沉稳，总在酒后若有所思，话语也变得深沉。而最沉默的就是我，静静听着，静静看着。那段时光几乎可以说辉煌，几乎可以说放浪，几乎可以说浩荡。如春风，如海浪，如阳光。
　　 只是后来，田瑜去了乡里的民政，又辗转做了民警。穿绿制服，戴大盖帽，闲暇帮着媳妇做广告推销。虽说仍旧是写文章，但那些都是公文，都是公事，都有固定的格式。套话连篇，一律千篇。如此倒也省心省事，不必冥思苦想，布局谋篇。不会失言，招来祸端。
　　 北京闹学潮那年，社里的高明刚写了篇文章，言辞激昂，主张也去北京走一趟。孙斌不许，召集大会和他辩论。高明刚口才很好，你批他时，他嘴角上翘，似笑非笑；他批你时，也是嘴角上翘，似笑非笑。孙斌辩不过他，气得脖子都红了，青筋跳起老高。我又不善说话，三两句就败下阵，紧闭了嘴唇。倒是魏霞敢说话，眼神少有的凌厉，看得高明刚没了话语，低头不语。那样子全然不是个写抒情诗的少女，倒似沙场上的穆桂英、梁红玉。那之后，孙斌就极喜欢她。一次醉酒偷偷对我说：郭亚楠比不上魏霞。我说：你是社长，你得正经点。
　　 批斗会后，高明刚依旧不服气。见了孙斌，斜目相向，社也退了，还写了些针对社团的文章。孙斌约他，到学校后面的杨树林单独谈谈。高明刚以为孙斌要和他决战，就拉上两个朋友一起去了树林那边。正值秋季，落叶萧萧，大雁南去。没几句话，几个人就动手了，打得孙斌鼻嘴流血，一滴一滴落于脚下的树叶。
　　 事情，校领导很快知道。高明刚离校，孙斌退学，文学社解散，那油印的杂志停刊。教学楼四楼的那三间，原本属于我们社团，也被教务长咔嚓锁住，再不许入住。玻璃窗中，空空的条桌，空空的板凳。书架上的《文学知识》、《校园文学》、《少男少女》，再没有人去拿取，再没有人去读取。
　　 两个月前，这屋子里还有一场惬意的联欢。葵花籽、白开水，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着红灯笼，画着红睡莲。孙斌的吉他弹得很烂，就是胆大，敢弹。魏霞的嗓音很甜，她读她自己的诗歌，出水的荷花一般亭亭立着。还有一个女孩是新入社的，高一的，叫叶红。娇小玲珑，而又透着机灵，眼睛会说话一样亮晶晶闪动。她不会唱，也不会跳，就爱歪着头和你说话，和你辩论。有时辩不过就小嘴撅着，扭过头不理你。你还得笑嘻嘻跟她缓和，跟她赔礼。我也献了一首歌，叫《驿动的心》。孙斌说：太深沉，不能活跃气氛，给你打五十分。
　　 “七月，我们聚在这里，又在七月别离。映日荷花的年纪，杨柳依依的思绪。”魏霞的这首诗，就是我们的开始和结局，就是我们的序曲和终曲。她考上大学去了南方，后来又留学，去了西方。孙斌也不再写他的文章，在村里开了一家石材厂，造些花岗石和大理石，天天忙生意，日日跑市场。还和郭亚楠耍脾气，闹了一场又一场。
　　 高考落榜，我打工去了北方。后来又做建材生意，去了遥远的南方，就在湖北的长江边上，关二爷曾经镇守的地方。那古城，那古城墙，那古城墙上的荒草和青苔。每每登临，望长江滚滚，天高云淡，就总想写些什么，可不知为何，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