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蹲在大门外，一动不动，就像一头把门的老青石狮子。孙子的旧作业本卷的喇叭烟，叼在灰暗的嘴唇间。青烟缭绕着他有些浮肿的眼，又凝聚在额头的皱纹里，久久不散。那座大门，是父亲年轻时亲手盖起来的。黑漆榆木门扇，黄铜门环拉手。去年贴的门神虽已发白褪色，可秦琼和尉迟恭却仍威武生动。青砖拱券，白灰抹缝；土坯墙体，外涂黄泥。墙上还用红砖，镶嵌着大灯笼。
　　 顶上的花墙，拿小青瓦摆成铜钱形。父亲说，盖大门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在马颊河沿上和泥脱坯，头晌一百个，过晌一百个，一天脱二百个大土坯。驶着毛驴车，跑二十里地去清平镇窑厂拉砖。一车拉五百块，一块砖五斤沉，五五两千五百斤。车轱辘都压扁啦，累得大黑驴直淌汗。一路都是沙土面子，上坡下沟的，父亲就撅着屁股在后面推。锯掉天井里那棵半百的老榆树，去枝扒皮，请村里的老木匠打了两扇榆木大门，那个厚实，那个结实。不用刷漆，自能挡风遮雨，百年不腐。请来那几个垒砖的，都是成了手的老瓦匠。青砖放得平稳，白灰抹得匀称，墙角垂得笔直，结实得很。
　　 大门盖好了，村里人都走来观看，咂着舌头说：这门楼盖得有气派，大门洞子五尺八，大骡子拉一车棒子秸都能驶进去。爹咧开大嘴笑，拔拔胸脯，挺挺脖子。专门从代销点上买来一盒“泉城”烟，一棵一棵分给大伙抽。整整二十棵，分了个干净。
　　 大门里，那一刬五间土坯平房，也是父亲亲手盖起来的。四面墙角和门窗两边，红砖到顶，白灰填缝。中间的土坯墙，先拿麦秸泥抹了，再粉一层洁白的石灰膏。这种房屋有一个优雅的，大家闺秀样的名字，叫“金镶玉”。那红红的砖好比金，那粉白的墙好比玉。挖地脚，砸石夯，垒红砖，扛土坯，上大梁，抹大泥。开春一个月，那五间房子就雨后的笋子般立了起来。新簇簇的，亮堂堂的，散发着黄泥的香味，散发着白灰的香味，散发着榆木大梁的香味。请来村里的老账房先生，毛笔大楷，大吉大利。红红的纸贴在大梁上，贴在门框上，贴在窗户上。
　　 青砖垒锅头，土坯盘大炕。八印的大铁锅里，咕嘟嘟熬小米稀饭，哧啦啦炒白菜豆腐。金黄的棒子面饼子贴在锅帮上，一兜面的红薯、番瓜熥在锅梁上。风箱呼哒呼哒响，木柴哔哔啵啵唱。白色的蒸汽从松木锅盖下钻出来，飘得满屋子香。一家人坐着马扎、风箱，围着锅头吃饭。小米饭养人，大饼子养人，大白菜养人，甜红薯养人。孩子们一个个多起来，一个个大起来。晚上睡大土炕，顺着炕沿一溜脑袋瓜。磨牙的，蹬被子的，说梦话的。娘盘坐在炕尾，嗡嗡嗡地纺线。爹坐在炕沿上，吸着旱烟，跟串门的人说些闲话。窗台上油灯摇曳，墙壁上人影摇曳。墙上贴着“喜鹊闹梅”，贴着“莲年有鱼”。老寿星托着仙桃，拄着拐杖。财神爷抱着如意，拿着元宝。也有几张孩子们买的明星画，女人的漂亮脸蛋，在油灯下熠熠闪光。被灶烟熏黑的门框上，不知哪个用粉笔绘了几条小鱼，画了一只公鸡。
　　 黑漆八仙桌迎门摆放。搪瓷的茶盘，白瓷的茶碗，老茶壶上有两根黄铜的提梁。红漆的梳妆盒，拿金漆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方形的大玻璃镜上，绘了几只燕子，几枝桃花，几枝翠绿的柳条。那是母亲最值钱的嫁妆，明晃晃的镜子，曾几多次欣赏过她年轻的容颜。小抽屉里的桃木梳子，曾几多次梳理过她青青的心思。大姐用它照着扎辫子，二哥用它照着挤青春痘。过年穿新衣，小弟站在镜子前臭美了好几分钟。八仙桌上，木壳的老戏匣子已经不会唱了。唯有那木壳的老挂钟，依旧固执地摆动着，嘀嗒嘀嗒重复着寂寞。
　　 母亲将那些老物件，一件一件地搬到三轮车上，就像捧着佛龛一样。倒腾古董的小贩，举着小喇叭不耐其烦地吆喝，绕着三轮车团团转，就像贪吃的狗嗅到了某种腥味。母亲扭头看看父亲：“要不咱也卖了吧。”父亲慢慢站起来：“留着吧，又卖不了几个钱。”因为蹲得太久，父亲的老腿有些酸麻。他轻轻跺着脚，用粗糙的大手揉搓着膝盖。缓了好一阵子，方才慢慢走进堂屋里。屋里已是空空荡荡的，留下的只有那盘大土炕，只有那个大锅头。八印的大铁锅已经卖掉了，锅头上便留下一个圆圆的大大的洞。里面的草木灰还是温热的，散出一种特有的香味。以后的日子，这里就再也没有勺子碰锅沿的叮当声了，再也没有风箱拉动的呼哒声了，再也没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了。大炕上没有了蓝底白花的炕单，没有了团花牡丹的被褥，只有那张破了角的竹席单薄地躺在上面。父亲坐在炕沿上，身体的温热使炕沿上的青砖渐渐暖和起来。他卷了一支烟慢慢吸，习惯性地眯起眼睛，使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深刻，就像当初他跟串门的人聊家常一样。那有些浑浊的目光，透过烟雾环视墙上的年画。烟熏火燎的，年画有些黄旧，可画里的人依然笑得快乐从容，不为外面的嘈杂所动。
　　 屋外，几个收木料的男人引燃了汽油锯。刺耳的响声里，那棵老枣树吱呀呀倒下去，那棵老杏树吱呀呀倒下去，那棵老榆树吱呀呀倒下去。树上发黄的叶子扑簌簌落下来，撒的满院子都是。树枝折断，嘎巴嘎巴地响，就像骨头折断的声音一样。今年，枣花开得格外的香，枣子熟得格外的红。杏花开得格外的稠，杏子结得格外的多。那棵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的榆钱，把树枝都压弯了。母亲捋下榆钱，蒸了一锅榆钱窝窝。父亲蘸着蒜泥，就着疙瘩咸菜吃了三四个。金黄的杏子，摘下来都让孩子们吃了。红红的枣子摊在屋顶上晒干，准备过年时蒸年糕吃。这是这个小院子，为父亲、母亲和我们，奉献的最后一餐。现在它们都被分割成数段，横七竖八地捆在拖拉机上，就像捆着一帮刑犯。院子里瞬间变得空空荡荡，只有几棵树桩裸着他们白色的伤口。似乎有液体，从伤口里慢慢渗出来，慢慢流进树下的泥土里。
　　 那几只老母鸡已经卖掉了，鸡栏里只留下它们下蛋的草窝窝和几支脱落的羽毛。那条小黄狗也卖掉了，它吃饭的搪瓷盆子仍摆在影壁墙的后面。那头老黄牛，是昨天才被牛贩子牵走的。老黄牛磨磨蹭蹭地不想走，牛贩子扯着鼻子用力拽，将牛鼻子扯得老长。父亲就有些急躁，说：“你不会轻点，它也是个生灵哩。”到晚上母亲红着眼说：“俺看见老牛掉了一滴泪。”父亲只是沉默，使劲吸着烟，好久才说：“那小洋楼里没有它的窝啊。”
　　 不远处，挖掘机呜呜叫着，翻斗车呜呜叫着。屋顶和墙壁轰隆隆坍塌下去，闹地震一样尘土飞扬。黄色的尘埃升腾直上，将秋日蓝蓝的天染得都变了模样。土坯碎裂，砖瓦碎裂，门窗碎裂。原本宁静的小村子，就像经历着一场战争的浩劫，微微颤抖着，微微瑟缩着，好像是躲避着炮弹的老人。喜鹊惊飞，麻雀逃离，老鼠们在洞穴里挤成一团。屋檐下的雀巢倾覆于地面，鸟蛋破碎，热乎乎的蛋黄撒了一片。人们都立在自家的宅子附近，麻木地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铁爪子，将自己的家夷为废墟。随着墙壁的坍塌，上面贴的年画哧啦啦撕裂，一张张笑脸撕裂，一条条鲤鱼撕裂，一只只喜鹊撕裂。
　　 母亲刚把三轮车推出院子，一辆红色的崭新的挖掘机就轰隆隆驶来。钢铁的履带把胡同里铺的红砖咯嘣咯嘣碾碎，巨大的震颤由泥土传到父亲的脚底，再由脚底传到父亲的心里。父亲默默地走出堂屋，走出天井，走出大门，走出胡同。脊背忽然地就有些弯，就有些驼。他在胡同口立住，听到身后轰隆一声巨响，就如天上投下一颗炮弹，炸在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宅子上。这老宅子是爷爷传给他的，是老爷爷传给他的。爷爷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老爷爷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一茬又一茬的汉子，一茬又一茬的女人，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就像那棵老枣树，年年开出芳香的花；就像那棵老杏树，年年结出甜蜜的果。每一块土坯里，都含着汗水的咸味；每一条砖缝里，都藏着绵长的话语；每一捧泥土里，都蕴着古老的故事。在自家的房屋倒塌的那一瞬，我看见父亲的背影微微一抖，一瞬间就抖落了那些味道，抖落了那些话语，抖落了那些故事。但他没有回头，驼着背走出了胡同，走出了村口，走到了离村子远些的田地里。
　　 机器的轰鸣声渐渐远了，房舍的倒塌声渐渐远了。秋日的田野异常宁静。没有风，阳光金黄，麦苗青青。一捆一捆的棒子秸攒在一起，尖尖的小山一样孤立。野兔呀，黄鼠狼呀，就在那里面栖息。从村子里逃出的麻雀和喜鹊，胡乱散落在麦田间，神情呆滞而又充满茫然。茫然地望着远处，那高高升腾的尘土。父亲蹲在麦田间，伸出干枯的手抚摸那些水嫩的麦苗。在阳光的照射下，麦苗几乎是半透明的，里面盈满新鲜的水分。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秋雨，泥土湿润。捧在手里凑到鼻尖，那种特有的香气朴实而又厚重。恰如父亲和他的父辈们，朴实而又厚重的性情，朴实而又厚重的生命。
　　 青砖大门轰然倒塌，土坯堂屋轰然倒塌。扑面的尘埃迷了母亲的眼睛。她使劲揉搓着，揉得两眼通红。扭头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就嘱咐我说：“去找找你爹，又跑哪儿去了，没魂似的。”我一路寻来，望见父亲蹲在麦地里一动不动，就像收获之后，失去水分的庄稼秸秆。太阳西斜，光线渐红渐暗，将父亲黑黑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我悄悄靠近，悄悄蹲在父亲身边。父亲从荷包里掏出纸条和盛烟叶的小铁盒，碎烟叶倒在纸条上，手指微微颤动着，好一会儿也没能卷成一支喇叭烟。我帮父亲卷好纸烟，又引燃打火机给他点上。青青的烟雾又开始在他的皱纹间缭绕，曲线优雅地缓缓飘散，就像过年给老祖宗上供，那黑瓷香炉里升起的烟雾一样。父亲眯起眼，透过烟雾望向远处的夕阳。夕阳很红很大，将整片原野都染成了朦胧的暗红色。就连村子里腾起的尘埃，也变成了一种暗红色，迷迷蒙蒙的。父亲说：“宅地收了，听说过几年这土地也要收上去？”我说：“没影的事，瞎说哩。”语气尽量地平缓，尽量地镇定。父亲也重复我的话，说：“没影的事，瞎说哩。”语气也尽量地平缓，尽量地镇定。
　　 父亲把烟头插进泥土中，站起身揉搓着麻木的双腿。望一望西边的夕阳，又望一望东边尘土弥漫的村子。我说：“回家吧爹，天都快黑了。”父亲说：“家？”再没有第二个字，从那厚厚的灰暗的嘴唇间吐出来。他在弯曲的田间小路绕来绕去，就像一只晚归的孤独的羊，似乎迷失了方向，又似乎走向回家的方向。
　　 我在后面默默地跟着，穿过一片干枯的棉柴，穿过一片落叶簌簌的杂树林子，穿过一片嫩绿的麦子地。布鞋蹚动枯草落叶，悉悉索索响。老祖宗们居住的坟茔，就安详地凸起在麦地间，一座挨着一座紧紧相连。父亲在那座最大的土堆前跪下去，点上一支烟插进泥土里，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好一阵沉默才问我：“听说这坟也要迁走，都迁到公墓里去？”我说：“没影的事，瞎说哩。”语气尽量地平缓，尽量地镇定。父亲也重复道：“没影的事，瞎说哩。”语气尽量地平缓，尽量地镇定。他慢慢站起来，在坟前往左迈了几步，又往右迈了几步，然后用手指在泥土上画了一个十字，说：“我死了就埋在这里，守祖。”我鼻子一酸，低头道：“没影的事，瞎说哩。”
　　 这一次，父亲没有重复我的话。默默踏着夕阳的余晖，走向那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的村子，实际已经不存在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