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天，全国各地也正在部署一场清理农村劳动力非法流入城市务工的运动。我便首当其冲被清理了，于是我被迫离开了岳阳芦溪湾，回到株洲坐在家中闷闷不乐。二弟三弟的境况好一点，因为他们是上门给人家打家具，只要居委会和派出所巡查的人没发现，他们还有活可以干，有钱可以挣。
　　 沒办法我只能是枯坐一隅，借书消愁。但我这人生性就不安分，我去理发时遇到了一位五十上下慈祥和蔼的女理发师。这位阿姨给我理发时，见我闷闷不乐，愁云满脸，于是她便问我怎么啦，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看阿姨关切的神情和亲切的面相，我心想阿姨一定是个好人。我便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把我的处境告诉了这位慈祥和蔼的阿姨。人有的时候，的确会碰到机缘巧合的好运。我向阿姨叙述了我的情况和苦恼后，想不到阿姨好生安慰了我一番，让我放心，她会帮我，让我第二天去找她。
　　 第二天我将信将疑找到了阿姨，阿姨让我跟她去了家里。原来阿姨的儿子也是下放到浏阳的知青，他不愿待在农村，而是长期滞留在城里打零工。阿姨有个表亲是居委会的主任，她便将阿姨的儿子介绍在居委会的维修队打零工。阿姨让她儿子谎称我是他儿子的同学，是因眼睛不好留城待业，希望也能让我在居委会维修队打一份零工。阿姨姓邓，他儿子让我叫他邓哥。这样我从岳阳回株洲家中仅枯坐了一星期，就又随邓哥去了居委会维修队。
　　 居委会维修队，分几个小组，承接街道工厂的维修工程，如围墙、下水道、门窗、地面等处的维修。工程量不大，任务亦不繁重，大多是做计时工，一天一块多钱的工钱。我开始跟随的小组，组长姓陈，刚刚结婚，年轻帅气，是土著的株洲人，就住在株洲化工厂附近。陈师傅生性乐观，为人善良质朴。他的泥工手艺不错，做事干脆利落不留死角，而且他喜欢一口气完成任务，不拖沓，哪怕一天的活一上午做完，下午去玩去休息都可以。我跟着他做副工，和水泥灰浆，担砖递灰。陈师傅喜欢做事的风格，我也挺认同的。所以我到居委会仅仅两三天，我和陈师傅便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陈师傅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跟他做事你一定要跟得上他的节奏，跟他合拍了，事情便会做得利索，任务完成得迅速。任务一完成，陈师傅就会兑现他的承诺，给你放假，让你去玩。陈师傅自己也是个特别喜欢玩的人，看电影、逛公园或没有目的瞎逛。我有时坐着他的单车到处去转，他还带着我去了他自己的家和他的岳家。
　　 但跟着陈师傅不久，维修队又进来了一位姓郭的女知青，她便被派到陈师傅的小组，跟了陈师傅。我便被派去另一个组，那个组的组长姓彭，五短三粗，满脸横肉，不好打交道。彭组长是邵东人，特爱吹牛皮，总是自夸自己的手艺有多精良，自己的工程完成得有多漂亮。其实跟他做事远没有跟陈师傅做事痛快，他对你吆三喝四，稍不如他的意，他还骂人，骂得很难听。休息时，他还要指派你为他干私活，帮他洗鞋袜，洗衣服甚至是连内短裤都要你洗。后来，我将这些告诉陈师傅后，陈师傅又争取让我回到了他的组上。
　　 在居委会维修队干了一段时间的活，我才知道，在维修队做零工的，很多都是不愿待在农村的插队知青。他们宁愿滞留在城里四处打零工，虽有一搭没一搭的，挣两个钱都难填饱肚子。但他们宁愿在城市里过这种近乎流浪和漂泊的生活，也不愿回他们下乡的地方去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说留在城里扫厕所，也强似在农村插队。能找到一份居委会维修队的活，那都是要凭关系的。在这里干活，赚钱多少是小事，关键是有一把保护伞罩着，不会被派出所和居委会清查。当然居委会的干部大多都知道，维修队里有许多不愿回农村的知青，也有不少因种种原因借口不愿上山下乡的待业青年，但他们睁一眼闭眼的，也不去揭穿这种现象。因他们自己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何况从骨子里他们对上山下乡的运动也有抵触情绪，同情已下到农村插队而遭遇艰难困苦的知青。
　　 当时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城乡体制让城市和农村都成了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农民被禁锢束缚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逼狭空间，农民经济状况恶劣，地位低下普遍被人瞧不起。尽管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广大城市青年动员下放农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壮劳力，在农村居然难养活自己，还要向本不富裕的城里亲人伸手要钱，才能买回那点难维持温饱的口粮。所以这也就阻止不了已下农村的知青回流城市，四处找活干，打零工。
　　 我所在维修队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精明干练的知识女性，气质优雅，端庄大气。齐肩的短发浓黑如漆，白净的脸膛笑容可掬。她是那种通透人生，熟稔政策，同情善良又不失原则的人。她凡事留一线，上下讲通融，所以她的工作和为人很受大家称道。她精明干练的背后是慈母贤妻的形象，她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她爱人是化工厂一车间主任，人显得十分年轻，尽管已是人到中年，但穿着打扮却时髦大方，处处体现出倜傥风流的气韵。她的两个儿子都生得玉树临风，帅气可人。大儿子也是下乡知青，长年在农村插队，很少回城。小儿子念初中，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她也就运用中庸之道的传统儒家思想在工作中玩转自如。
　　 我和陈师傅这一组是维修队的标杆，陈师傅也是在人际关系上属八面玲珑之人，所以主任很器重陈师傅，时不时也关切下我们这一组的维修工作。而我们这组承接的维修工程就比彭师傅那组多了许多，组里也来了许多打零工的知青和留城的待业青年。
　　 小郭也是下放浏阳的女知青，她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她对我说，八年的插队生活已让她对生活绝望透顶，她早已了无生趣。不是为了她的母亲和她的弟弟，她简直都想一瓶安眠药一吞，万事转头空。她家是株洲铁路机务段的，父亲是开火车的，早年因突发脑出血，死在了正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留下妈妈和一个哥哥及小弟，那年下乡是她自愿争取的。因为父亲死后，哥哥也辍学了，在社会上打零工补贴家用。妈妈是株洲轮胎厂的工人，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了一家生活。为了让哥哥留城，她便去了农村，原以为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三五年就会招工回城。谁知很多轮到她的机会都因她爷爷的政治身份，而旁落到别的出身好的知青身上。
　　 她对我说，下乡插队的前五年，她几乎是满腔热血都献给了她插队的农村，虽被树为优秀知青的代表，获奖无数，但这些光环不足以抵消她爷爷给她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失望至极后，她便回到城里四处奔波寻活干，以养活自己。如今24岁了，女孩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她却只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孑然一身，孤苦无助。母亲多次劝她在城里找个人嫁了，当个半边户算了。但她说，她不想那样，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更会害了自己将来的孩子。唉，又是一个天涯沦落人。于是我和小郭遂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说，我们啥事都谈。交谈一番心曲，我们便能换来暂时的一番麻木。我们的理念是，有钱的我难受，无钱的难相帮，风雨人生，苦捱日月。
　　 我去过小郭的家，她母亲五十多岁，亲切慈祥。她是广西人，年轻时应长得十分标致，如今虽徐娘半老，仍风韵犹存。小郭的弟弟正读高一，俊朗帅气，友好热情。小郭的妈妈烧一手好菜，尤其是腐竹烧肉，最是好吃。肉，红中透酱，绵软香糯；腐竹韧而不柴，脆爽香浓。饭桌上小郭的妈妈十分热情，把腐竹烧肉一个劲往我碗中夹，堆在饭碗里，只差扒饭没碰到鼻尖了。
　　 一个休息日，陈师傅领着我和小郭及另一个也是下放在浏阳的知青王志，我们一起去湘江边的空灵岸玩。王志的父亲和小郭的父亲曾是机务段的同事，王志是小郭读铁一中不同班的同学。都是下乡插队七八年的老知青了，我们在一起交情不错。王志也爱唱歌，尤其是爱唱抒情歌曲，他声线悠扬，音色厚重，唱起歌来令人舒心动情。
　　 空灵岸在湘江边一处陡峭的山石崖壁上，崖壁被千年不息的江涛狂浪拍打吞蚀得斑斑驳驳，千疮百孔。空灵岸东有井冈山，西有韶山，北有洞庭湖，南有南岳山，地处五美之中。可谓钟三湘之灵秀，汇南楚之精灵。郦道元曾为之提笔：“惊浪雷奔，浚同三峡”；杜甫也为之泼墨：“空灵霞石峻，枫栝隐奔峭，可使营吾居，终焉托长啸。”这里山光水色，崖壁奇峭，石洞天成，青黛绵延。空灵寺高高矗立在空灵岸上，观音射箭镇九狮，层林郁秀掩丹阁。寺里殿宇轩昂，亭台丽质，凭栏望江，心灵空阔。寺里常年供着香火，有几个尼姑驻守着寺庙。我们流连在庙宇之间，徜徉在香火之中。一尼姑拖着小郭要为小郭算八字，小郭笑笑谢绝了。她说，我自知己命，八字无撇，破船漏舱，扶摇无望。
　　 我和小郭扶着庙宇的轩栏说着话，我对小郭说，王志似对你有意呢，你咋装不知情。小郭说，我早知道王志对我有意，但我不喜欢他们家。当年我父亲过世后，王志的父亲假意关心我妈妈，多次趁我妈妈独处时，敲门想行不轨，我母亲严词拒绝了他。这样的家庭，我敢登堂入室吗？唉，人啦，听天由命吧。这该死的上山下乡运动何时能结束啰，难不成咱们要困死农村不成？
　　 是啊，像小郭和王志都一去农村七八年，招不了工，调不了干，回不了城。漂在城里，打零工朝不保夕，艰难苦恨何时是个头呢？我们兄弟不同样如此吗？随父亲一去豫东上十年，十多年来我们的日子，不更是苦楚不堪，压抑难平吗？但我还是有几分庆幸的，至少我们离开了河南，离开了豫东，离开了对我们尖酸刻薄的老家。尽管从豫东老家走出来的四五年里，我们兄弟一直过着的是漂泊不定朝夕难保的生活。没有老家那般稳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挣工分买口粮。但我们还是感觉这种漂泊的生活，远胜过老家那种虽稳定但艰难而又压抑的日子。我有时也在想，老家的人大多和我们沾亲带故的，即便非亲非故也彼此知根知底。但为何老家的人一个个像斗鸡眼似的总怀着一种狭隘的小农意识，看不得人好，容不得别人比自己有一点长处呢？是人性的异化，还是老家那方风水因贫穷决定了人的天性呢？我虽然有时也和小郭一样，感觉前程漫漫，看不到一丝光亮，但我还是感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可以说逃离了老家，就是命运之手在推着我们向着光明进了一步。
　　 的确，这次又有贵人相助，命运这只巨大的手掌又顺势把我们向更加光明的前程推了一步。
　　 豫东老家，我们所属的行政区划是板桥公社，今天我们要去落户的地方是与豫东相距三千多里之遥的砖桥公社，从板桥到砖桥这是我们四兄弟历史性的变迁。我们兄弟搀扶着，挪步在颤颤巍巍的木板为我们引渡的桥上步履艰辛，用十二年的岁月跨过了那条波涛汹涌的生命之河后，我们又行色匆匆漂流辗转。我们向南行走了四个年头之尾，终于踏上了又一条我们未知生命之河的砖桥。板桥，砖桥这原本就不具寓意的地域之名，今天我却为我们四兄弟的命运赋予了颇具玄学的意念。难不成这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刻意，抑或这的确又是我们命运转折的现实注脚。不是我神经质地对我们迁出地和即将迁入地的臆测，而是我实在体悟到了生命的艰难，不想再有许多的坎坷，只想平稳度过下半生。
　　 砖桥公社是株洲化工厂的专属知青点，化工厂的家属子弟，除符合政策留城的外，需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多下放到了这里。这里大约有七八个知青点吧，分布在砖桥公社所属的几个大队。这些大队又分散在山山岭岭，弯弯绕绕的丘陵水泊。我们三兄弟分属两个大队，我分在公社驻地的曲尺大队，二弟和三弟分在距离我两三里路的太田大队。这两个大队都是砖桥公社半山半平地的地方，水稻和旱地作物各一半。这两个大队可以说是砖桥公社交通最便利，物产最丰饶，生活最安稳的好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形势稍事放松了些，被“文化大革命”肆意折腾的炎黄子孙苦不堪言的十年磨难，终于结束了。我们正逢其时，从板桥迈上了砖桥。
　　 尽管当时还有“两个凡是”的干扰和阻拦，但邓小平一复出就大刀阔斧，力挽狂澜将“文革”中的一些错误予以坚决纠正和平反。也就是这时候，对类似我们兄弟这样漂泊流浪，居无定所的人在落户方面政策也有了松动，城市是绝对进不了的，但农村还是可以迁徙的。我们落户道湖因二舅舅的原因，彻底被拒绝了。我们兄弟挣的血汗钱交给了二舅去疏通公社李书记的关系，最后的结果是二舅由一个拿工分的农村干部变成了拿工资吃皇粮的公社干部。我们断绝了道湖的希望后，便经大姐的同事介绍，落户在砖桥公社。为落户道湖我们曾经奔忙了六个年头，而落户砖桥我们没有奔忙，只是遇到了我们生命中的大贵人，机缘巧合也仅仅在举手投足的一瞬间。
　　 大姐的同事是砖桥人，化工厂的知青点是他的联系建立的，他和公社的李书记交情深厚。我二弟三弟又曾经在大姐这个同事家做过家具，我们家的情况他很是了解，所以大姐拜托他把我们兄弟落户在砖桥公社。大姐这个同事是厂里的八级钳工，是钳工中级别最高，技术最精良的，人称“柳老八”。柳师傅古道热肠，生性善良，为人忠厚，是我们兄弟的大贵人。他从没有像二舅舅那样提出过要用钱去疏通公社李书记的关系，他只把我们家随父亲下放河南豫东老家的情况向砖桥公社的李书记详细地述说了。也把我们兄弟从豫东老家出来后，四处漂泊的情形跟这个李书记详细地述说了一番。
　　 砖桥公社的李书记是转业军人，他在部队是营级干部，直接从部队转业分到砖桥公社任党委书记。军人的正义正直，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天性让他听完柳师傅的述说和拜托后，他二话没说，立即拍板同意我们迁入。同时，他和柳师傅协商，我们四兄弟的户口名义上归属曲尺和太田两个大队，但我们劳动和住宿在化工厂的知青点。而且他对抗师傅说，让我父亲去他原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开公函，证明我们四兄弟知识青年的身份。他说这是政策允许的，既然父亲当年是自愿申请下放的，那我们兄弟名正言顺应归属为上山下乡知青，而不是回乡青年。于是柳师傅回到厂里把李书记同意我们落户的好消息带给了我们，并要父亲去他原单位开具对化工厂的证明函，证明我们四兄弟的知青身份。
　　 父亲先是回了一趟豫东老家，父亲是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奔赴老家的，因老家各级领导办事一贯宁左毋右。然而这次父亲的担心是多余的，1977年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各级政府也在大力纠偏。像父亲这样虽是前国民党军医官，但他既没实质性的参过战，更没有任何血债恶迹，且解放后又参加了政府工作。1962年父亲下放老家不是犯了什么政治错误被强行下放农村，而是自己申请下放支援农业建设。“文革”中被批斗游街示众并被打伤致残，也应予以平反，对于儿女更不能牵连，让他们受到影响。于是父亲很快就在板桥公社为我们四兄弟办好了迁移户口的证明，父亲不敢怠慢，在老家并未歇脚就赶回了长沙。父亲回到长沙，回到他原工作单位长沙理工大学。学院领导商量后遂指示院人事处出具对株洲化工厂的公函，证明了我们四兄弟属知识青年的身份。出乎我们一家的预料，这次我们四兄弟落户和证明身份这么大的事，我们苦苦等待了十多年，竟然在最后一刻一顺百顺。我们四兄弟的身份及落户问题个把月就彻底解决了。
　　 当时已经到了1977年的深秋季节，我和二弟三弟到了各自所属的生产大队。二弟和三弟所在大队知道二弟三弟会木匠手艺，于是就让他们俩修理和添置全大队的农具，反正这里木材遍山皆是，食宿就在知青点。我是属曲尺大队的，我便去了曲尺大队的知青点。四弟仍在三姐夫的氮肥厂子弟中学读高二。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想不到当我们兄弟在遭遇百转千难之后，命运之手终于摆正了我们生命的航船，让我们的前程扬起了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