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小海，其实很像北冰洋，脸色总是冷冷的，不苟言笑，女孩子最打怵和他说话。直到今天，早已步入中年的弟弟妹妹在他面前还是规规矩矩的。
　　 朋友当中谁都知道我俩的关系最铁，到一起可以无话不说——上到对国家领导人的微词，下到洞房花烛夜里的密语。曾经与我和他都是同学的妻子当着我的面只说过一个男生比我强，那就是他。
　　 32年前，当我在到处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的校园里第一眼看到小海时，就觉得面熟，理由很简单，我们俩在这所大都是“野孩子”的学校是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弟——惺惺惜惺惺。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而且一路上竟有着许多个共同，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缘分。譬如，我们的父辈都是老同志，老朋友；我俩同岁又是同学；在学校里同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毕业后一同当工人；又同进市委机关大院工作；后来，我调到省监察厅做办公室副主任，他在市监察局当办公室主任；我们是同一年结婚的，爱人也是同岁，孩子是同一年生的，以后他们又是同学。当然，真正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万花筒般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无论聚散，我们的“颜色”和“形状”始终是相同的：追求完美，崇拜英雄，喜欢思想，热爱文学，孝敬老人，善待朋友。
　　 我的朋友大都是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却不一定是我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要比我的朋友多得多，这是我们俩唯一不同的地方。
　　 记得从小到大我们俩只红过一次脸。那年春天，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同学来到辽河边的一个部队农场“学军”，到了分手的时候已和战士们难舍难离。于是利用暑假，我和小海代表同学们再次来到农场看望解放军叔叔，临走时特意在我们插过秧的水田里摘了一把稻穗，准备给同学们带回去做纪念。谁知走到半道那把稻穗竟让小海给弄丢了，于是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弄丢了呢”？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那就在这路边摘点吧。”
　　 “亏你说得出口,说假话对得起同学吗?”
　　 “那你说咋办?”
　　 “回去重摘!”
　　 “不行，天要黑了。”
　　 “你，弄虚作假还怕苦怕累!”
　　 “我看你这套才是虚的呢。”
　　 结果，几十里的路，我们一前一后谁也没理谁。快到家了，他才赶上来拿出自己没舍得吃的水果递给我，此时，又饥又渴的我也就顾不得“坚持原则”了。
　　 我交朋友的确有“原则”，特别是年纪轻轻的当上了团市委的青工部长后，这“原则”就变得更加苛刻了。为此，好多老同学都有了意见，说我“忒牛”。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替我解释一番：不是他不搭理你们，而是他的眼神实在太差，你们没看到他那镜片上的圈越来越多吗？其实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总念叨你们呢。然而，转过脸来他便狠狠地损我：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越是有本事的人，朋友就应当越多。
　　 小海的朋友就很多一一除了文人墨客，军首政要,还有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即便住院时临床的下岗工人，也能从此兄弟相称，肝胆相照。那年他老父亲病故时，灵堂前黑压压跪倒一大片，没有一个干嚎的，都是哭自己的爹。出殡的车队排得太长了，怕有说道,只好分几批去火葬场。
　　 但是，说来也怪，无论怎样嘎的朋友，在小海的面前也不得不“正经”起来，荤嗑屁话一律免谈，每次喝完酒，都得先把他送回家，然后再去“唱歌”或者“洗澡”。显然，小海交朋友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即便对我。在一段风光无限的日子里，我突然收到小海的一封信——这年头，谁还写信呐，是我饶有兴趣的撕开信封，嚯，又看到了他那漂亮而熟悉的笔迹:“阿明，好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沈阳的电话越来越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晚上在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少。”
　　 “人在江湖，才更需要把握好自己的身心；人在商界，却不应当里里外外都是商人；人在顺境，既要预防隐患，也要提防阴谋。”
　　 “如今新朋友多了，不要忘记老朋友，特别是不要忘记那些结交在逆境中或是正处于困境里的老朋友。”
　　 “酒要尽量少喝，能推辞的应酬尽量推辞，下班后尽量早点回来，业余时间尽量和家人在一起，老人在的时候，尽量多陪陪他们。”
　　 看完这封信，我把办公室里的灯和空调，身上的手机、传呼机统统关掉了——将自己封锁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好几个小时，头脑从来也没有这样清醒过——因为很久没有人和我这样说话了。
　　 人到中年，坏消息便渐渐多起来——父母的同辈或同辈的父母乃至于同辈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走”了。于是在沈阳便经常会接到营口打来的电话：需要赶回去参加某某的追悼会。
　　 这样的电话通常是晚上打来，因此深夜里一听到铃声就觉得心里发毛。支付这笔电话费的主要是小海,他的嗓音是那种极深沉极厚重极具穿透力的“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咏叹调”:
　　 “阿明，是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
　　 说实话，他这种对于女孩子特有质感和磁性的男低音，此刻却让我预感不祥。我曾和妻子戏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海来电话。我也曾把这种感受告诉过小海，当时他只是轻轻一笑，并未在意。可是也许往心里头去了，反正此后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这小子忙什么呢，怎么连个动静也没有了？人就是这么怪——有电话时“怕”，没电话时盼。又一种“围城现象”。
　　 终于营口来电话了，不是在晚上，也不是他打来的，却是他病重住院，正在手术台上的坏消息。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胀了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待我驱车赶到医院里的时候，他的手术已经做完了，病房外面全是几天几夜陪着他，已经熬红了眼睛，急哑了嗓子的哥儿们，正七嘴八舌的商量着要把他往北京送。
　　 我和妻子来到他的床前，竟然第一次看到他的脸色不是“冷冷”的而是“暖暖”的，摸摸他的头，原来仍在发烧，可是精神状态却出奇的好。睁开眼睛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告诉你们的，又吓了一跳吧，以后营口的电话干脆别接了。”
　　 看大家笑了，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老爷子的生日快到了，今年咱们得好好给他老人家办办(自打我离家后，老爸过生日大都是他张罗，甚至要提醒我别忘了日子)。
　　 妻子转过脸哭了，我也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别着急，你很快会好的。对了，我的《听剑集》已经快整理出来了，还等着你写序呢……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