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的春运，于1月26日拉开了帷幕。据有关方面报道，今年的春运为期40天，预计发送将近5亿旅客。5亿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当于将全世界十六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的40天里，集体迁徙了一次。而春运启动的当天，铁路就发送了1060万次旅客，随着春节的临近，每天的运送量将不断刷新。因此，“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了当下最主要的话题。
　　 春运一直是中国的特色，有不少外国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样运来送去的，有何意义？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其实，他们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更不懂得中国老百姓对过年的浓郁情结。
　　 春运现象的长期存在，从客观原因来说，主要是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直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海三角洲等地方，是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大量劳动力涌向上海、深圳、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承担着这些城市的建设和运转，为这些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主观原因来说，一年一度的春节，一直是中国人最期盼的节日，而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人最浓郁的情结。无论身在何处，每到春节，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回家，与家人团圆。哪怕这一年自己颗粒无收，哪怕家只是个简陋的房子，只要父母妻儿在，也要回家过年。所以，回家过年，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而且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释放。
　　 中国人坚持回家过年，早已形成了一种习俗。前三年的疫情，给回家过年按了暂停键，现在好了，一切恢复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家过年不再是一种奢望。当然，也有不少人常常会抱怨现在的过年，越来越没劲了，因为吃腻了大鱼大肉、听烦了家人和亲戚无数的盘问、跑不完的亲戚等等，但真的到这时候，不管路途有多远，车票有多贵，他们中不少人，还是会忍不住寂寞，回家过年。
　　 还记得当年有一张反映春运的照片吗？它说的是2010年在江西南昌火车站附近，有一位年轻妈妈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她一手抱着生病的孩子，一手提着旅行袋，背上还压着硕大沉重的编织包，步履艰难地朝火车站走去，但她的目光却那样炯炯有神。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恰巧被新华社记者周科拍摄了下来，后就取名《孩子，妈妈带你回家》，刊登在各大报刊上，引起巨大轰动。
　　 正因为中国人有这种浓厚的回家过年情结，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曾经每年都有60万外来务工，在春节前夕，骑着摩托车带着家人，千里迢迢地奔赴自己的家过大年。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一路上冒着寒风冰雪，忍着饥饿，义无反顾地往家的方向驶去。
　　 正因为中国人有这种浓厚的回家过年情结，我们不难理解2008年春运，因南方突发雪灾，造成大批列车停运，40万回家过年的外来劳务工，滞留在广州火车站11天。在这滞留的11天里，中央派出了4万名军警人员，到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一边安抚旅客，一边提供源源不断的食宿，从而保证了秩序的稳定。之后，各铁路运营逐渐恢复，职守的军警们，又忙不停地将滞留的旅客送上火车，而他们没吃上一口热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二
　　 铁路一直是春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后，长江三角洲及珠海三角洲地区，已经开始涌入大量外来劳务工，而铁路建设还依然停留在“绿皮车”年代，列车也是原来的三种，即普快、直快与特快，车速慢，运送能力非常有限。直到2008年8月1日，中国才有了第一条京津城际高铁。之后，中国高铁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截止2020年，中国高铁营业总里程已经达到3.9万公里，名列世界第一，车速也达到了350公里。譬如上海到北京1300多公里，过去乘特快列车也需要21小时，现在乘高铁只需要5至6小时。因此，快速高效的运营速度，给每年春运带来了有力保障，游子们再也不会为回家过年发愁，再也不会出现当年60万外来劳务工，骑着摩托车，千里迢迢地回家过年。这应该感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才造就了今天的丰硕成果。
　　 车票，一直是春运绕不过去的话题。过去，还没到春节，背井离乡的劳务工们，就开始为车票发愁。不少人为了能买到一张车票，几天几夜在售票处排队，苦不堪言。九十年代初，我曾经在上海火车站售票处，遇见一位在上海卖蔬菜的贵州大叔，他告诉我，他在售票处已经排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队，总算买到了3张普快无座票。买到票的大叔喜不自禁，而我心里却不是滋味，上海到贵阳1800多公里，他们一家三口，将要在这沙丁鱼罐式的绿皮车厢里，站40多个小时，且被人推来推去的，要遭受多少罪？
　　 九十年代，铁路系统还没有实施单位劳务工春节假期，由单位统一组织登记买票的办法，直到2015年才开始正式实施。由单位统一组织登记买票的办法非常有效，一方面确保了广大劳务工能买到回家的车票，一方面也有力地打击了票贩子。
　　 九十年代，铁路票贩子非常猖獗，成群结队地出现在火车站，常常以高于车票几倍的价格转手倒卖，获取非法利润。不少无法买到车票的劳务工，只能无奈地从他们手里买下高价车票。车票的奇缺，也诞生了一些地下制假者，大量假车票，一度出现在各地火车站，严重扰乱了春运秩序。1993年春节前夕，我去上海火车站，接从北京回沪的母亲，路过进口处，看见一位外地模样的年轻女子，一手领着幼儿，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裹，在不停地哭泣，身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一打听，原来这位年轻女子，不慎买了票贩子手里的假票，被工作人员拒绝入内，还叫来了警务。
　　 春运期间的票贩子，以及车票制假者，扰乱春运秩序的违法行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九十年代，春节前夕，打击票贩子和制假者的行动连续不断，一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没能从制度上根本铲除这一毒瘤，票贩子及制假现象还时常死灰复燃，一直到2012年春运，铁路系统实行了实名登记的办法，个人凭身份证才能购票与上车，才从根本上杜绝了票贩子和制假现象。以后，随着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手机订票、手机付款等，成了春节购票最便捷的工具，广大劳务工再也用不着到铁路售票处，苦苦排队购票，回家的路，不再艰难。
　　
　　 三
　　 除了铁路运营外，汽车也是春运很重要的补充。虽然汽车运营量有限，乘客也多数是周边省市的外来务工者，属于短距离运输，但如果没有这一块，不仅会给铁路运输增加压力，而且会给众多劳务工带来诸多不便。铁路有铁路的优势，汽车有汽车的便利，汽车能将人送到离家最近的地方，而铁路只能将人送到规定的车站。所以，铁路与汽车在运营这方面，是互补互惠，各有优势的交通工具。
　　 如今长途汽车站的运营压力小了不少，因为很多劳务工都有了私家车，每逢春节来临，开着SUV车，载着一家3口，喜气洋洋地回家过年。年后，再载着人、载着满满的土特产回自己岗位工作。然而，八九十年代可不是这样，各大城市的长途汽车站，运营压力不比铁路小。就拿上海的长途汽车站来说，小小的售票窗口几乎天天爆满，连夜排队购票的队伍，都有几百米长。在这种情况下，黒车应运而生，小客车及微型面包车，像蟑螂一样在长途汽车站周围爬来爬去，招揽着乘客。假如仅仅是为了赚点外快倒也罢了，黑车车主却是贪得无厌，恨不能赚个盆满钵满。在这巨大利益诱惑下，黑车车主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有的超载，有的车辆状况很差，也有的为了逃避公安检查，疯狂飙车，给乘客生命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
　　 为了解决外来劳务工回家过年的困难，不少企业经营老板，不惜花巨资租用大巴，送劳务工回家。譬如：像国内服装巨头马建荣先生，每年都要包车200辆，送来自各地的劳务工回家过年，每年的包车费用都要在1500万以上。马建荣先生说，企业要舍得花钱，只有将员工当成家人关心，员工才会更好地为企业出力，事业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展。
　　
　　 四
　　 我曾经以为春运，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查阅历史资料才知道，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了春运的影子。不过，那时候不叫春运，只是多了些火车汽车轮船而已。浓厚的回家过年情结，促使很多身处异乡的人，在春节前夕匆匆忙忙往家赶，各个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到处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没钱的穷人，自然回不了家。即使有钱的人，也得费很大力气，花很多钱，才能搞到一张回家的车票或船票。因为民国时期，交通运营能力非常有限，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中国当代文学家梁实秋先生，曾经形容当年在火车站售票处买票的情景，说：“人拥挤得令你不敢想像，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生命之虞。”可见，那时候买车票，真的是用生命来博弈。
　　 正因为民国时期，政府腐败无能，交通工具极度落后，曾经享誉文坛的一些作家名人，只能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回家过年。譬如：郭沫若每次回家过年，只能站在车厢里，即使偶尔抢到有座票，到时候座位也常常被别人占了。因为无法买到票，回家的路坎坷艰难，沈从文展转了15天，冰心用了9天，才从北京展转到上海。沈从文回家，路途北京到湘西，交通工具是火车、汽车、轮船加轿子。冰心的交通工具是火车、轮船、无轨电车加人力车。
　　 “春运”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3月的《人民日报》上，它是这么说的：“铁路春运效率秩序良好，两个月运客达1﹒21亿人次……”从此，“春运”成了人们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家中一盏灯。眼下的春运，无疑为千百万回家过年的人们，提供了最安全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然而，春运期间，仍有一群人是注定不能回家过年的，他们就是铁路和汽车司机，以及一大批为旅客服务的工作人员。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才有力保障了广大劳务工，顺利安全地抵达自己幸福的港湾，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