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看到一副副春联，我会很自然地想起老父亲，想起老人家为左邻右舍撰写春联的一桩桩往事。
　　 父亲出生于1933年，时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年代，即便到了1944年，也就是父亲上小学的时候，抗日战争也仍在持续。父亲完小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六年级。虽是完小，但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小知识分子。其时，在我们村里像父亲一样有些学问的人也有几个，但父亲成家后慷慨大方，在自家条件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还能想方设法接济那些生活更加困难的邻居，所以乡亲们都很敬重他，佩服他。平常的日子里，父亲编席箍桶、田间地头，加上村里的事务，每天都比较辛苦。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最忙碌的还是大年三十，因为他能写出一笔漂亮的毛笔字，这一天他要为邻居们折纸裁剪，撰写春联。
　　 我曾想，撰写春联，也不是谁都可以，贴着被信赖的人写的联，就有一种亲切感，那些字句里都储藏着写春联人的一份情感，看春联的人一定可以感触得到。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撰写春联的呢？年头只有年逾九旬的老母亲才能说得清楚了。
　　 记忆里，大年三十中午的伙食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即便条件再差的人家也会想着法子买上一两斤猪肉，称来几斤豆腐和百叶，慰劳辘辘的饥肠，期盼来年生活的好转。父亲没有留恋难得的美味佳酿，早早就放下碗筷摆开了阵势。家庭主妇们在家里做着家务，男子汉们大多数齐聚我家，有围观父亲书写的，也有借着酒劲大声说笑的，屋子里面弥漫着浓浓的香烟味和酒香味。父亲不急不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拿起一张红纸迅速折叠，然后用一把一拃来长的弯刀沙沙轻裁，很快，大小不一的对联和挂浪纸张就整齐地摆到了桌上。邻居们见多不怪，但年幼的我却惊叹不已。父亲虽然书写过不计其数的春联，但依然非常严谨。他看看邻居，然后从红色封面的《春联集锦》里挑选内容，仔细询问：“这副对联可以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父亲并没有急着书写，又根据对联内容字的个数把红纸轻折，确定好每一个字的位置后才蘸墨书写。没过几分钟，就会有一个邻居拿着一副副对联、一张张挂浪微笑着走出屋门。看到有粗心或性急的，父亲还不忘大声提醒“小心一些，不要把墨汁给弄糊了！”
　　 大哥在部队服役，春节偶有探亲回家也会帮着父亲书写春联，但更多的还是父亲亲自书写。十八九岁那年我也曾帮着邻居写了几副春联。
　　 那年大年三十，父亲感冒后头晕的厉害，吃饭后躺在床上午休了一会儿。饭桌还没收拾干净就有邻居拿着红纸进了家门，陆陆续续，屋里挤满了邻居。这哪行呢？必须保证邻居们在天黑前贴上春联，吃上年夜饭啊！又不能叫醒父亲，怎么办呢？禁不住几个兄弟的劝说，我终于挽起袖子动起手来。在师范学校我练过书法，字迹虽不如父亲的笔酣墨饱，但也算得上规范工整。折叠，裁剪，虽然小心翼翼，但红纸边上还是有着明显的歪斜痕迹，只能将就着用了；选定内容，学着父亲的方法确定好每一个字的位置后开始蘸墨落笔。在学校悬腕写字已习以为常，但那一天却明显感觉手腕在微微抖动着。镇定，镇定，我一次次安慰自己。一副对联好不容易才大功告成。进度如蜗牛行步，这要写到什么时候啊？大家虽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墙上的挂钟“当当”敲了三下，父亲终于起床。他走出房门，双手用力搓了搓脸部，稍微清醒后走到桌边说：“不错不错，就是慢了一些，还是我来吧！”我如释重负，赶忙移到对面，打起了下手。
　　 冬日的太阳迷恋大地的怀抱，过早地跑下山去。天色已黑，邻居们终于满意地拿着对联、挂浪回家去了。屋里非常安静，只能听到挂钟“哒哒”的声响。
　　 父亲坐到凳子上喝了点水，长长地松了口气。突然开口问：“后面你大爹（老家称爷爷为爹爹）来没来啊？”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没来！”
　　 “你去看一下，看他家有没有对联。”
　　 大爹六十多岁，一个人独自生活。柴门半掩，屋内一灯如豆，果然没有张贴春联。
　　 我小跑着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叹了口气，重新展纸书写。然后嘱咐我拿着对联、挂浪、浆糊又一次到了大爹家，工整地贴到了门上。
　　 庄子里张贴春联也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春节，一户邻居不知是目不识丁还是粗心大意，竟然把对联上下给贴倒了。于是，从十一二岁起，在父亲的提醒下，天色将黑的时候，我会在庄子里那条几百米长的土路上走上一个来回，暗暗做起了“巡视”的工作。
　　 春节年年有，对联岁岁新。遗憾的是现在许多人家大门上张贴的春联都是印刷品。村子里再没了书写春联的热闹场面，再也闻不到春联上那股沁人心脾的淡淡墨香。父亲从青春年少到溘然长逝，四五十年的时间里曾写过成千上万副春联，春联的内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副，“忠厚传世久，勤俭治家昌”。有好多年春节，我也曾铺纸蘸墨，书写后张贴在我家的大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