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导航，还是出了点小偏差。多亏另一个朋友先到，他在电话里让我们再前行。夜色如漆，靠雪白的车灯切出一条路。
　　 约莫五分鐘后，看到朋友的身影，他正缩在路灯下，手里举着手机，勉强托起一撮光。下车，搬东西，过桥，沿着斜径，一脚高一脚低，始终不敢抬头。
　　 山里特别静，没有任何声息，因前段时间一直不下雨，溪水只能住在石头缝隙间。风冷冷地跟过来，奇怪地没有声音。几个人一时也无话，顺着小石径，默默地往上走。
　　 熟人的父亲等在那里。房子是普通的村房，外面垒了一个小院，种了些月季，淡淡地开出几朵花，颜色不是很明白。
　　 桌上已摆了些冷菜。厨房里早备下食材，先前就说好我们自己来烧。老人告诉我们油盐酱醋在哪里后，便进了卧室，还拉上了门。我们也顾不得陌生，开始烧火煮菜。
　　 我平时不太弄菜，对吃的要求也不高，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趣，一个人出了院子。还是很静，没有人语，也不见狗吠，右侧倒有二三颗灯火，低低的从石头屋里跳出来。
　　 我不敢多走，怕迷路。我站在院子外面，目光无所依傍，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感觉有一种慈悲抱住了我。我也不清楚这种宁静来自哪里，或许是隔壁那颗弱弱的灯火。尽管无法把光照到跟前，可我愿意遐想成这是接引我的光，寂静中，似乎有什么温柔的东西与我碰撞，并把我挤了上来。我几乎潸然泪下。
　　 写了三年的书稿，一度找不到出版社。
　　 书稿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写得比以往任何一部都慢。因为，我完全把自己扔进了回忆里，与以往的呼啸直面，同过去的疼痛与呻吟会晤。她们一个个站到了我笔下，尽管隔了那么久，她们身体上的一切仍然很清晰。只是，她们曾有过的羞怯与惶恐，让我触摸到自己的不安，以及羞愧。她们的紧张与焦虑，在我心里砌出一堵墙。我几乎匍匐于笔尖，尾随那些人那些事，任她们在字里挣扎，也目睹自己被忏悔所湮没。
　　 我卫校念的是助产士。当年填志愿时，带我去的袁老师说，你的成绩刚过中专录取线，就挑个差些的专业吧，这样上线的机会高。我看着“助产士”有些困惑，问袁老师这是干啥的。“护士”我倒熟悉，给人打针的。袁老师说，是做妇产科医生吧，也就是给人接生。因为选择的余地极小，由不得我做主，我听从了袁老师的安排。
　　 最终，我被宁波卫校录取，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半山区的卫生院，成为该医院第十四名医生。院长接待我的时候，第一句话是，有“红卡”的接，没有的，不能接。计划外生育要第一时间向镇政府汇报。当时，我有些懵懂，不知道“红卡”是啥。后来，院长带我去镇计生办熟悉情况，在那里看到有人来领取“红卡”。这个程序很严谨，也很严肃，来人要凭结婚证，验过身份证，还要核对生育名册，之后再开单、盖章，而且要由两个人完成。“红卡”，类似于准生证，有此卡，便可以在医院里接生。无卡者，估计来做个检查都未必能如愿。
　　 当时农村还有接生婆，所以，除非遇上难产，产妇才会来医院。她们一来医院，向镇政府打电话就成了我们的义务。产妇的家属会苦苦哀求，甚至会跪下来，而我们只能保持“理智”。有一次，有个产妇送到医院时发现是臀位，胎儿的双脚露在外面，此刻只能先处理产程。产妇的家属非常恐惧，担心我会处死胎儿，只差向我磕头了。我无论如何得先接生，于是让同事打电话。其实，我也害怕担上被开除的风险。好在等计生干部陈阿姨赶到，胎儿已经呱呱坠地。木已经成舟，陈阿姨也只是训斥几下而已。
　　 由于语言与理念的不同，我跟计生办的几位阿姨关系不是很顺。或许在她们眼里，我只不过是配合她们工作的一名小医生而已，可我坚持行医的标准，比如来做人流术的病人，如果体温超过正常标准，我会让她回去，等体温正常再做手术。计生办的阿姨认为我不配合，她们好不容易做通思想工作的孕妇，因为我的缘故，影响了她们完成工作指标。渐渐地，她们背后说我的闲话，被病人听去，导致我的门诊量下降。同科室的两位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培训，只是念了半年的速成班，或许担心我的医术超越她们，也提防着我。我虽然做了妇产科医生，其实还只是二十岁的小姑娘，纵然有扎实的医学背景，在人情世故面前还是懵懵懂懂，个中的不明与不解渐渐堆积成委屈。
　　 我替人接生，又配合计生，两难的尴尬，一次次汹涌在我敏感的心里。唯一能够接引我内心的，便是文学。别人打牌、闲聊，我躲在寝室里看书、写东西。如果说有什么宏大的愿景，便是能够调离乡镇卫生院，去县人民医院或中心卫生院做医生。我还是愿意做一名好医生，一边把一个个小生命接到红尘，一边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而不是整日纠结于接生与计生。
　　 一次公开选拔使我从医院到了行政机关。那时，我的写作热情还持续着，也因为写作，使得我与周围的人有些隔膜。他们奔走于热闹与喧哗，以及各种关系的经营，而我喜欢寂寞与孤独，用文字滋养内心，不至于因为程序上的客套而荒腔走板。只是我的孤寂与小官场潜在的规矩格格不入，不过，与卫生院的那种煎熬相比，我还是愿意接受这种无奈。
　　 等我从部门调到乡镇时，计生工作已开始慢慢松弛，特别是选择性避孕的推行，释放出一个宽松的信号。我做乡医的时候，放环几乎是首推的避孕措施。然而放环并不适合每个人，有时会带来副作用，影响身体。那时，我又正好怀孕了，做了母亲后，对自己以前的病人有了更深切的共情。胎儿在自己体内生存了几个月，甚至是七八个月，因某种原因突然中止关系，这种创伤是大面积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锐痛，更多的是心灵上的钝割。当儿子在腹内蹬腿或伸手，喜悦渗透我体内时，也有另一种悲怆，悄悄漾过心底。
　　 2016年年初全面放开二胎后，我们卫校同学群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大多是感到遗憾。作为七○后的我们，基本已没有生育的可能，即使能怀上，也要面临更多的妊娠风险：血压升高对心脏的负担，胎儿发育迟缓的可能，后期缺氧导致宫内窘迫，还有胎盘早剥，等等，临床上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作为妇产科医生，不可能不知晓其中的利害。
　　 当四十五岁老班长怀上的消息传来时，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只是这书写于我的难度，不亚于一次妊娠与生产。
　　 我靠经验写作，点亮文字的往往是那些经历。写这本书，不仅仅呈现过往，更多的是对病人的一次忏悔。有时，我真的很难称她们是“病人”，她们孕育后无比圆润，带着小生命的身体，是那么的健康，又那么的富有母性。而从我这里离开后，她们带着处方，成了病人。
　　 曾有老师劝我出版时将这本书标注为“散文”，理由是希望能冲一下某些“工程奖”。其实，获奖与否，于我并不重要，这也不是我写作的支点。哪怕没有很好的销售量，我也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我的记忆，始终对过去保持着诚恳。
　　 终于在一个文友的作品审读会上，我遇到了省内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老总是位诗人，他的敏感直抵文字的内核，嘱我赶紧把书稿发给出版社。说实话，我不太抱有希望，已有把书稿存起来的准备，好在文稿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得到了发表，而且发在核心期刊的占了多数。
　　 很快，我得到了“决定出版”的回复。消息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就像一场高危妊娠，本已判定是一次难产，本已随时接受夭折的可能，但经医生的妙手，终于得以母子平安。
　　 可不知怎么，我高兴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情绪，在书房里踱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兴奋，以及愉快。我有些手足无措，翻书，不在阅读的情绪上，喝茶，泡不出味道，拖地，也提不起劲。于是，我出了门。街上依然喧嚣，飞揚的热闹，碾压着红尘，也撞击着尘埃，人来人往，南腔北调。我想不出能到哪里去，后来就走到了江边，找了一个石凳坐下。我空空地望着江面，发了一阵子的呆。暮色四合时，我起身，回家，人还是空落落的，好像被书稿里的文字拖住了脚。
　　 听到有人在屋里叫我，推门进去，原来另三位朋友快要到了，嘱我去村口迎接。
　　 黑夜里的石径有些滑。下脚的时候不敢用劲，凭脚感贴住一块块石头。拐弯的时候路过一间小木屋，一盏路灯靠着它，高高举起一伞光。小木屋应该闲置了许久，门口长满了杂草，木门起了斑驳，上面挂一把锁，半边已锈，半边往下耷拉着，欲掉未掉，像是忍着，也仿佛是盼着——可是，钥匙不在我手上。
　　 朋友还没有到。我站在村口，跺起了脚。旁边是一条小溪，被灯光切成深一块浅一块。
　　 还是那样的幽静。似乎一切都在排着队。我也跻身于这一切，把脚跺得很响，却无法惊走任何的不安。
　　 我转过身，背起灯光，却背不起影子。它一半倒在地上，一半贴着石墙，中间有一道折痕。我迎向灯光，影子驮起了我。我向前走了数步，再数步，被影子放了下来，后来，影子缩到脚跟，慢慢不见了，似乎被我跺入了泥里。
　　 一束雪亮的灯光从山道上推过来，忽明忽暗，随着山路的蜿蜒。我立住，在灯光下，把自己站成一个标识。这时手机响了，我接起，是朋友打来的。
　　 挂了手机，她们的车子就滑到了我跟前。
　　 从车上又提下很多东西，除了琴盒，还有一盒蛋糕。原来今晚要替两位朋友庆生。
　　 进屋后，桌上已摆满了菜。朋友把蛋糕放到中间，取出蜡烛点上，把灯关掉。两个大男孩在众人的起哄下戴了生日帽，但不准我们拍照。因为角色的束缚，他们的拘谨已融入了日常。走完程序，开始喝酒。喝了一半，开始唱歌。一位朋友吉他弹得特别好，但鲜有人知道他是个文艺中年。他是浙大的文学硕士，爱写诗。如今，他的才华不在文学，而是在公文。今晚，他的唐诗宋词在颤动的琴弦上，宫商角徵羽，既大江大河，又细雨霖铃。
　　 一曲终了，大家还聚在一起。
　　 我端起一杯酒，走到院子里，对着石墙上的影子举了举，然后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