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怒为教师鸣不平投书报社语惊人
　　
　　 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知识分子，是知识传播的使者。失去知识分子，知识将成为无本之木；失去知识，社会将停滞不前。这个道理，应该无需再用任何人讲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也首先由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吗？知识分子先知先觉，毛泽东是革命发起人之一，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应该说，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功之臣。然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严重摧残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历经一年有余，第二次竟达十年之久。我耳闻反右斗争，知之不详；我亲历文化革命，体味颇深。文革一起，知识分子的处境比地富反坏右好不了多少，几乎已经列入反坏范畴。
　　 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臭，教师尤臭！人们蔑视教师为臭老九。教师已经成了劳改犯，需要工农监督才能放心。在城市，需工宣队管理学校；在农村，要农宣队统治老九。往昔被人们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已经沦落为人不人、鬼不鬼的地位。某公社一个农管会的头目，曾在中小学教师集训的大会上，恬不知耻地叫嚣：“泥腿泥脚英雄汉，知识越多越混蛋！老子不是管着你们吗？”
　　 虎狼当道，台下的老师们，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只能低头任他在台上大放厥辞。行文及此，令我油然想起一事。
　　 一九七五年，那时生活物资极为贫乏，人们生活极为贫苦，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一般老百姓，不到逢年过节的喜庆日，根本闻不上肉味。单位工作人员，虽然能吃上肉，却凭肉票供应。当然，到手的肉票也少得可怜。即是这样，卖肉点的肉也供不应求——农民饭都吃不上，谁还喂得起猪？因此，供肉点上，每逢开门卖肉时，人们往往需排长长的队伍挨号。
　　 有一天，我去田家庄子食品站买肉，排队人竟不下三十号。这三十号人只卖了一半，那个卖肉的手提劈刀，向门外探出半个身子，气呼呼地大声呼喊：“今天肉少，当老师的回去吧，没你们的份！”
　　 说完，他将身子缩了回去。
　　 一听这话，我火了：我们当教师的，还算人吗？欺人太甚！
　　 于是，我怒冲冲闯进柜台，一把夺过卖肉人的劈刀，将卖肉人一推，向门外排号的人大喊：“请老师们向前站，今天先卖给你们！”
　　 队中的老师们信以为真，有不少人离开队伍，向前面凑过来。
　　 “咋？敢！”那卖肉的凶得很，人们称他阎王孙，动不动就挥起刀要砍人。像这样的气，他何时受过？一把从我手里夺回劈刀，瞪起一双牛眼，声嘶欲裂地狂呼道，“臭老九，想造反，我劈了你！”
　　 我立在那儿动也不动，轻哼一声，说：“小子，来吧！”
　　 那卖肉的定睛一看，认出是我，收回高举的劈刀，哭丧着布满横肉的脸，无奈地说：“二叔。是你？这怎么行？”
　　 这个卖肉的，是我本家亲戚，他姐姐需喊我一声“二叔”。在我面前，他放肆不起来。
　　 “谁说不行？”我瞪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你的妹妹，你小姨家的小表弟，不都是我们的学生吗？老师们忙，为什么不能照顾？咹？”
　　 “这……这……这……”他再也“这”不出来。
　　 “卖了吧，卖了吧。老师们确实忙。”那些来买肉的，大都是公社及附近单位的干部，自然都认识我。我的牛劲，他们也略有所闻。再者，我虽然没有明点，他们中的弟妹或子女，有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事情已经僵到这一地步，有人只得竖个梯子下台……
　　 这不是笑谈，是事实。社会也太不将我们教师当人了！我借此，有意为老师们出口怨气。
　　 女孩子们找对象，是检验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地位的试金石。你听说过吗？一九七○年之后，某乡间曾流传着这样两句择婚谣：
　　
　　 选婿当择工农商，
　　 傻子才嫁孩子王。
　　
　　 这“孩子王”，即是指中小学教师。当年的中小学教师，连找对象都成问题，足见他们社会地位高低了。更有可笑者，某村的生产队长，竟让村小学的教师，与村里的四类分子们一起扫大街。这，便是当年教师的地位！
　　 教师地位低下，学校自然低其它单位一等。岂止一等，数等而不止。有两句顺口溜，足见当年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黑屋子，土凳子，
　　 破屋漏天当镜子。
　　 寒冬腊月苦难熬，
　　 学生冻成大粽子。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国家已开始注重知识，然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没有好转，教师的地位依然如故。教师收入少，地位低，连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也瞧不起。他们需要教师的培养，却仅仅将他们的老师当作敲门砖，竟没有人热爱教育事业，没有人愿意未来当一名人民教师。好学生报考志愿，对师范院校不屑一顾！
　　 一九八○年，我调入益都二中之后，我的学生录取量大幅度剧增，少则每班三十来名，多则六十余名，我的心里非常欢悦。然而，每当报志愿时，我又感到非常悲伤。那些录取把握大的学生，竟没有一人自愿报师范学院。师范院校没有办法，只得降低二十至四十分录取。这样一来，教育事业的师资力量，势必形成恶性循环，教育事业的根基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当教师的，并非不做工作，一个小小教师，又怎能斗得过社会现实？对于我们的劝导，大部分同学一笑置之，也有的同学向我透露真心话：“老师，你这本科生，工作二十多年，还不如我姐姐当了三年的工人呢。我们知道，你比谁也累，何必再让我们找罪受？”
　　 孩子们的话，令我无语，因为这是事实；孩子们的话，令我忧伤，我无力去改变这一现实；孩子们的话，令我担忧，我们的教育事业，将后继乏人，将难以振兴！
　　 一九八三年高考揭晓，某一个工厂副厂长的儿子金榜高中。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学生。学生入高校前，那位副厂长大摆宴席，竟达几十桌。他的宴请范围十分宽阔。你们能相信吗？那家厂距我们学校不足三百米，宴席桌上，竟没有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在人们心目中，我们不是人，仅仅是工具！工具用完了，一扔了之。这口闷气，我实在受不了，也咽不下！一九八三年，我再也未接复读班。我心里凉透了，即便是身体好，也再无为人去做嫁衣的耐性。此时，我深深地感到：
　　
　　 教育花朵将枯萎，
　　 无力回天任凋零。
　　
　　 师范院校高材生生源枯竭，这是对教育事业的极大威胁。更严重的是，教育界的现有师资力量也稳不住，有不少在职教师跳行，大部分去了企业单位，一少部分去了其他事业或行政单位，人们嫌干教育既臭，又累，收入低下。我所在的益都二中，一年就外流五、六名教师。长此以往，教育不垮台，还等什么呢？
　　 其实，随着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失势，科学之春已经重返大地，教育是基础、科研是关键的口号，此时已喊得相当响亮。中央领导主观上已相当重视教育，只是积重难返，一时间还未拿出彻底改善教师地位的决策。
　　 一九八四年春，潍坊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常溪同志，曾来益都二中召开座谈会，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征求教师们的意见。这常溪，是我高中时同学，当年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对于他的情况，我尚略知一二。他为人耿直，心怀正义，行举磊落，遇事不盲从。我们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实现了从名牌高中到名牌大学的宿愿。在校期间，依然为佼佼者。高校毕业后，适值中央机关到复旦选人才，他有幸被选中，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后转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不盲从的人，自然不会蛮干。不蛮干的人，怎能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重用？因为他跟得不紧，照办不力，曾被挤出北京，赶进“五•七”干校改造。重新工作以后，他依然故我，因而，连北京城也不准他留，被遣回故乡。“四人帮”倒台，神州古国春回大地，拨乱返正，他被起用为临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八三年奉调潍坊。他当了部长，忠于职责，不谋私利。这次来二中，就是想亲临第一线，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对教师的处境，我窝着一肚子气，老同学来了解情况，我竟对他讲了一些既不礼貌又很实在的话：“老常啊，对你讲没用，你解决不了。不客气地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干打雷不下雨。”
　　 对我的直言不讳，部长并未恼火，微微一笑，说：“我们可以反映情况嘛。其实，你们也可以反映。”
　　 听了他的话，我默默地摇摇头，心里暗想：
　　
　　 平民怨语无一用，
　　 除非忠言达帝听。
　　
　　 一九八四年，我不再送复习班，高考的弟子们报不报师范院校，也无需我去操心，我大可听而不闻。谁能想到，正当报志愿的关键时刻，理科复读班班主任沈广路老师请了病假。我多年送高考，在指导学生报志愿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于是学校调我去掌握学生们报志愿。这一年来，企业的高额收入，拉得教师更大；学校教师，向企业流动的人数更多；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比以往更低。因而，报师范院校的考生，比往年更少。为了振兴教育事业，我费尽口舌，磨破嘴唇，千方百计做学生的工作。好歹做通了几个，一转脸，他们又偷偷将志愿改了。
　　 面对这一现实，我无奈，我焦虑，我忧伤，我看到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危急前程。在建国后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吃了不少报喜不报忧的苦头，责任在上头，也在下方。而今我已是党员，不管上头愿听不愿听，我决定向《人民日报》报忧，请他们代向中央报忧。于是，我秉笔直书，一挥而就，撰写了《欲纠无策空叹息——令人震惊的教育前程的危险信号》一文，并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投寄《人民日报》社。兹录原稿全文于下：
　　
　　 欲纠无策空叹息——令人震惊的教育前程的危险信号
　　
　　 最近几年，各级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报章杂志发表的许多文章，都很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很重视改善教师们低得可怜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似乎在努力改变漠视教育、漠视教师的不良倾向。然而，事实又如何呢？那种漠视教育、蔑视教师的不良倾向，是否已经得到了纠正？否！
　　 我囿于益都二中小天地中，被紧紧地套在追求升学率的枷锁里不能解脱非止一日，的确不能立足二中，放眼全国，也许没有看到教育界大好形势。然而，下面铁的事实，深深地刺疼了我的心，迫使我不得不提起这管秃笔，写上几句心里话。在文革中，我深受文字狱的迫害，立誓息笔，现在也顾不得这些，就重开笔戒，再泼臭墨，畅所欲言吧。也许，我的话会招来捍卫大好形势人们的一番指责，为了忠于职守，也顾不得许多了——让自欺欺人，见鬼去吧！
　　 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一直送毕业班或复读班，可以说年年与毕业生打交道，年年帮毕业生选报志愿。这几年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动员考生报考农、林、水、矿及师范院校。艰中之艰，当属师范院校。说实在的，考生们的志愿，是衡量广大群众好恶，以及哪些行业得到人们尊重的一杆称，而且是一杆相当灵活、相当准确的称！经过动员，前些年尚有一批考生，将师范院校选为第一志愿。尽管少，却总有那么几个，我的心里还好受一些。这除了说明学生们具有“勇挑重担，为国分忧”的高尚情操之外，我想，与前些年的宣传大有关系，他们寄希望于未来，相信等他们执教后，教师的地位能像宣传的那样得到改观，那样美好。然而，今年却出人意料，有竞争力的、学习好点的考生中，竟无一人将师范院校当作第一志愿。尽管再三动员，学生们只是笑而不语，却不去修改他们的志愿。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占总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为“零”，这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吗？由此能否推出：人心所向，并非与国家号召同步；教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是高了，而是更低了——恕我直言，事实确是如此！
　　 大家都承认：实现四化，教育是基础，科研是关键。像这样发展下去，基础何在？基础遭到破坏，关键何在？基础不牢，关键不稳，四化何望？也许有人会说：“管它第几志愿，师范院校照常生满，何忧之有？”谢天谢地，这种反驳，的确令我语塞，高明得很！然而，君不闻，九斤老太的儿子——一代不如一代吗？人是有，质量如何？这种“第一志愿淘汰生转师范院校”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又有什么力量能够突破？这部分人，志不在师院，在校能认真学？毕业能认真教？这笔账，又应该怎么算？应该承认，我们这一代师资力量不薄弱，其原因是这一代师资，在当年并非弱生，有的属于师范教育爱好者，根深苗正；有的属于家庭经济条件差，被迫报师院；有的属于家庭政治条件“弱”，逼上师院。不管属于哪一种，总之里面大有人才，能做到不辱于教育事业。现在，这批人都近五十岁，已渐渐出现“心有余力不足”的景况，已到了更新的时候。事实怎样？你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我讲的乏人，主要是指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人匮乏——实在是量有余而质不足，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真正关心国家前程的朋友们，该忧不该忧？该急不该急？还有多少时间能容人们去唱高调而不虑？
　　 至于为何出现如此不良倾向，我想无需多讲。若说不知，除非装聋作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