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生产队，年岁大一些的农村人应该都知道，在二十世纪80年代前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农村的每个村子都有生产队，作用就是组织社员在一起耕种集体的田地。至今，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已经解散40多年了，可我们村里生产队那个筒子屋和屋里的那铺大炕却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家是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在东北松嫩平原的腹地，全村4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队部在村子的最东边。队部是6间土坯房，西边两间是生产队仓库，紧挨着的一间是搭有一口大铁锅的牲口厨房，大锅是给生产队的马、驴等牲口烀饲料用的。靠东边的三间是个筒子屋，所谓筒子屋，就是说这三间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是有几根支撑房梁的柱子，另外，就是靠屋子的北墙有一溜三铺用泥土搭起来的火炕。这个筒子屋和那三铺大炕就是本文要加以仔细描述的对象了。
　　 生产队的筒子屋是社员们集合的地方，每天大家劳动之前，都要的生产队的筒子屋里集合，由生产队长给大家分配农活，谁谁谁都干什么活计，大家每天在这个屋子里少则呆上一二十分钟，多则半小时，然后社员们就按照队长的分工去劳动了。按理说，既然是这么一个场所，似乎没有必要搭那么三铺火炕了。且慢，这三铺火炕是一定要搭的，在我看来，理由大致有三：一条是，大家来到生产队的时候，起码可以有个坐的地方，否则，就只能站在那里；另一条是，春天夏天秋天，大家来到屋里倒还可以，不是那么冷，可是到了冬天，那里的气温常常在零下30多度，屋子里也冷得要命，搭了那几铺火炕，而且那火炕正好连着着中间那口为牲口烀饲料的大铁锅，而那口大锅每天都要烧火烀饲料，于是，那三铺火炕就每天都是热乎乎的，常言道“炕热屋子暖”，于是，生产队的这个筒子屋每天就暖和和的了，人们每天早餐上工来这里就不那么寒冷了。再一条是，有了那三铺火炕，饲养员也有一个住的地方。常言道“马不吃夜草不肥”，饲养员每天夜里都要起来给那几十匹牲口至少添两次草料，因此，饲养员一般都是常年住在生产队的那火炕上。也因此人们都称饲养员是生产队的“老更（jing）官”，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保安了。饲养员不仅仅负责喂牲口，自然还负责牲口的安全，也负责生产队仓库的安全，也负责生产队那个大院子里的那些农具、物资等生产资料的安全。
　　 生产队的那铺大炕，还给社员们带来一些其它的方便。那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的住房都很紧巴，一家五六口甚至七八口人、八九口人，只能挤在一间土坯房里，正如人们所说的“一间房子半铺炕，七口八口挤炕上，如若有人放个屁，满屋气味扑鼻香。”在这种状况下，谁家一旦来了个远方亲戚，或因为时间关系，或因为天气状况走不了，需要留宿，人们就立马想到了生产队的那几铺大炕，或者让自家的小孩子去生产队住，或者主人陪同客人去生产队住，怎么方便就怎么安排，反正生产队的那几铺大炕能睡下十几个人。还有，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土炕一般是三几年就要重新搭的，或因为时间长了土炕就会出现炕洞子被柴灰堵死，或者炕面坍塌，那就必须掀开重搭，人们称之为“扒炕”。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几乎年年都有扒炕的。谁家若是扒了炕，家里人住哪里呢？人们自然会想到生产队的那几铺火炕，于是，一家人就来到生产队的火炕上住几个晚上，待到自己家新搭的火炕烧干了能够睡人了，再搬回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队的大炕就成了全村人家的招待所，而且是免费的，不用花一分钱。甚至也不用请示报告，只是跟那个“老更官”饲养员打个招呼就搞定了。
　　 生产队的火炕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并不是很丰富，在我的家乡，乡亲们的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县里倒是有剧团，但很少下乡演出，农民们基本上看不到。电影也有放映，也是很少到农村来演一场。人们只好自己想办法自娱自乐，他们的娱乐形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自己组织扭大秧歌，一种是自己组织演二人转，还有一种就是请说书先生说东北大鼓书。每到夏天挂锄时节或冬天农闲时节，乡亲们就会张罗着搞这些活动。扭大秧歌一般都是在村子里的土街上或者家家户户的院子里。说大鼓书和演二人转就要有个场地了，于是，生产队的筒子屋就自然成了最合适的场所。全村200多人，除去老年人和儿童以及一些不太喜欢娱乐的人，真正乐于参与的也就有个七八十人，生产队的筒子屋基本上可以容纳得下。一些人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边听书看戏，边磕着瓜子，简直是美出鼻涕泡了。也不光是乐和，人们在听书看戏的过程中，从东北大鼓书《薛李征东》《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和二人转《西厢记》《苏武牧羊》《铡美案》《马前泼水》等传统剧目里，也能受到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教育和熏陶，对树立良好的家风和村风也大有裨益。
　　 生产队的大炕最令人开心的时候，是每年春节前开大会分红的时候。我家那个地方是东北松嫩平原的腹地，一色的黑土地，土质非常肥沃，加之多少年来一直是风调雨顺，再加之乡亲们的勤劳耕作，粮食几乎是年年丰收。同时，我们生产队（包括我们的生产大队和我们公社）还是国家改良种马繁育基地，一匹好马那时候就能卖一万多元钱。因此，社员们到年终分红的时候，最差的年份日值也能够达到1元钱以上，好的年份日值都能达到3元以上甚至5元以上，一些社员家年终分红时，少则能分到三五百元，多则可以分到千元以上，因此那时候村子里就有能买得起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家。每逢年底分红的时候，人们坐在生产队热乎乎的火炕上，数着分到的劳动所得，一个个喜笑颜开，心里更是甜滋滋的。
　　 生产队的大炕自然也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乐园。夏天，我们在生产队大场院里打球、捉迷藏，累了就跑进生产队大炕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冬天，我们在外边玩耍，手脚冻得麻木了，就跑到生产队的大炕上去取暖。每天在生产队喂牲口的“老更官”见我们这样随便的跑进跑出，从来不管，也不烦，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而且也因为我们当中就要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
　　 当然，生产队的大炕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它也曾经作为批判会的会场，因为那些年代政治运动比较多，也有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在这个筒子屋里被批判过被斗争过，但是，因为人们都奉行一条不成文的处事准则，就是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因此村子里的人们之间没有出现太过不去的事情，多年来一直都比较和谐。
　　 生产队的那个筒子屋哟！
　　 生产队的那铺大土炕哟！
　　 （20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