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故乡东北松嫩平原上的那个小村庄生活了18年，之后就参军了，时光荏苒，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可那些年里小村里的一些人和事，却像照相机里的底片一样，深刻地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涂上显影剂，便随时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次在记忆地盘上忽然显现出来的，居然是我的两个三姑父。
　　 我的两个三姑父，都姓孙，一个叫孙寿峰，一个叫孙喜君。按礼节和和规矩，我这个小字辈是不能随便叫长辈的名字的，因为姑父姑父，是姑母的丈夫，是和父母同辈的人，而且家乡还有“爹亲姑大，娘亲舅大”的说法，因此，姑父也是父呢。小字辈是不可以随便喊父母或者长辈的名讳的。在这里，请原谅我使用他们的名讳，因为这样表述会更方便一些。
　　 先说说这两个三姑父的亲戚渊源。那个叫孙寿峰的三姑父，是比较亲近一些的三姑父。因为那个三姑是我的本家，所谓本家，就是那个三姑也姓修，记得叫修桂仙。修桂仙的年龄比我父亲小，是父亲的妹妹，但不是我父亲的亲妹妹，只是一个家族的而已，所谓的同宗同族。也是住在一个小村里，平日生活中也有一些交往，所以也还算亲近。
　　 那个叫孙喜君的三姑父，则不是实实在在的亲戚，而是村邻。我连这个三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只是父母要我见面叫她三姑，我就那么毕恭毕敬地叫着。那个孙喜君也自然也就成了三姑父了，这个三姑和三姑父都比我父母的年龄大些。对这些父辈的人，我们小字辈都是很敬畏的。也因为这个三姑父住的距离我家很近，日常生活中交往自然也不少。我和他的大儿子孙海义年龄般大般，孙海义可能比我还大个一两岁，我就叫他海义大哥。孙海义喜欢下象棋，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厮杀几盘，我们两个的水平相差不多，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吧。
　　 那时候的农村人都喜欢起外号，就是文人们所说的绰号。我的这两个三姑父也都有个外号，而且他们两个的外号都不那么雅观，不仅不雅观，而且还有明显的丑化和贬损之意。在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农村，人们很难起出什么高雅的外号来，往往都是根据人们的生理特征甚至生理缺陷，或者性格特征来起外号，比如，给脸型比较长一些的姓倪的村民起个外号叫“倪大角瓜脑袋”，给个子长得比较小的邵姓村民起个外号叫“邵短子”，给爱耍无赖的姓林的村民起个外号叫“林大赖”，给喜欢说大话吹牛皮的裘姓村民起个外号叫“裘大牛”等等，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都有外号，只是雅俗不同而已。我那个叫孙寿峰的三姑父的外号，叫“孙撇拉腿子”，所以起这样一个外号，原因是他的左腿有残疾，每走一步路来总是要撇拉一下子，就像是正常人故意用腿在地上划一个圈似的。不知道是谁根据他的这个情形就给他起这么一个外号。我小时候听到这个外号时，并不怎么在意，觉得他确实有个撇拉腿子的毛病。待到长大的时候再听到这个外号，或者每每见到这个三姑父时，心中便有些隐隐作痛。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年龄段上，因为什么缘故造成这样一个残疾，我一直为他的不幸遭遇而难过，也为他的这腿脚残疾给他日常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而心疼。同时，我也为我本家那个健康而又漂亮的姑姑能够勇敢地嫁给他（无论什么年代，一个健康而又漂亮的姑娘能够嫁给一个残疾男人，那都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而对姑姑感到格外尊敬和亲切，同时也为这个姑父感到运气和幸福。
　　 而那个作为村邻的三姑父孙喜君，也有一个外号，而且也是一个不太雅观的外号，叫做“孙扁头”。其实我曾经认真地看了好多次他的头部，也没有看出来他的脑袋究竟比别人扁了多少，可能只是扁了那么一点点，就被什么人给发现了放大了，居然就给起了这么一个不作美的外号。在我看来，这个外号实在是对孙喜君的冤枉，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一旦有了个什么样的外号，一旦被人们叫了出去，他自己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力回天的，他就只好这么被冤枉着。我曾经跟父亲探讨过这个事情，父亲说，早些年，谁一管他叫“孙扁头”这个外号，他就跟谁急眼，甚至想动武把操打人，后来时间长了，他也就认了，再不急眼了。父亲还说：“有一次生产队分东西，孙喜君领到后在登记簿上签字，自己就写了个孙扁头。负责的生产队长发现后，硬是要他改回来，说这不是他的真名，不能这么签。他说，不用改了，反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外号。弄得生产队长直摇头。”虽然我们家与这个三姑父无亲无故，可我还是挺尊重他的。
　　
　　 二
　　 先说说这个外号叫“孙扁头”的三姑父孙喜君。我所以说我很尊重他的，不是因为他是三姑父高我一辈就尊重他，而是因为他确实值得尊重。首先，他值得我尊重的地方是他为人非常老实忠厚。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贵人语话迟”，就是指高贵的人话语一般的都比较少，而且说出的话也都比较有分量，耐人寻味。而整天不闲着哇啦哇啦瞎嘞嘞的人，肯定不是什么贵人，而且这样的人讲出的话，也肯定没什么分量。俗话说，好话说三遍，狗都不喜见。孙喜君在我看来就是属于贵人的那种，因为他很少讲话。而且从来没听说他对什么事多嘴多舌，也从来没见过他嘻嘻哈哈，是那种稳当平实的人。可别人有什么事情，他都肯伸手相帮。那时候他三四十岁，身强力壮，见年岁大的人在挑水，他就抢过来给挑着送到家里；见谁家起猪圈粪，他不怕脏不怕累，就跳进去帮着干，直到起完为止。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他也是从不计较。他劳动技巧不是很好，但他有一身的力气，分工他干啥他就干啥，从来不争不讲，而且任劳任怨。那些出大力的农活如铲地、扶犁、扬场、码垛、割地、刨粪等，他都奋勇去干。他从不惹事，也不欺负别人，但也不容别人欺负。一次，他看见一个外村的村溜子在侮辱本村一个妇女，他立即冲上前去，一顿拳脚把那个村流子打告饶了。还边打边骂：“你个王八犊子玩艺，胆大包天了，敢欺负妇女！伤天害理！”由于他对伤天害理的事情疾恶如仇，因此村里人都很敬重他。
　　 那时候农村生产队分东西有一些是按工分多少分配，这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工分挣得多，就说明参加劳动多，符合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大家都认同。孙喜君全家6口人，人口也不算多，有两个半劳动力，每年在全生产队都是挣工分最多的。因此，他家分到的粮食、柴草等也都相对多些。可奇怪的是，他家的粮食总是比别人家最先吃完，动不动就接不上顿了。他家的柴草也是比别人家最早烧光，动不动就没有柴烧了。究其原因，主要是那个三姑不大会过日子，什么东西有了就使劲地造祸，造祸没有了就大眼瞪小眼，不是向生产队长哭穷讨要，就是向东邻西舍求借。让人不忿的是，他家的那么多粮食吃光了，那么一大垛柴草烧光了，还连粪肥也没攒下，到时候连往生产交的粪肥任务也完不成，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所以，后来，他家又有了一个外号，叫“孙漏斗”。
　　 对于孙喜君家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管不到。我只是和他的大儿子孙海义关系较好，开始我们一起念小学，他辍学后在生产队放猪，既放集体的十几头猪，也放各家各户的几十头猪。遇到刮大风下大雨他不能放猪我不能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凑到一起下象棋。
　　
　　 三
　　 再说说孙寿峰这个三姑父。这个三姑父与孙喜君那个三姑父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腿脚不好，他的嘴也不那么好。他本来也是大字不识一麻袋，说话也说不那么明白，可他遇到什么事情偏偏爱插嘴，因此就经常被人呲哒，甚至辱骂，我就遇到过那么几次，他挨呲或挨骂时的那尴尬和委屈的表情，很长时间都留在我的印象中。我就在心中想，一些本来和你无关的事情，你闭上嘴不说话不就行了吗？何苦找那份不自在呢？可孙寿峰又偏偏没那个记性，几天就忘的一干二净，之后还是愿意插嘴，自然还是常常挨呲挨骂。自然，他挨呲挨骂是他心甘情愿，也不干别人的事情。
　　 孙寿峰腿脚不好，在生产队大帮里干活自然跟不上趟，生产队长就得照顾他，安排一些适合他感到活，比如放生产队那几头牛，老牛走路慢慢悠悠，他能跟得上。比如給马配给种，它可以牵着马慢慢地走，没人去催促。比如当饲养员，喂生产队那20多匹马，这个活应该说更适合他干，因为这个活每天就在生产队院子里上下屋里出外进的，既不用走多少路，也不用经风雨，又不是那么累，只是需要贪点黑起点早，因为“马不吃夜草不肥”，每天夜里需要起来給马添料添草。孙寿峰也觉得自己更适合干这个活，所以就兢兢业业地干，据我所知，他当饲养员当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当饲养员非常敬业，坚持每天夜里起来给牲口添两次草料。冬天天气冷了，他都把马料用大锅烧得烂糊糊热乎乎的，把那20多匹大马喂的膘肥体壮。他还因此被大队和公社表彰过。
　　
　　 四
　　 这两位三姑父，都比我大快30岁了，那时候他们在生产队集体参加劳动，我在学校读书，按说我与他们在生活上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可还真的就有些交集，这交集就是有那么两年的冬季，我们几乎每天凌晨都会在村子里碰面。
　　 原因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正在读小学四五年级，也已经有10来岁了。农村的孩子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活计，比如春天帮着大人们种自留地和园子，浇水、间苗、除草、捉虫等；夏天帮着家里打猪草、铲地、放垄等；秋天帮着搞秋收、打柴、搂草等。到了冬天，整个东北平原都进入农闲时节，我们小孩子就更是无活可干了，我就想到要捡粪。那时候农村的猪马牛羊基本上都是散放，村里村外到处都有牲畜的粪便，我常常听大人们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于是，我便找了一把父亲用过的旧镐头，拎起母亲编织的一个紫荆条土篮，就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出去捡粪可连续几天都没捡到多少。后来我发现，原来是被先起来的人给捡走了，而这先起来的共有3个人，其中两个人就是我的那两个三姑父，另一个是本村一个姓张的老爷子。自此，我对这两个姑父更增加了敬佩之意，原来，他们两个人还是村子里最勤劳的人之一呢。
　　 要知道，那时候东北的冬天是相当的寒冷，三九四九时节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尤其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刻更冷，被称为“鬼呲牙”的时候，这个时候全村的人大都在热炕头上做着香甜地美梦呢，有谁愿意爬起来冒着刺骨的严寒满村子去捡牲口粪呢？但是，勤劳的人们还是有的，比如我的那两个三姑父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开始有些犹豫了，既然这么多的人在捡粪，村子里可捡的粪又没有那么多，自己干脆就不去捡了。可是，自己又偏偏又有个倔强的脾气，他们起的早，自己难道就不会起的更早些吗？于是，我决定，自己每天再提前起来半小时，这样，每天凌晨在村子里捡粪的就不是三个人了，而是四个人了。人多了，怎么办？大家就分个东西南北，每人朝着一个方向去捡，不是谁去分工，而是自觉地选择。可是毕竟是一个小村子，又没有那么多的粪可捡，每天每个人能捡到的粪还是不太多。于是，我又决定，每天提前一个小时起来，这样，在他们起来的时候，我都捡了两筐粪了，而他们自然就捡不到多少了。当他们发现是我抢占了先机之后，有一天早餐，我和两个姓孙的姑父碰到一起了，孙寿峰姑父当面骂到：“你这个小犊子，不好好上学念书，天天跟我们来抢着捡粪，你哪来的这个精神头？！”孙喜君姑父平时不怎么爱说话，这时候也插嘴说：“你别看这个小犊子，就凭这个精神头，将来也孬不了。”我虽然被两个姑父骂做小犊子，虽然他们两个是在发泄不满，但我听了一点也没生气，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在表扬我一般，还高高兴兴地给他们两个敬了一个红领巾的举手礼，然后跑走了。那两年冬天，我每年都捡三四车粪，除了上在自家的田地里，多余的粪肥也卖给生产队。有一年剩下的粪肥摊在园子里，因为粪肥过多，把刚出土的菜苗都烧死了，只好改良土壤后再补种。
　　 长大以后，每每回忆起来，我总是有一些愧疚，觉得自己那时候真的有些过于自私自利了，有些对不起那两位姑父，也对不起那个一起捡粪的那个老爷子。
　　 那年我参军离开家乡那天，孙寿峰的妻子即我那个本家的三姑还到我家去送我，后来听母亲说，她还送给我母亲5元钱。我读中学时一个月菜金钱才收3元钱，足见5元钱在那时候会有多大的用途。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我还是不能忘记。参军后可每次回家探亲时，那个三姑父孙喜君的大儿子孙海义听说后都去看望我，有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下上几盘象棋。
　　 随着岁月的流失，之后村子里的一些事情就逐渐的不了解了，那两个三姑父的家后来就都陆续搬出了我们家的那个村子。如今，那两个三姑父都已经谢世，他们的后代的情况我也都一无所知了。尽管如此，那两个三姑父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都是善良厚道朴实勤劳的劳动人民，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三姑父这般的普普通通的底层劳动人民，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