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登机去台湾那天，大家特别兴奋，毕竟记怀宝岛多年，从未走进它，同胞之情、民族之感油然而生。
　　 赴台手续复杂而繁琐，那时两岸交流乍暖还寒，大陆人登岛要去香港一个神秘的地方、类似台当局驻港办事处或者一个联络点去办登岛手续。携了大陆身份证被异化为一本类似“护照”的灰白色封面的、印有“青天白日”徽印的赴台通行证。有了或者说换了“青天白日”的通行证，就可启程了。
　　 关公文化交流团17名成员，分头赴台，在宜兰礁溪集合。1月17日，我与几位赴台队员结伴而行。一架双层大客，若如一座飞离大地的宾馆，空阔而豪华。缘由香港到台北，距离较近，乘客廖廖。飞机呼啸着冲上蓝天，不一会儿，飞机下降，从窗口望外：硕大的“红薯”状台岛全貌尽收眼底，大海、沙滩、港口、椰林、高楼组合而成的自然画卷映入眼帘。很快飞机降落桃园机场。桃园机场很壮观，长长的过道，处处画廊，走出机场，有千米之远。机场外，残雪初融，几分凉意，陌生感忽然袭来。
　　 台岛的宜兰礁溪满街尽是红灯笼，民族色彩浓浓，举办方准备了数头千斤罕见大猪，作关帝爷祭品，还组织了关帝圣君宜兰大巡游。我们民族对关公忠义勇武精神、仁义礼智信的文化传承，高度自觉、信众多多！当我们登上飞往台湾的客机时，空姐在见到关羽雕像时，便主动请求：“需要我们为关帝做些什么吗？”在台北桃园机场，当我们用行李车推着关羽巨大雕像，走过长长的机场候机厅长廊时，多有同胞近前跪拜，叩拜！还有的关帝信众居然自告奉勇，主动抬扶护送关公像出机场。当我们呵护关公像走出机场时，同胞们围拢来，信众跪下一大片。此时，我们泪水涟涟，被同胞们对国家的认同、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深深感动！台胞告诉我们，全岛竟有一万四千多座关帝庙，几乎与妈祖崇拜等同。一位老者近前，想要抱抱关公像，我等为安全考虑拒之，老人泪眼模糊，直至随行团员送了关公像章，老人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他说：“我妈妈九十岁了，全凭关帝保佑！”接着他召唤大家：“关帝爷来自他的故乡，快拜！”几位小伙子闻讯扔掉手中的饮料罐，立即跪拜！此刻，我感到，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民族传统文化、关羽的忠义勇武精神，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交流团虽下塌在宜兰礁溪一家普通宾馆，但被褥干净、房间卫生整洁，洗漱用具一应俱全，志愿者服务周到。我们每日吃斋饭，与关帝信众、当地学者参访多家庙宇，三青殿、孔庙、妈祖庙也多有涉略。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一路参访，也倾听了台胞心声，“含、含、含”的热心招呼不绝于耳。在台北，遇一干正服役的士兵，他们居然说：“解放军要来了，我们就缴枪，绝不打仗！”虽然是调侃，但期盼统一的真情溢于言表。更遇多位国军老兵向我们询候家乡，其爱国思乡之情，我们为之动容。
　　 台岛数日，虽然同胞之情浓，但缘于两岸关系乍暖还寒，我们遇登机时，台航不允许我等“手提包”，一律托运。后来发现，托运的包与箱，都被拆包检查。他们在我们离开房间后，每天都翻包。房间里有窃听器，我告诫我的队员们，注意“政治纪律”！在机场，居然还设有“大陆难民收容处”。私下也遇到台湾一些人员，劝我们“享受自由世界的生活”！我等心明如镜。
　　 还有一次，有台记者问我：“我们有个习惯，兄弟大了要分家，两岸为何要统一呢？”我答：“此言差矣，我们与台岛是手足之情，而非兄弟两个，是一家人！”巧妙地避开了“两个中国”的政治陷阱。
　　 关公文化交流会场布置富丽堂皇。小松树遍及会场两廊，主席台松柏掩映着数面青天白日旗。关帝圣君会徽置于其中！然，面对“青天白日”旗，根据我们的“政治纪律”不能接受这种“庄严”。于是，我们很有策略地建议主办方撤掉“青天白日”，以硕大的几棵巨松代之。“关公文化交流会”活动紧凑而富有成果。近一周的交流活动，两岸关公文化学者都作了发言。胡小伟先生的论文标题是《三教圆融与关公崇拜》，我的文稿是《关公“义”文化与中国道德建设》以及北京学者张羽新《清朝对其保护神关羽的崇奉》等。
　　 这些交流活动成果累累，主要是：关公文化生成发展的历史原源更加清晰；关公文化的历史影响、内容构成更加丰满；关公文化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更加显现；关公文化对促进两岸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作用更加突出。
　　 会议发言很有质量，关公文化、关帝圣君的崇拜，锁定了一种不可位移的民族情感。主题也标定在两岸同文同种的国家认同上。成果：关公文化探源。
　　 北京的张雨新先生认为，我国历史上，神仙众多，何止千百，清朝为什么独尊关羽为保护神？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佛教把他神化，奉为护法伽蓝，这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创造。直到后面五代十国以后，关羽玉泉寺显灵的故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同。一直到社会各界包括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同，关羽就由人变成了神，后来呢，“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就是这样，关羽成为忠义勇武的化身，降魔除妖的天神，成了社会各界层崇拜的偶像。这就是清朝崇奉关羽的历史基础。
　　 其次，清朝建立以前，关羽已被奉为天神。清朝曾奉《三国演义》为政治军事教科书，其崇奉关羽是受了这部历史小说的影响。《三国演义》创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艺术形象，特别是着力刻画渲染了关羽“忠义勇武”的形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写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概矣。”清朝是以八旗军队作为最主要的统治工具的，需要一种神话了的偶像，作为军队的精神支柱，于是便把关羽抬出来作为军魂、战神来供奉。企图借助于他的威灵，鼓舞士气，期盼战争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八旗军队就把关羽奉为三军之帅，作为军神、战神供奉起来。
　　 再次，清朝之所以尊奉关羽，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即是把关羽作为“忠义”化身，让全国臣民，以关羽为榜样、为楷模；以忠义作为维护其封建秩序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所以清代以来，有14位皇帝先后为关羽封帝封神，一路走来，关公就神化了，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关帝圣君。
　　 学者们还认为，清朝正是利用了关羽这个历史人物，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统治权的思想工具。关公文化、忠义勇武精神，是中华民族长期的反抗压迫、剥削和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发展形成起来的。它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创造力，推动民族的发展，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和主权、领土完整等方面，都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北关公研究者认为，关公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时代的需求、人民的呼唤。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军阀纷争，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神州大地被蹂躏得“出门无所见，白骨遮平原，千里无鸡鸣”，人们渴望出现那么一位威德兼天下的英武英雄或神来，佑护他们，使之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是关公文化出现的历史背景。
　　 大家认为，关公文化的“忠”往往与“义”联系起来的，在不少的情况下，是通过“义”来体现“忠”的。如桃园结义，体现了关公一诺千金的信义；千里寻主，表达了对明主和朋友的忠义；“义释孟德”，反映了他知恩图报的恩义；最后败走麦城，身陷绝境，舍生取义。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多少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风雨，一座座王朝的宝座被无情地打翻，而“义”仍然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较量，或者是被统治阶级压迫的反抗斗争，往往都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来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所以说，忠义是关帝文化的核心，深受中国人民信仰和崇拜。
　　 关公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之一，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虽然在历史上它曾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形式出现，但本质上它是全民族的。这正是关羽崇拜所产生的忠义勇武精神受到中华各民族、各阶层崇尚的内在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羽崇拜是中华民族对忠义勇武精神的崇尚，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自我塑造和完善。李克彪先生认为，关羽由人到封侯，由侯到称王，由王变成神，由神到谥帝，历经1000多个春秋，即有15个皇帝，共23次赐谥。在众多的名臣、神仙中唯其屡享盛誉、备受尊崇，历经不衰，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胡小伟先生对关羽精神有着新的研究方位，他对“三教圆融”与关公文化崇拜，作了非常系统的学术报告。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教。三教由论争走向融合，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体系和崇拜系列。但也有例外，关羽以一身而系三教之崇，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事例。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具体说，佛教与关羽崇拜，道教与关羽崇拜，儒家与关羽崇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胡小伟认为，关羽以“托梦显灵”，与佛教结缘；以“降神靖妖”为道教祈禳；以“忠义孝友”被儒家纲常推崇。其与三教之渊源，先后形成于唐朝时期，而以宋代为实际发端。而有宋一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圆融三教、创建新文化的关键时期，也使关羽崇拜从此走进中国主流文化的大题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