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名篇《琵琶行》，今人多给予正面推崇，而其中的名句“同为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更是被专家和学者们解读为白居易具有无地位差别的平民意识。有学者赞赏到：“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认同，白居易是非常伟大的，他能够俯下身来与对方平视，交换内心，所以，《琵琶行》是千古佳作，应该备受推崇。”然而，《琵琶行》中所潜藏的思想感情果真如此么？诗人渗透在《琵琶行》中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它一定值得推崇么？我们不妨根据文本提供的内容，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留恋京都声，取酒还独倾隐含的非平民意识
　　 诗篇小序中有这样的话语：“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诗人夜晚送客来到湓浦口，听到邻舟有琵琶声，铮铮然有京都风味，于是就有后面的故事，就有了这首七言歌行。显然，这“京都声”，竟成了《琵琶行》诞生的一个契机。
　　 “京都声”何以如此吸引诗人？我们来看诗篇的后半部分，诗人听完琵琶女诉说之后的一段自吐心声：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
　　 这段话语，充满着抱怨。诗人首先抱怨的是谪居，而最不适应的，是浔阳地僻以及无音乐。浔阳古城，州治郡治所在地，难道真是无音乐？原来，诗人觉得这里的山歌和村笛是呕哑嘲哳之音，实在难听。而偶然闻得琵琶语，诗人似闻到仙乐，忽然间心悦耳明。对于音乐，诗人情有独钟的正是“京都声”。我们尽管不能得知这“京都声”的具体风貌，但是，一句“呕哑嘲哳难为听”，从诗人对于乡村音乐的厌恶中，至少可知，所谓“京都声”，它与富有乡土气息，带有清新风味的“山歌”“乡笛”一定是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一面是对京都之声的崇拜，一面是对乡村音乐的厌恶，其背后所藏，正是诗人对乡村生活、乡村风俗、乡村文化缺乏高度的认知和认可，仅凭这一点，便可窥出诗人的非平民意识和鄙视村野的等级观念。再看，“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春去秋来，诗人临花对月，取酒往往独倾，这是抱怨所处之地的偏僻，抱怨没有朋友往来的孤寂。偌大的江州，难道真的缺少人来人往么？从这里，我们还能窥出诗人并不能放下身段，主动与普通人士普通民众交往，或者说，诗人根本不愿意与普通民众相处。音乐，他要的是“京都声”；朋友，诗人恐怕同样要的是“京都范儿”。不由得想起同为文人士大夫的王维，他深居辋川山林期间，能平静地安享于南山边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林间偶遇一老头儿，谈笑不知归期。隐居期间，依然做着官的王维，竟能如此平视庶民！更有庐陵太守欧阳修，常徜徉于环滁诸山之中，享林壑尤美，得蔚然深秀。并亲率众民悠然从游，沉醉于山水之间。尤其能以众人之乐而为己乐，足见欧阳修与民同乐的平民情怀。相比之下，白居易的孤寂，实为文人自恃清高，不愿亲近于民的内心自我封闭。
　　 然而，面对一名乐伎，诗人偏偏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一位缺少平民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对琵琶女果真有同情心么？诗人笔下的琵琶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二、琵琶女的平庸
　　 大家知道，诗篇在对琵琶女的弹奏有了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从“沉吟放拨插弦中”到“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通过琵琶女的自述，道出了她极不平凡的身世。
　　 我们来看看琵琶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琵琶女一开口，便特别强调“京城”。京城长安，乃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最为繁华的大都市。请不要忽略了“本是京城女”这几个字里，琵琶女正是流露了她出生在京城的优越感。虾蟆陵即蛤蟆陵，在长安城东南。因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墓地在此，百官路过时皆下马，故谓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实为当时有名的游乐区。“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琵琶女不光技艺高超，且妆后的美貌艳压群芳。“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年少，即达官贵人子弟。一首琵琶曲弹奏下来，贵族子弟们争相给琵琶女打赏，所得红绡不计其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兴致来时，琵琶女拿贵重的云篦随音乐打拍子，被击碎也在所不惜；酒水玷污了红色的罗裙，也完全不当回事。从开言“本是京城女”，到“家住虾蟆陵”，到“每被秋娘妒”，到“红绡不知数”，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琵琶女爱慕虚荣、追逐繁华，以及对自己的才艺和容貌引以为荣的一面，然而，这里的“击节碎”“翻酒污”，我们看到的琵琶女，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浪子挥霍纸醉金迷的形象。我们说，但凡倡女，自然摆脱不了欢场的花天酒地，这一点我们不能过于责备，问题是接下来的描写：“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秋月春风，琵琶女居然自甘青春时光的等闲度过，这正是她只知道沉迷美色、精神麻木和人格平庸的一面。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则更是显现出老大色衰的她，依然醉梦不醒，依然流连在被众人追捧的少年之事中，依然念念不忘当初的灯红酒绿。她的这种沉沦，是令人惋惜甚至是可悲的。由于她的这种人格缺陷，导致她“老大嫁作商人妇”，并对此心存抱怨。因此，即便身处“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这样的境地，她也不会真正博得人们的怜悯。由此，我们有理由说，贯穿琵琶女一生的，实际上是她对名与利的双重推崇，双重追逐，并自始至终沉迷于浮华，直至在老大以后仍不知觉醒。琵琶女人格的浅薄平庸，乃至她的沦落，是不具备被同情价值的。
　　 实际上，唐代具有独立人格的乐伎大有人在。与琵琶女同时期的薛涛就是例证。人称“女校书”的她，“工绝句，无雌声”，同样有与“唐才子”竞雄的诗作名篇为后人传诵。她在《酬人雨后玩竹》中这样写竹：“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诗人赞美的正是竹子虚心自持、挺拔刚劲、高尚纯洁的品格，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乐伎的人格追求。中晚年的她，深谙“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驰”的道理，她最终脱离了乐籍，独居于成都的浣花溪。还发明了被誉为“薛涛笺”的精美纸张。最后，她移居碧鸡坊，并建“吟诗楼”，独自欣赏着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宋人洪迈认为，《琵琶行》记述的夜遇琵琶女之事未必可信，其情节应为虚构，意在抒发诗人的“天涯沦落之恨”。琵琶女是否为虚构，或者说《琵琶行》中的记述确有其事，这并不重要，诗人着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形象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像薛涛这类有独立人格的歌女并未纳入诗人文学创作的视野，而是对一位浅薄世俗、缺乏精神力量的乐伎予以高度关注，并倾注了大量笔墨，以浓墨重彩书写。这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诗人对琵琶女的认同。仅就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琵琶行》未能超脱世俗，附和着琵琶女庸碌人格的价值取向。
　　
　　 三、文人士大夫与教坊乐伎“同”在何处
　　 诗篇中的主人与琵琶女，一位是文人士大夫，一位是教坊乐伎，按理说，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自然，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应该有所差别。然而，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使他们成为同类，他们究竟“同”在何处呢？
　　 前面，我们对诗人的一段自述作了解读，也对琵琶女的形象及人格缺陷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着找一找他们的某些相似点或共同点。
　　 其一，念念不忘京都的荣耀与荣华。先说琵琶女，她自报家门时，对“本是京城女”，及“家在虾蟆陵下住”的那分自满和得意，正是琵琶女迷恋繁华都市的最好注脚。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始终是琵琶女深深刻在脑海里有关京都最美的记忆。再说诗人，谪居浔阳的他，对乡村音乐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能让诗人豁然开朗的，正是铮铮然的京都之声，诗人唯京都音而独尊。在诗人看来，重要的不是音乐，而是音乐的“京都”风格。一次偶然，诗人得京都之声，竟如听仙乐，忽然耳明。京都声，带给诗人的是何等美好的境界：如闻仙乐，如入仙境。可以揣测，京城之音，还有威威长安，繁华的大都，这不正是诗人心中的仙境么！诗人和琵琶女，此二位流落之人，原来，他们同样念念不忘曾经拥有的京城。因为，那里是权位、丰物、荣华、还有享乐的象征。
　　 其二，同样充满对现实的抱怨。琵琶女嫁作商人妇后，衣暖食饱，本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然而，她所感受到的，偏偏是一种悲凉：“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面对遭受冷落的现实及处境的孤寂，琵琶女有的是深深抱怨和愁绪。诗人呢，同样抱怨声声，“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不光抱怨“终岁不闻丝竹声”，还有居住环境的恶劣：“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更有百无聊赖、无朋友来往的寂寞，“往往取酒还独倾。”现实的处境，同样让二者平添无限愁绪，原来，不能给予他们满足的，正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需求。
　　 其三，人生失意中的同病相怜。想当年，“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往日的琵琶女，欢场处处受宠，享尽富贵荣华。现如今，“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昔日的春风得意，如今荡然无存，这是琵琶女最大的人生失意。同样，诗人也有过荣耀京城，誉满皇都的日子。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贬谪前的仕宦生涯时写到：“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请看，当初的诗人，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宦海风波，诗人遭受政治打击，贬官辞京，到江州作了一名有职无权的司马。如今的诗人，官场失意，从权利中心一下谪居到浔阳。诗人和琵琶女，同样从繁华的京都流落江湖，同样失去名利的角逐之场，同样失去荣华富贵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士大夫与乐伎，他们的人生失意，确有相通之处。
　　 在此，我们要说说白居易的缺憾。上文中，我们将诗人与琵琶女作为名利场的同类进行比较，还因为白居易其人的确存有世俗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代文人或学者的评述中找到印证。比如：明人胡震亨有言：“乐天非不爱官职者，每说及富贵，不胜津津羡慕之意。”宋人罗大经说：“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念之意。”宋人洪迈说得更直白：“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等等。以上列举，凡论及白居易处，均未脱离名利得失与权势的范畴。白居易即便处于闲情之中，也少不了提及俸禄。比如他的《中隐》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日有俸钱。”还有他在《闲适》中的表述：“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风光暖助游行处，雨雪寒供饮宴时。肥马轻裘还且有，粗歌薄酒亦相随。”无论是风光和暖外出游赏，还是雨雪严寒邀朋宴饮，诗人的供给都不是问题，权位与俸禄的快感，均见其中。而一首《卜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则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困于贫穷生活的无奈和对富贵生活的向往。白居易的世俗，正在于他既在意权位高低，又注重名利得失。
　　 我们还要说一说诗篇的最后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听一段身世的诉说，闻一首琵琶曲的弹奏，诗人何至于涕泗横流？宋人葛立方对此颇有微词：“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于此哉！”诗人的泪水，果真是出于对琵琶女的同情么？请注意，诗人在这里为何特意点出“青衫”二字并以泪水浸染？青衫在唐代是最低等官员的官服，白居易当时的职官是州司马，属五品，官服理应为绯色，而由于被贬，他的散官阶为将仕郎，只能身着青色。诗人很是在意的一身青衫，不但意味着政治上的失宠，俸禄也远远低于司马。这些，恰恰是诗人沦落天涯的痛点，恐怕这才是他泪湿青衫的真正原因。
　　 从上述中我们看到，诗人与琵琶女，对繁华京都念念不忘，因精神生活与物质享受皆不如人意而对现实予以抱怨，这些，他们几乎是惊人的相似；由于沦落，人生失意的愁苦难消，这一点他们又有相通之处；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诗人，同样具有世俗的一面，这与琵琶女的平庸相差无几。所有这些，均源自他们相同或相似的人生价值取向，即对名利的追逐，对富贵生活的向往。这，才是他们同病相怜的深层原因。从而，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琵琶行》中所显露的世俗价值取向。
　　
　　 四、关于讽喻诗
　　 本文前面论及《琵琶行》中显露出非平民意识，可能有人会说，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著名的讽喻诗，正是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怎能说诗人缺少平民意识呢？
　　 诚然，白居易早些年写过不少讽喻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等，以最大的勇气，极高的政治热情，掲露政治腐败，讽刺权贵骄奢，反映民生疾苦，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正是因讽喻诗受牵连，贬谪后的白居易，人生态度及政治理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从此，他噤若寒蝉，独善其身。自谪居江州后，他再也没有写过讽喻诗。中晚年的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处世态度。“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他所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折中处世哲学，正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也给他的世俗倾向提供了思想基础。
　　 有人作过统计，白居易总计170多篇的讽喻诗与他现存的3800多首诗相比，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比例。何况，讽喻诗只是他一辈子的诗歌创作中某一时段的作品，有学者更称其为“昙花一现”。作为文人士大夫，“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并非白居易一辈子秉持不变的行为准则。这方面，他与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节操，至死不渝的忧国忧民情怀是有很大不同的。
　　 文章到此，并非要否定《琵琶行》方方面面的成就。白居易的诗歌才能以及诗歌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琵琶行》作为长篇歌行体，其中对于人物的内心刻画，将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的文字表现力等，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它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