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特大地震。此时，我所在的原济南军区工兵八团舟桥连正在莱芜雪野水库进行游泳和架桥训练。灾区人民的安危冷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奉命前去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部队，充分发挥砥柱中流的作用。有的部队在往灾区开进时，由于车速太快，汽车一侧的轮胎爆了，乘车人员就往另一侧靠一靠，继续开进，可谓争分夺秒；有的官兵从废墟里往外扒人时，双手的十个手指头都被磨破了，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救灾部队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想，同是解放军战士，人家为灾区人民流血流汗，我们多少得有点表示吧。但表示什么、怎么个表示法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这天星期天，在为炊事班挑完水后，我找一同挑水的同排战友高功建、薛清海、陈福仁商量。他们三人和我同时入伍，同时学的开汽车，现在又同在一个排。大家一直感到，献食物、衣物等都不现实，因为在部队，粮食都是国家按人头供应的，我们没有支配的权力；所发衣服呢，由于整天摸爬滚打、钻车底的，基本上是发一套穿坏一套，也没有多余的；想来想去，还是在自己每月7元钱的津贴费上打起了主意。当时，我的情况是，每月津贴费发下来后，我先拿出其中的5元存进银行，等到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寄给老母亲；剩下的2元，一毛九分钱用来买块肥皂，既洗衣服又洗脸；再拿出三毛一分钱用来买牙膏、信纸、信封等，因为我经常为报社、广播电台写稿子，买信纸、信封是个大开销；结余的一块五毛钱用来零花，实际上是以备急需。这时，我兜里攒了8元钱。8元钱太少了，不够个整数，10元就好了。高功建说，不要紧，我有12元，那两元算你的。我说不，算借你的，下月还你。就这样，我们4个人每人10元共凑了40元钱，并一致推举我到当地邮局办理往灾区汇款事宜。
　　 邮局值班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我说明情况后，他满脸敬意，立马拿出一张汇款单让我填写。怎么个填法呢？汇款金额好说，40元，很明确。“收款人”一栏里也不难写，部队一有临时重大任务时，不都好成立什么什么指挥部嘛，我就填“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收”；颇费脑筋的是“汇款人”这一栏。如果按要求如实填写我们四个人的名字甚至是我个人的名字，那是万万不行的！捐款献爱心嘛，要当无名英雄，不能让人知道；一个字也不写呢，也不行，邮局的同志说，万一对方收不到，退回来，再找你们就难了。又要写上汇款人，又不能暴露真实姓名，怎么办？琢磨了小半天，便在“汇款人”栏目里填上了“解放军驻训部队战士”几个字。待对方勉强同意后，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邮局，唯恐让人知道了我是谁和我们是谁。
　　 大概过了两、三天，连队例行晚点名时，指导员赵玉胜很高兴地讲道，唐山大地震不但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咱们连每一个干部战士的心。咱们连有一名同志向灾区捐款40元，精神很可贵！一个战士，一个月才几元钱的津贴啊，40元，一个不小的数字。可是，上级有规定，不接收个人捐款。今天下午，邮局的同志给送回来了，说，是一个瘦高个战士寄的。现在，钱就暂时存放在连部里，请这位同志方便时拿回去，不要不好意思。不管灾区收不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很好地学习！
　　 指导员赵玉胜说，向灾区捐款，表现出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觉悟，是雷锋精神的再现。照片中，右为老指导员赵玉胜，这是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和战士促膝谈心。
　　 我傻眼了。本来想当无名英雄的，这一下却让全连都知道了。我扭脸看了看高功建、薛清海、陈福仁，他们三个也是低着头，一副不敢看人的样子。解散以后，我们四人又一块儿商量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既然做好事，那就把好事做到底。灾区不收，那就归连队所有吧。正好，这一阵子同志们训练挺辛苦，用来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也好。我们四人统一口径，谁也不要到连部去领取。可是，我们决心大，连首长的决心比我们还大。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召集各班班长开会，把查找“汇款人”当作一项工作来做，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调查了解，争取早日找到这名同志。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的，没想到竟成了给连队添乱。我坚持不住了。这天该我小值日，看连首长大都跟班训练去了，连部里人不多，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连部里，只有刘善林副指导员一个人在值班。我说，副指导员，汇款那件事是我和高功建、薛清海、陈福仁干的，不要层层查找了好不，弄得大家都知道，怪不好意思的。我还把我们打算捐给连队的想法向他说了说。刘副指导员首先对我们四人提出了表扬，称这件事干得好，至于这笔钱怎么处理，等他们研究后再说。我说，那好那好，最后还恳求性的跟副指导员强调说，千万不要再表扬这件事了，更不要表扬我们这几个人，尤其不要表扬我。
　　 真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我们所考虑的是好事做到底，甘当无名英雄，不要声张；可连首长考虑的是干部战士思想觉悟的提高，连队良好风气的养成，要大力宣扬。当天晚上，连里再次点名，指导员赵玉胜更加兴奋，对这件事的评价比前一次更高，说，董攀山、高功建、薛清海、陈福仁四名同志，积极向灾区捐款，表现出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觉悟，是雷锋精神的再现，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精神，值得大力提倡。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所献爱心没有实现时，又想着把钱献给连队。尽管连里不会接收这笔捐款，但还是那句话，这种可贵的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
　　 兴奋吗，不，我们更多的是懊丧。忙活了一阵子，不但一分钱没有捐出去，还换来一通又一通的表扬。这是什么，简直是沽名钓誉、投机取巧。尽管大家对我们都投以赞许的目光，但在我们心里，就像干了一件坏事似的，不但当时一连数日抬不起头，就是事情过后，也总感到亏欠了连队什么，心里老是有一道阴影在那里。
　　 时隔31年后的2007年。这天，已从部队团政委的岗位上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我在阅读《新华文摘》时，看到了一篇对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的访谈录。1976年，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唐山大地震时，他担任抗震救灾副总指挥。在这篇访谈录里，迟副主席有这么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极度关注。他说，地震、洪水、旱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难，不是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自己的事情，接受赈灾包括接受捐款是应该的。莫说国内，对于国际社会的援助也应欣然接收。当时，不接收个人捐款，不接收国际社会援助等的做法，是“左”的表现，是错误的。
　　 我释然了。恼人的极“左”，害人不浅。当时，如果没有不接收个人捐款的规定，使得那40元钱顺利进入灾民手里，不被退回来，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个折腾了，我们也就不会有沽名钓誉之感了。唉，献爱心也是那么不容易，真是“打渣子”（鲁西南方言。没道理，开玩笑的意思）。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逐步清除了极“左”，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尴尬局面了。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和其他党员干部一样，我一下子捐款1000元，直接从工资里面扣除，连邮局也不用去，多利索啊。比比唐山地震那时候，真是……哎，呃，气煞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