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庄则栋去世的消息，晚上躺到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油然想起了和老爸1960年去北京找时任中国国家篮球队员的家桢哥哥，还叫喊着要看庄则栋等人。他们同住在天坛路的集训队。楼层不同罢了。似乎看到也听说他们在闲暇时候，手持着水枪打斗，捉迷藏。
　　 与自己有关乒乓的、以及人生道路上其它方面的许多往事，犹如电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我知道和认识乒乓球运动，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办，后来乒乓球在中国普及开来，男女老少，会者甚众。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容国团为我国夺取了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61年中国在北京承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锦标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时，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开始在国际上崛起，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容国团、庄则栋的名字路人皆知、无人不晓。每逢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播出，人们都会簇拥在无线电收音机旁，收听乒乓球比赛节目，每当听到精彩、紧张之处，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叫好声和惊叫声，庄则栋等运动员成了我们的偶像，慢慢地对乒乓球运动有了良好的认同感。
　　 乒乓球在我们幼儿时代，是最便宜和大众化的球类玩具了，我的同学大多都有乒乓球和乒乓球拍。那时乒乓台子只有学校才有，也仅有一张。小学校倒是有一标准球台，但那只是专供老师们享用的，与我们无缘。打乒乓球人多，所以每次上体育课，要排队等很久才能轮到一次玩，一张台子四个人上场打对角，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兴趣。于是在学校时就用课桌摆成乒乓球台子。这样每个教室都是一个简易的乒乓球案子。
　　 家里没有球台子，就卸两扇门板拼一起，用凳子架起，摆上数块砖头当球网；或者约上几人去乒乓球馆花钱运动；或者在附近的工厂、单位蹭打乒乓球；或者在家里自个对着墙壁打球，用球拍将乒乓球打向墙壁，乒乓球碰到墙壁反弹回来，再用球拍把乒乓球打向墙壁，不断重复，以乒乓球不掉到地下为目标，这种玩法也是一边打一边数数，看一次能打多少下。
　　 有一次，我经过一条小巷子，看到巷子里的人用床板做球桌来打乒乓球，刹时如茅塞顿开，我们也可以这样玩的呀。等到休息天，我约上一个好朋友，就在自己门前的空地上，放两张条凳，然后将床板拆下来，往长凳上一架，在床板中间的两边再各放一块砖头，将一根竹子放在两块砖头的上面代替球网，一张极其简易的乒乓球桌就建成了。我们两人就你推我挡地玩了起来，虽然与正规的球台相比，床板拼起来的球桌又窄又小又矮，增加了打球的难度，但与书桌、石碑等相比，床板拼成的球桌又胜了它们一筹。我们双方志在搓球，不求胜负，只求乒乓球不掉到地下，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嘻笑声很快又吸引了其他一些小朋友来围观、加入。由于床板的接缝高低不平，球落到板缝上，常常会让乒乓球出其不意地改变弹起的方向，令接球者防不胜防，由此产生的手忙脚乱救球，更增加了娱乐性和趣味性，引得打球者和旁观者都哈哈大笑。
　　 乒乓球要花钱买，所以我只要有钱就存起来。钱少时，买一个球，钱多时买半打球预备着。乒乓球有裂缝了，照打不误，直到裂缝变成了口子，才扔掉。如果有时不小心被踩扁了球，就将乒乓球放到碗里，倒进热水一烫，球就会慢慢鼓起，最后又成为一个完好的乒乓球了。乒乓球还好办，两角多钱一个是盾牌或者是光荣牌，最好的红双喜球也就5角钱。哥哥从北京回家休假，给带来国家队训练后的旧球废球。都是红双喜名牌的。可以正经八百地用一段时间了，而且到处张扬“这是红双喜的！”
　　 开始没有球拍，就木板锯成大致的圆形，我们称之为光板。哥哥后来给我买了个涂着湖蓝色油漆的光板，拍子没有胶皮，只能够抬来抬去打和平球，慢慢地才学会打旋转球。那时的光板球拍就不灵了，就得升级用带胶皮的乒乓球拍。于是，存钱买胶皮，那是分正胶和反胶，长胶粒和短胶粒，我只能买最便宜的球拍。
　　 打球上瘾时，我们夏天5点多起床，几个同学先大战一场再去学校上学。下午放学不回家，直到学校关大门，我们被迫离校。就是白天课间十分钟也要拿着拍子过过瘾。这些情况发生在最初。随着我们不断的运动，我们球技也在提高。于是就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比赛。后来就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队，代表学校对外比赛。
　　 我所居住的四合院，虽然不大，但在文革前每家每户还没流行在自家房前搭建小厨房之类的建筑物，所以院子还算宽敞。我们在院子内用铺板支起一张球台，东拼西凑几块废旧红砖代替球网，于是乎，乒乒乓乓就操练起来。当时的玩儿法就是打擂台，6分制，每3个球换发，分数先到6者胜，输者下台。而守擂者最多只有守一轮的权利，比如，总共5个人，除守擂者外还有4人，尽管你技艺高超、哪怕你比别人高出N个档次，这4个人分别都被你干掉后，你必须让“贤”下台，重新排队攻擂。记忆中，这便是我最初接触乒乓。
　　 小学时代的乒乓球经历有几件铭刻在心中。四年级时我们六班和一班男生对阵，结果输了，我都急哭了。因为抢占乒乓球台子和低年级同学动手打架，知道自己惹了祸，不敢回家，怕挨打；在六年级时加入乒乓球业余体校。那是戏剧性的一幕：1962年初，在市体委支持下，在天津民族文化宫建立了乒乓球业余体校。早在50年代，红桥区就将乒乓球列为该区的传统项目，民族文化宫业余体校建立后，给红桥区乒乓球运动的开展带来了生机，促进了红桥区乒乓球运动的开展，业校创建初期有学员30多人，主要聘请业余教练执教，当时红桥区有50多所中小学有乒乓球队，如中心小学、铃铛阁小学、福泉里小学、北门东小学、北马路小学、5中、44中、49中等校都是开展乒乓球活动较好的学校。民族文化宫业余体校建立后，为优秀运动队培养出不少人才，在天津市各类乒乓球赛中名列前茅。60年代有汪志强、李小鹏、李士奇等运动员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比赛。70年代到80年代，迎来了红桥区乒乓球运动高峰期。为天津市乒乓球队输送了汪志强孙秀琳等13名选手，为部队输送了郑爱玲、王文革等5名选手；80年代……
　　 民族宫体校刚组建时由各学校推荐学生，经过老师教练测验加入。有一天下午我的好友高无羁告诉我当天晚上民族宫有选拔队员的比赛，赛后的乒乓球台子可以免费使用，约我们几个去参加。那年学校乒乓球比赛，高无羁是冠军，我败在他手下，获得全校比赛的亚军。所以我俩关系比较亲密，要好。他家成分很高，他爸爸是印染厂副厂长，原来的资方，公私合营被国家收买，他老爸被留用。我和高无羁多次晚上去印染厂打乒乓球。当时我四年级。
　　 晚上我们到达时看见人很多，都是学校老师带队参加测验。每个人都上场打上几分钟，表现一下技术水平。看到大多数的学生的球技很一般，我们就向当时负责测验的李教练自告奋勇，跃跃欲试。李玉浦教练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结果出我们意料我和高无羁被选中了。由于我们是个人行为，没有老师带队来，所以教练发给我们一张登记表，让我们填写后，加盖学校的印章交到业校。同时告诉我们以后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在业校联系两个小时。那时，我的心情甭提多高兴了。自此我在民族宫业校训练了两年多，到上初中后，学业紧张，加上自己球技水平没有长进，就退下来了。第二天去业校时每人发了一张球拍。规规矩矩正正经经的乒乓球拍，我好喜欢了。这只球拍一直待在身边，后来下乡去兵团，我也带走了。如何丢失的，我记不清了。
　　 训练是正常的。为了增强体质，业校在我们晚饭时无偿加餐；周日训练供给早点。除了教练教给乒乓球，还不断地宣传乒乓球界运动比赛情况。李玉兰、李玉琦，汪志强，回克勇，齐升信等高年级同学为业校增添了光彩，赢得了荣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后来又有回运忠、郑爱玲、刘立忠，时福生等学友。
　　 刘露英老师陪我练习，她不紧不慢一板一眼地给我喂球，我稳稳当当一板一板地提拉，大约能打10几个回合，球才掉地，那阵势，就如同打表演赛，同学们将球台围得水泄不通（当然留有打球的空地），叫好声，赞叹声，不绝于耳，我在同学们面前风光无限。因为他使用光板，又是削球打法，击球声清脆而略带尾音。经常内部教学比赛，和刘立忠一次打过30多回合，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