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大娘是我远门的一个地主大爷的小老婆。这并非我那个地主大爷多么风流奢侈，是因为第一个老婆不生育，便又找了个小的延续香火。
　　 正是因为是小婆，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小大娘的一生很是凄惨。年轻时不但受公婆丈夫的打骂，还常受大婆的欺负，比别的劳动妇女多了一重压迫。年老又患了神经病，不犯病时跟正常人一样，一犯病就手舞足蹈，嘴里唱着自编的对现实不满、对领袖不敬的顺口溜。这在“文革”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此，她经常遭批斗。怕受连累，亲戚邻居大都不敢接纳她，唯一敢接纳她的，就是我母亲。见小大娘来了，母亲先是给她盛上饭，让她跟我们娘几个一块儿吃,饭后又陪她说宽心话儿，有时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正准备上初中，并且还想加入红卫兵的我看不下去了，一次我对母亲说：“娘，别让小大娘到咱家来了中不？同学们说我立场不坚定哩！”
　　 “你知道啥，”母亲勃然大怒，“一个苦老婆子，能看着人家去死！”因逃学曾被母亲用柳条儿抽打过的我，不敢吱声了。
　　 后来，小大娘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年。宣布逮捕的那天，年逾七旬的小大娘被两个彪形大汉摁在地上，用一条一指粗的麻绳包粽子一般捆了个五花大绑，然后给她戴上高帽子，胸前挂上写有“反革命”字样、打着大红叉的牌子。在我们村开完公审公判大会后，又被用绳子牵着，步行两华里，到公社驻地的集市上游街示众。小大娘是一双小脚，平时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何况五花大绑，一路上不知摔倒又被拉起来多少次。我们学校七个班的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跟着游行的队伍往前走，一边用手指头指点着小大娘喊：“地主婆，王八蛋，孬孬孬……”有的同学还向小大娘投掷土坷垃、瓦片等。更有甚者，看到小大娘高帽子上的铁丝头扎进她脖子的皮肉里，便故意扯住高帽子的一角拽一拽，使铁丝头往皮肉里扎得更深，小大娘的脖子上立刻渗出血来。走在我身后的是小大娘的孙女儿，她和我一个班。看到奶奶如此惨状，压抑着声音偷偷地哭。班主任老师发现了，严肃地批评她没有和反革命奶奶划清界限，再哭就开除她的学籍。许是被捆绑得过于难受，小大娘不停地哀求：“给我松松绑吧，行行好，给我松松绑。”主持活动的一位公安民警还不错，把捆在小大娘身上的绳子稍稍松了松。一直折腾到午后，小大娘才被用卡车送去菏泽监狱服刑。
　　 吃午饭时，母亲难过得吃不下。她不停地说，小大娘冤枉，不该法办，并说，小大娘才是真正的穷人哩，大户人家的闺女谁肯给人家做小老婆呢，只有穷得没法儿了才走这一步。她还大骂捆绑小大娘的两个汉子下手太狠，不应该把小大娘捆得那么紧，更不应该把小大娘摁在地上用脚蹬。令我稍感安心的是，自始至终我没喊一句“地主婆，王八蛋”，更没向小大娘投掷土坷垃、瓦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在监狱里死了多年的小大娘得以平反，历史证明了大字不识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我想，这并非母亲有什么先见之明和多么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只能证明一点，就是她的正直善良与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从根本上说来是一致的。她对人的爱，是不分尊卑、贵贱、穷富、强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甚至敢于承担风险、舍己为人的真爱；是超越阶级、阶层、亲疏、远近，面向所有人的大爱；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又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并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永恒之爱。
　　 曾经我问过母亲，为什么对小大娘那么好，她回答说，当年我和你爹给小大娘家当长工、打短工时，小大娘经常帮着给带孩子，有好吃好喝的给扛活的吃，自己吃孬的。她对咱那么好，咱不能忘了人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已是部队营职干部的我回老家探亲。我问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堂弟说，小大娘平反后给什么补偿没有？堂弟说，给了，给了几百块钱。她的子女们很满意，说，多亏逮走了，要是在家里，批斗都批斗死了，还给赔钱！
　　 我略感轻松，仰望一家临街的墙壁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