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4年12月参军的。入伍后，紧接着是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新兵训练包括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主要是最基本的队列动作的训练，包括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齐步、跑步、正步走，还有左转弯走、右转弯走等。一开始稀里哗啦的，我们做不好，可慢慢就行了。特别是后期，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全班12个人，“一”字排开，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从这头到那头，约50米远，在班长高生根的口令下，无论齐步、跑步还是正步，自始至终都在一条直线上，且脚踢得一般高，落下去“唰”“唰”作响，跟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的仪仗队相比，也就是服装没有现在威武好看，人员个头没有现在高和整齐划一而已。
　　 当然，付出也是有的。上午练，下午练，有时为迎接连里组织的会操比赛，高班长还领着我们利用午饭后和晚上的时间加班训练。一天走下来，晚上睡觉时，从头到脚都是酸疼的，特别是两个大腿根，疼得像是被人把肉从骨头上往下扒似的；脚上磨出来的血泡和水泡，晚上洗脚时用草棒或针尖挑破，把里面的血、水挤出来，第二天一早照常练习。时间一长，脚上竟结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即便这样，一有时间还得为房东挑水、扫院子等，就连夜里睡觉也随时准备搞紧急集合。不过，无论怎样苦，怎样累，比在家里挖河、掏大粪、深翻土地等轻快多了。关键是，在家里是饿着肚子干活，现在早晨吃大米，中午吃全麦面馒头，晚上吃白面馒头，每周吃一顿水饺或大包、看一场电影、到在济南市里的营房洗一次澡，洗澡来回还有汽车接送……这是在家里做梦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不但感觉不到苦和累，还觉得挺好。训练之余，便是读《毛选》四卷，看报纸，写家信，洗衣服等。前几项活动需要动脑筋，不便说话，洗衣服时就闭不上嘴了。一开始是哼哼革命歌曲，相互之间特别是跟高班长熟悉后唱家乡小调，再后来便控制不住偶尔来一、两段米黄色的段子。记得一个星期天，洗完衣服后，一个叫韦付连的我们定陶兵，唱起了在家里学会的坠子书：
　　 “说一个小大姐才十七，她黑夜白天想女婿……”
　　 我们禁不住“嘿”“嘿”地笑。班长很严肃地批评说，“别笑！”然后又转脸对着韦付连，“流氓习气！”
　　 韦付连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我们也顿觉尴尬。当大家刚想向班长承认错误时，只见他扭过头去“噗嗤”一声也笑了。班长这一笑不当紧，我们也就笑得更加响亮，还有那么一点点儿放肆。
　　 军事训练中，难度较大一点的训练科目是最后的投弹、射击和操枪。对于我来说，投弹、射击算不得什么。上中学时，体育课里面就有手榴弹投掷这一项，我还投出过40米远的优秀成绩。射击也不难，因为只训练步枪卧姿射击，不练跪姿和立姿，不打手枪、机枪、冲锋枪，并且只打固定目标，不打移动目标。所以，只要掌握住了“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记住班长教给的考虑到风向、风速的影响等因素，保证一扣扳机一个准。记得实弹射击考核时，10发子弹我打出了95环的优秀成绩，基本上每一发子弹都正中靶心。
　　 糟糕的是操枪里面的“卧倒出枪”这一项。正确的要领是：右手握枪呈立正姿势，听到口令后，左腿往前跨一大步顺势自下而上地卧倒、趴下，与此同时右手把枪送到前面，枪托顶住右肩呈射击状态。这些要领我背得滚瓜烂熟，可一做起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连长吴林荣过来了，他是我们新兵三连的连长。军事素质很过硬，要求大家也很严格。看我做得不标准，便叫我一旁好好看着，他自己先示范一遍，我再仿照他的样子来做。谁知他一连示范了三遍，我却一连三次就像一条装满了粮食的布袋一样，“扑捅”一声摔在那里，怎么做也是个不对，并且越做越紧张，越紧张做得越差劲。随着我的三声“扑捅”，吴连长连说了三个“不行”。看我实在做不下来了，便拍拍自己身上的土，不再说什么，只是定睛看着我苦笑了一下说：“好好练”。其神情，真可谓恨铁不成钢。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丢脸了。刚当兵就给连长留下个坏印象，这可怎么是好？还没等得平静下来，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更加丢脸的事儿。
　　 那天是政治教育，指导员佀庆英跟我们讲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中“坚决听从党指挥”这一课。这些，我们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时初步接触一些，连长、指导员和各排排长又讲得很系统，很详细，我们听得也很认真，自我感到心里很明白了，但要说出个一、二、三来，还真不容易。那天，佀指导员讲了半上午，我们又思考了半上午，下午以班为单位讨论时，指导员来我们班听取情况。班长看我业余时间经常看报纸，读《毛选》，并积极为连队黑板报撰写稿件等，估计我讲得不错，便点名让我第一个发言；而我呢，也觉得胸有成竹、完全能够讲好。所以尽管嘴上不说，心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光想在指导员面前表现表现。见班长点了我的名，便毫不谦虚地从小马扎上直起腰来：
　　 “党的领导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有了党的领导，我军就胜利；脱离党的领导，我军就失败。”
　　 结论背下来了，理由或者说依据呢？或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讲不出来了。问题是，理由、依据等满肚子里都有，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好在指导员很耐心，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我说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可惜得很，我嘴里呜噜了大半天，再也没有呜噜出一句囫囵话来。
　　 “哪位同志有补充？”高班长也希望我们班在指导员面前有个好的表现。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吱声。
　　 “这个问题要沿着我军成长壮大史的路子来说，”指导员看我们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了，便开始循循善诱。他是济宁微山县人，跟我们菏泽同属鲁西南地区，说话的口音几乎一样，把说话的“说”说成“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也是菏泽人。“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行把支部建在连上等制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结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后来，王明排斥毛泽东，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几乎损失殆尽。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很快又发展壮大起来，并且从胜利走上胜利，直至打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然后再加上董攀山同志‘佛’的那些，不就行了。”讲到这里，指导员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们一圈，尤其是看看我，接着说，“只有沿着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这条路子来‘佛’，才能‘佛’清楚。不然，只‘佛’个结论，不用事实去证明它，那是硬‘佛’，硬‘佛’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经指导员这么一“佛”，我心里恍然大悟。上午上辅导课，指导员就是这样讲的；这些历史知识上初中、高中时都学过，我也知道，怎么就不会以此为论据去证明已知的论点呢！更使我感到难堪的是，班长点名叫我第一个发言时，就应该谦虚一下，至少不应该把腰杆挺得那么直。昨天在连长面前丢脸，今天又在指导员面前丢脸，下一步还能有个好！实践证明，无论是对连长还是对指导员，我都有点多虑，都有点儿小心眼了。
　　 这天，班长派我去炊事班帮助垒锅灶。老兵砌，我负责和泥巴。正干得起劲，吴连长来了。他是看锅灶垒好了没有，会不会耽误全连正常开晚饭。当时，我两手泥巴，不便打敬礼，只能看着他微笑。看见我，他径直朝我走来，我以为他要与我握手。两手的泥巴，怎能污染连长干净的手掌？正不知如何是好，只见他蹲下身子，双手朝我的脚上伸来。原来，我只顾干活，没发现自己的一只鞋的鞋带开了，而且拖得老长，一走路，随着脚左右甩动，很是难看。他是要给我系鞋带。一个新兵蛋子，怎能叫连长给自己系鞋带！我急忙向后退。可我退一步，吴连长弓着身子跟一步；再退一步，他再跟一步。就这样，我一连退了三步，他弓着身子跟了三步，就像前天教我如何卧倒出枪一样，很是耐心。我不敢再退了，便恭恭敬敬地站好。一下，两下，三下，他极认真、极标准、极迅速地给我系上，比我另一只脚上自己系的还好。看着他那宽大的脊背，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小时候，只有母亲和姐姐给我系过鞋带，没想到解放军的一连之长，竟能如此厚爱一个刚入伍的、非亲非故的新兵。我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才能有这样的官兵关系吧！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我们团四营三连，吴连长和佀指导员则回到了他们的三营八连和九连。后来，吴连长被提升到别的部队任职，佀指导员转业到他们县物资局当了副局长，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33年后的2013年，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我与吴连长见面了。此时的他已七十又一，但身体还是很强壮，精神头十足。握手时他只是正常地用力，却把我的手握得生疼生疼，喝酒自然也是败给了他。汲取30多年无法联系的教训，我俩互留了手机号码。春节拜年时，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祝他新春愉快，全家幸福安康！我以为他看到短信就行了，没有必要回复，因为对自己的兵嘛，客气什么？谁知没过多大会儿，他把电话打了过来，对我的祝福表示感谢，并也祝愿我和我的全家春节快乐。原来，他感到发个短信、微信什么的不过瘾，非要听到声音不可。以后，每年春节拜年，我们都是既发短信又打电话，而且要拉很长的时间。可惜的是，今年的春节我因感染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疗，没能向他拜年。明年春节，我一定加倍补上，像前几年那样，既发短信又打电话，打电话还要拉很长时间，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完。
　　 指导员呢，我们也没有相互忘却。前几年，我写了一本书，全面记述了我当兵的经历，包括在新兵连里的这些故事，尤其是他跟我们“佛”政治教育课的情景。我托人给老指导员带去一本。拿到书时，他兴奋地指我的照片对在旁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兵！”据别人讲，平时，每当他在报刊上看到我的文章时，也是指着落款跟别人这样“佛”。
　　 吴连长、佀指导员，还有高班长，你们都还好吗？衷心祝愿老连长力气还是那么大，见面握手时，还是把我的手握得生疼生疼；很想再听一听老指导员的政治教育课，特别是课后跟我们“佛”一“佛”回答问题的方法和要领；我相信，再说笑话时，高班长一定不会“批评”我们了，他会像大家一样，也来那么一、两段令人捧腹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