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阿婆死了。大清早，她靠在村东头的那棵槐树上断了气。
　　 大家都叫她覃阿婆。年轻时人们叫她小莲，大约六十多岁。听她同辈份的人讲，她并非覃家堡本地人，而是从安徽那一带来这里的，所以小莲这个名字未必是她的真实姓名。
　　 老一辈人记得，四十多年前闹饥荒。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一个戏班子。男男女女，约莫十几个人。班主是个瘦脸削肩的汉子，由于长期饥饿，面有菜色，但眼睛晶亮，说话时眼神中透出狡黠。他对村里人说，他们来自安徽，虽说都有饥荒，但安徽那里光景更差。雪上添霜的是，刚入夏，他们那里接连下了七天的瓢泼大雨，江河决口，庄稼都淹了，到了秋天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冬天一到，饿死不少人。逼得没法，只得出来卖唱讨生活。
　　 他们在村里租房住了下来，在本村十字街摆场子，也去附近村镇四处游走，唱不化妆的黄梅戏，凭这点片长末技换一点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也到做生意人家的门前唱一唱莲花落，讨一点玉米饼或者米粥之类的吃食。与其说是卖艺，倒不如说是乞讨更为准确。
　　 这群人在村里住了十几天，附近的村镇差不多都去了一趟。人们渐渐对他们的演出失去兴趣。他们的收入更加微薄。这一天，班主找到房东的妻子，想退掉房子换个地方唱戏。
　　 房东的妻子是个话稠的女人，每天不说够两万句就憋得难受，她向来把“多一句话就多一个机会”奉作人生信条。班主把钱塞到她手里转身要走的时候，她叫住了他：“老乡，别走，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班主以为房东妻子是嫌钱少了，不安地转回头，却看到了女人灿烂明亮的笑容。那一刹那，他怀疑春天提前降临了。
　　 “说吧，老嫂子，别见外。”他陪着笑脸说。
　　 “哦，那我就直说了，我想保个媒。”
　　 “保媒？”班主诧异道。
　　 “坐下说，坐下说！”房东的妻子用抹布把椅子和桌子擦了又擦，热情地招呼班主说。
　　 班主狐疑地坐了下来。
　　 “那个唱莲花落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女人问道。
　　 “哦，你是说小莲吧？她呀，是我侄女。”班主明显犹豫了一下。
　　 女人笑笑，接着问：“她是不是还没有婆家？”
　　 “倒是没有，可她岁数还小。”班主有些明白了。
　　 “多大？”
　　 “哦，哦，十八岁。”
　　 房东的妻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地找烟和茶，班主的眼睛像被一根线牵着，跟着她的身影骨碌骨碌地转，像两颗琉璃珠子。出门在外的人，总要多长几个心眼儿，人心隔肚皮，谁知她心里打着什么算盘。
　　 “成年啦，不小啦，女人嘛，迟早是要找婆家的。瞧瞧，你们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不如给女孩找个人家，她有饭吃，也有了归宿，你还减轻了负担。我说的对不对？”女人找到了烟，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班主，班主接了。女人又从烟盒里拽出一支，衔在自己嘴上，划根火柴，先后把两支烟点着。
　　 话题就像一个西瓜，既然已经切下第一刀，就要接着切下去，直到露出瓜瓤，切成瓜瓣为止。两人各怀鬼胎，边抽烟边聊，或者叫谈判。屋子里烟雾缭绕。
　　 其实，房东妻子早就留心过这个唱莲花落的女孩。这女孩说不上漂亮，但模样周正，个头不低，眼睛很大。不知是不是饿的。她不像其他唱莲花落的人那样涎皮涎脸没羞没臊。别人唱莲花落，不给东西吃就一直在那里唱，直到人家不胜其烦，拿出东西来打发了事。而这个女孩唱起莲花落来羞羞怯怯的，不给她吃的，唱几句她就移到了别家，搭眼一看就是个老实孩子。
　　 女人家斜对门就是供销社。有一次，女孩唱莲花落唱到了供销社门口。那天，她在那里正拉住另外一个女人发挥她的特长。见女孩来这里唱莲花落，她就转移阵地跟那女孩攀谈起来。被迫跟她聊天的女人见有了替身，逃也似的走了。女人跟那女孩聊了一会儿，两人渐渐熟络。聊到班主的时候，就扯到了她与班主的关系上。
　　 “班主是你什么人？是你父亲吗？”女人问。她之所以这样问，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快言快语，说话没经脑子，另一方面，在她的认知里，那个年代唱戏的都非亲即故，于是她胡乱猜了一个父女关系。
　　 女孩沉默了。女人便察觉出有些异样。果然那女孩见四下无人，压低声音告诉女人：她和班主非亲非故，是她年幼时被他拐骗来的。她说，她只记得她在门口玩，有个男人挑着两只箩筐走过来。他拿出一块糖给她，还问她甜不甜。她说甜。那男人说，那边还有好多，你跟我去拿吗？她点点头。他说，那你钻到我的箩筐里吧，我挑着你去那里。她好像迷了心智一样听话，钻进了箩筐里……就这样被她就到了这个戏班子里面，那时候她才五、六岁。
　　 “在戏班里，他让我管他叫叔。”女孩说。
　　 女人的脑海里忽然跳进一个人来：覃双庆，她的一个本家侄子。覃双庆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每天过着清汤寡水没滋没味的日子。既然女孩和班主竟是这样的关系，能把女孩留到这里嫁给自家侄子就好了，女人想。
　　 “我给你在这里找个婆家，你愿意吗？”女人想到哪说到哪。
　　 女孩低了头，使劲捏起自己的衣襟来，仿佛她逮住一个巨大的跳蚤，必须要原地捏死，不能松手，松手它就跑了。
　　 女人看着女孩扭怩的样子，“格格格格”地笑起来，笑声像极了下蛋后的老母鸡。笑过之后，她大大咧咧地说：“哎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什么可害臊的。”听她这样说，女孩原本菜色的脸上竟飞来两朵红霞，经久不散。
　　 “你等等。”女人对女孩说。她急匆匆地跑回斜对门的家里。不大工夫，她手里托着一个白胖胖的馒头又出现在女孩面前。
　　 “吃吧，姑娘。”
　　 女孩咽了口唾沫，怯生性地接了过来。
　　 “我晓得你是担心班主不同意，放心，我替你去说。”
　　 当听房东妻子说到准备让小莲嫁给她的本家侄子的时候，班主差点把脑袋摇掉。他心中暗骂道：“真不要脸，这不是趁人之危么？”心里虽这样想，但他脸上依然笑容可掬。他推说小莲还小，没有心思嫁人。又说他只是小莲的叔叔，婚姻大事，他也做不了主，他哥嫂那边也没法交待。
　　 房东妻子原不想揭露他拐骗小莲的事，可费尽口舌，班主死活不松口。当夕阳的残光映到窗棂上的时候，她终于失去了耐心，咬牙冷笑道：“大兄弟，别装了，你真是小莲的叔叔么？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如果到政府走一趟，就现在的形势，恐怕你要吃一颗花生米喽。”她拿出了杀手锏。
　　 听了这话，班主原本晶亮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挺直的腰板弯成了一张弓。他软绵绵地趴在了桌子上，像一只被针刺透而泄了气的皮球。强龙不压地头蛇，他认栽了，事情就此忽然转折。
　　 第二天，小莲和覃双庆在房东家匆匆见了一面，一起吃了顿饭，就算订了亲。房东女人以功臣自居，毫不客气地让这个远门侄子扯了两床新被面，做了一身的崭新的涤卡面料的衣服，算作媒人礼送到她家里。女人说，班主要五十元彩礼。覃双庆的爹拿出攒了多年的五十元纸钞，哆哆嗦嗦地递给女人，让她转交给小莲的“叔叔”。女人背过他抽走四十元，然后把班主叫到里屋，把她提前说好的十元钱“彩礼”塞给班主。交易结束了。
　　 过了几天，班主率领众人离开。小莲留在这里。从那时起，小莲就变成了家谱上的覃氏。
　　 命运这个东西就像天气，有时阴，有时晴。看上去彤云密布的天空，也许一阵风吹来，满天乌云就会忽然散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就是这样的波诡云谲，让人难以捉摸。
　　 小莲嫁给覃双庆后的第二年就诞下一个男孩。她是个高产母亲，打这之后，就像糖葫芦串似的，她平均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到四十岁的时候，她已是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的母亲了。四个男孩分别叫春生，夏良，秋果和立冬。立冬的名字还是小莲给他起的，这孩子恰巧在立冬节气的早晨出生，小莲觉得挺有纪念意义，所以就叫了立冬。她就像一棵栽种到覃家的果树，恰巧遇上了肥沃的土壤，在这里开花结果，给濒临绝种的覃家带来了希望。覃家逐渐枝繁叶茂，由最初的父子二人滋生成十人的大家庭。
　　 孩子们多了，都要吃要喝要穿。那个年代卖成衣的很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得自己做。小莲慢慢学会了纺棉花、织布、裁衣服、做鞋袜等活计，整天为一大家子人吃饭穿衣的事忙到半夜。孩子们春天有夹衣，夏天有短袖，冬季有棉袄。她喜欢孩子，这群孩子就像她翅膀下的小鸡雏，她用她柔软的羽毛紧紧地护着他们，哪个孩子小莲也没让冻着饿着。
　　 丈夫覃双庆比小莲大十几岁，老实可靠，对她很好。他平时在家种地，农闲就搭个泥灰班，在里面当瓦工，挣个零花钱。一家人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无病无灾，也算安宁。日子就像河水一样水波不兴地向前流淌着。
　　 地里的庄稼苗，只要抽了穗，很快就会成熟。孩子们就像这庄稼苗，青春期一到，一晃就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了。
　　 大儿子覃春生二十岁那年，媒人给说了一门亲事。订亲之后，准亲家让媒人捎信过来，说是闺女说了，他家房子太少，嫁过来以后住不下，要三间新房。什么时候盖好，什么时候才让女儿嫁过来。这下覃双庆和小莲愁得寝食难安。三间新房要花七八百块呢，日子本来就捉襟见肘，手头哪有那么多闲钱盖新房！可是盖不上新房，儿子就娶不来媳妇，咬紧牙关也要盖啊。
　　 盖新房，有个大难题横亘在面前：村里给他们的宅基地是个大坑，要盖房就必须填平夯实。
　　 为了填平大坑，小莲和丈夫扮演起“愚公”和“精卫”的角色来。覃家堡村西南方向有座废弃的砖瓦窑。砖瓦窑高数十米，状如土山。幸好还年轻，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去那里挖土，再用小平车一车一车地推回来填到坑里。丈夫在后面推，小莲在车前拴根绳拉。两人一前一后，用脚步反复丈量着砖瓦窑与大坑之间的距离。那几个月，人们经常看到小莲弓一样的身影和身后那根绷紧的绳子，还有额头渗出的汗水。
　　 地基总算夯实，要垒墙了。钱不够，力气凑。覃双庆是瓦工，砌墙是把好手。他站在脚手架上砌墙，小莲供砖。她在下面向上扔，两块扔不动，就一块一块往上甩。需要和沙灰了，小莲干不了这活，覃双庆就从上面下来和，和好以后，小莲再用铁锹铲到脚手架上面的灰兜里。天长日久，光是手套，小莲就磨破了三副，手掌留下一道道被砖棱划出的伤疤，手指也变得粗大起来，像捣蒜的杵子。
　　 墙一点点长高。到了三米高的地方，开始安门窗，上房梁，架檩条，钉椽子，铺苇席……就像燕子筑巢一样，一道接一道的工序做下来。春去秋来，光阴迅速。两年之后，新房终于峻工了。但新房像个吞钱兽，把两口子积攒多年的纸钞也吞了个一干二净。
　　 事情就是这样赶趟儿。新房竣工，儿子二十二岁，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结婚又需要不少钱。小莲和覃双庆掏光口袋也没找出几个钢蹦。两人只好求亲告友，到这家借一块，去那家借一块，就这样东拼西凑，总算凑够了儿子结婚用的钱。
　　 有了新房，那年冬天，唢呐和小鼓一路吹吹打打，覃春生把新娘娶回了家。
　　 覃家的日子像一条不停转动的流水线，四个男孩好比流水线上的产品，小莲两口子就是站在流水线旁边的工人。他们负责给每个产品装配上新“零件”——新房和新娘，那时候他们才算真正完成任务。春生的“零件”装配完毕，下了流水线，后面的夏良、秋果和立冬接踵而至。
　　 前面有车，后面有辙。大儿子盖子三间新房，其他三个也不能在旧房里凑合，都是儿子，两碗水要端平呀。在后来的几年当中，小莲夫妻就像两台永动机似的继续不停转动。覃双庆放下锄头就拿起刮铲，放下刮铲又拿起镰刀。小莲为了能让丈夫在外面安心干活，能一个人做的农活，她尽量不让丈夫回来，以免耽搁挣钱。
　　 两人就这样一天一天苦熬着，钱一张一张地赚着。不管多苦多难，在夏良和秋果二十多岁的时候，给他们各盖了三间新房，娶了媳妇。
　　 七八年间，覃家娶了三房媳妇。家里人更多了。人多了，就免不了有锅沿碰碗勺的龃龉。妯娌们不和睦，给儿子们吹枕边风，儿子们也拿不出一家之主的气概。慢慢的，原本和谐的家变得吵吵闹闹起来，有时候竟闹得鸡犬不宁。小莲和覃双庆两人思来想去，最后做了决定，让几个结婚的兄弟分家另过了。
　　 分家后的第二年冬天，覃双庆忽然病了。
　　 那天早晨，覃双床起床后，抓起水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正要下地干活，肚子突然像拧绳一样痛起来。开始，他以为是喝冷水着凉了，就找来一只热水袋捂到肚子上，心想热敷一下就会好。可是不行，疼痛不但没有缓解，而且还越来越剧烈，不一会儿便痛得他“哎哟”连声，额头上豆粒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往下掉。
　　 看他疼痛难忍的样子，小莲连忙问他：“双庆，痛这么厉害，要不要去医院？”
　　 提到医院，覃双庆就想到了钱，这几年儿子们的婚事不但把家底掏空，还借了一堆外债，哪里还有钱治病！想到这，他摇摇头，喘着气着说：“我觉得，不像，大病，再，挺一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