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顶，指的是处于胶东半岛黄海之滨南部的九顶铁槎山。
　　 主峰曰“清凉顶”，海拔539米，群山绵亘30余公里，峰峰衔接，巅擎云朵，体卧海边。“九顶”之“九”为概数，亦有“九峰突兀”之说，其顶其峰，有名者如：僧帽顶，龙井顶，董家顶，莲花顶，老子顶，玉阳峰，骆驼峰，老虎岭，豹子岭，猩猴岭……
　　 及最高顶观之。晴朗之日，一目极千里，碧波款荡，相距不远的海中苏山岛漂浮海面，若蓝缎绣舟筏，甚想一跃而登上，乘之漂洋而去。想法之巨，唯于极顶而生，仿佛通透三千里，只有一个我，造物入怀，心神八极。
　　 十里之外，不见九顶铁槎山真面目，但却得“江海如画”之美感。沿岸一线，曲折连绵，腾雾深浅，忽隐忽现，宛若海面被一种巨力上送，献给铁槎山，峰坳吞雾，饱腹而弃之，徐徐弥漫至顶，而力道还是不能及，峰尖拔挺，吻天摘云。只是气雾绕峰叠巘，无法称重的山脉，仿佛要浮起仙槎，似以雾为笔墨，勾画斜帆数面。槎，即“筏”，是船的意思，源自古称，至今沿用。山峰如铁似黛，黑白分明，仙境如此，再无法形容。无风千帆，岂止九面。哪顾得点数，所以，真佩服古人以“九”代数百千万的创造。
　　 可不要以为山不咆哮，海如盆水，波澜不惊。秋冬春三季，凛然拔挺，巍峨雄相。在古籍《尔雅》《齐乘》《封神演义》中皆称之“大东胜境”，《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智破“风吼阵”，所用的“定风珠”，就是从曾在此修行的“度厄”真人手中借得，于是，这里变成了兵家鬼谷子的修炼之地。兵法需有大势可拟，才得帷幄要领。这里峰海奇兀，无与伦比，“可生诡谲”。九顶铁槎山，云诡势谲，完全可以启迪用兵之人的心智，透彻战法之精髓。中华兵法的诞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神秘感的军事文化，它的精要，是最早的哲学军事的经典，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的西点军校为何列中国兵法为必读的原因了。中国兵法并非一招一式的战术法则，而是宏观韬略。兵家的根，曾有槎山的抔土孕育，铁石打磨。身在槎山脚下生活，守根守家，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我觉得若论出身，每个人都应该把中华文化作为背景。
　　 十几年前，我了解了九顶铁槎山曾藏巨卧奇的历史，便再读《封神演义》，我想知道，姜子牙是漂海而来，还是驾雾而至，是跋涉千里，还是土行孙相助……其实，这些都已经背离了阅读这本神话文学的原则了。但对于我的想象力的启发，和现在在江山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一个细节都是悬念，每一个过程都充满了曲折，文学的力量，让我臣服并融入其中，释放出一个走进文学的人的能量。文学创作需要功底，更需要灵感的启迪。“兵学”与文学联姻，在我心中，这座“槎山”是载我遨游文海、点数文珠字玑的仙舟神筏。
　　 所以，在一些文章里说“大东胜境”之说是源自道家，我以为应该出自兵家，或者是一个为当时人们足力不能及的而十分向往的说法，“胜”是形胜，也是内涵丰富。“大东”是陆路之极，在战国之前，这里被认为是华夏极东之地，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一处自然风景，有了人文的加入，欣赏起来，不仅有着悦目的好，还有走心怀古的沉厚，于是心生民族自豪感，胸有大气，肠有九曲之趣。
　　 据说，鬼谷子的兵法启蒙就是九顶铁槎山赐予了灵感。人们一再考究鬼谷子修炼之地应为“云梦山”，天下“云梦”几乎不胜数，这与对这位超凡的古人的崇拜有着关系，于是，很多传说故事，在民间就有了辗转演绎的多个版本了。寻脉追踪，将洇漶于时光里的那些精彩重新擦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文化兴国，文化自信，这是我们不能舍弃任何文化的时代要求。
　　 中国的伟人名流，多从大山走下来，而非城池，军事思想原本并不来自城池，这个现象，也恰恰是诞生众多诸子流派的背景。千山非一律，各有千秋。所以，中华文化是高大的，雄伟的，是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孕育关系的。我们追寻中华文化的源头，必然不能放过每一座山。就像孔子和尼山，没有尼山，我们无法解释孔子的慧根智趣。怪不得西方的哲学家也把“诗意地居息”选择在名山。
　　
　　 二
　　 案上一本《风雅荣成》，从踏足九顶铁槎山的文人墨客的留墨，我看到了儒家人文对这座山的濡养深情。
　　 “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这是明代小说家许仲琳仰望槎山之句，怪不得他的《封神演义》（尚有争议），叱咤神界，行文泼墨，有龙腾虎跃之象。
　　 “秋来潮汛阔，拟犯斗牛边。”这是出自槎山脚下蔡官屯人林钟岱的句子，他在乾隆年间，曾做“诰授朝议大夫”，为人“刚方清慎”，“拟犯斗牛”，是否给了他为人为官的启发？
　　 清顺治隐士董樵，反清复明失败后，隐居伟德山，常留宿槎山云光洞，有吟“洞古须留憩，林幽且住笻”，洞居，折杖，静处，寻幽，最能表达他隐而修行的淡泊之意。“雅志林泉”，从匡扶不能，到仕途多舛，最终也不失人生雅趣，可以说，槎山，也是安置他人生志趣的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离开九顶铁槎山后，董樵隐居于伟德山的王家山，至终。他的以高山为风以瀚海为襟的志趣，令人敬仰。
　　 据说，如今游客到了槎山，都要吟一句“九顶铁槎山，八宝云光洞”，可见云光洞在槎山的位置，有项上珠链，额上眉心的重要。云光洞处在龙井顶之下，巨石如豹首，自然遮蔽成洞穴，其侧稍加石砌，常年，云雾翻滚，入洞出洞，是为名。
　　 银杏老树，婆娑生风；藤萝缠绕，挂洞门而覆岩石；咸水洞陪衬，独而不孤；龙泉井清澈，半山而居；仙人桥跨涧持石；石雕坟，不知为谁而冢；痒痒树，抚之而颤抖，树木似痒难耐；菩萨庙静谧林间，梵语轻袅。是为八宝。据说，被称为“长庚”的度厄真人最早修炼于此，王处一（王玉阳）于此拜师演修全真，从而开创了全真教宁波派。
　　 儒家行诗抒怀，道家修行求道，佛家筑寺念佛，红尘俗人，盘桓而至，入洞观景，面寺听梵。信念不同，行迹深浅不同，但一洞而聚，便有了这人间邂逅，尽管我无法寻见真人，但耳畔诗句平仄轻吟，眼前有真人盘膝而修，晨钟暮鼓愈显苍松修篁之静幽渺邃。看游人眼光搜寻，不时叹声，我不知他们在云光洞前获得什么，或许就是一个眼见眼缘吧，他们很多人的日子里并不少这一块风景，但他们一定会想那些古人为何深居于此，不得其解不要紧，但得一见，也是生活的满足，相比于过往，谁还有心思登山见这般境况。中华文明，就像七彩丝线，非常多元，齐聚这里，无论怎样纠缠，都可以借鉴相处，绝没有“非此即彼”的淘汰什么。文明的过程是留下可寻的印记，最终的走向一定是从本能角度维护人类，发展自己。
　　 一个云光洞，尽管还是有着“洞人石火”的原始，但已经注入于洞中更丰富的文化。在没有博物馆的时代，洞穴就是寄存文明的地方。我想到“洞见”一词，明察的意思，人类对真理真相的观察，应该是从洞穴开始，所以才有这样的表述吧。
　　 古诗人描写云光洞，总把自己置于美妙的风景中，是一副求真悟道的样子，正说明了我的观点。“悬榻低云树，开窗近半星”，（董樵句）高隐处此而修为，追求的是极高极仙的境界。
　　 他们是谁？我们只是记得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可以断定，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主角都失踪了，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我非常看好槎山沿山散落的村庄，聚力重建槎山风景区，有村志详细记载一段文明历程上的普通参与者的事迹。
　　
　　 三
　　 佛道两途，道佛之争。在抵达清凉顶“千佛洞”后，对这样两个说法，感到不解，却又找不到证明的理由。困惑没有用，但我把握了一些线索，努力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
　　 道学，早于佛学。佛学传入大约在东汉时期，而“千佛洞”约凿修于宋金时期，此前的度厄真人（道家）已在此修炼，尽管他是一个神话传说人物，应该是有着塑造原人的，根据《太平广记》记载，可追溯到商代末年。尽管这个洞穴现名“千真洞”，但人们发现，它的前身却是“千佛洞”。
　　 是佛是真？老百姓分不清，也不想打这个官司，只称“云雾洞”。洞穴在海拔409米处，山脊皆石，遒劲相叠，如巨蟒匍匐，苔藓附着，云雾缭绕，摸一把湿漉漉，打滑，能够登上峰巅的甚少。清诗人宋雍有诗句云：“浮云忽送孤峰影，高阁全凭万里潮。”不难想见，人在其巅，手可摸浮云，宛若凭空阁楼，潮水般的云雾，撩发湿面，何其清凉！上文提及的清隐士董樵说“十年曾此问渔樵”，我想，这不仅仅是交待一个时长的事，还有他表明“高清”意趣的目的。山石光滑，寸草棵木不生，峰巅距海四百米深，放逐什么样的长线垂钓呢？没有草木，何以为樵？但董樵于此活了十年，绝尘不仕，堪称大隐旷居之士。
　　 洞门眉宇，镌刻“千真洞”三个字，其下标注了镌刻时日“大明万历四年孟春”（1576年），但尚模糊辨识这个“真”字的底层是一个“佛”字，真字是在佛子磨光之后所镌，相比“千”“洞”刻字，真字与之不在一个平面，凹陷若指厚。虽经磨损风化，仍斑驳依稀可辨。历史是模糊的，但也给我们留下了真相，复原和推演，便有了依据。
　　 考究刻字，书法艺术价值，不可忽略。宗袭钟王，兼具北碑骨韵，结体高古，点划遒劲，起落转折，断金切玉，浑茂朴实，无一懈笔。粗看，“真”字与之也是浑然一体，若非凹陷，难辨先后。仔细揣摩比较，“真”字风格，还是稍有拘谨。摩崖石刻，是中华文化的精品，槎山石刻，更是一绝，妙而可言，让我们有了追索佛道交互错综演进的可能。
　　 千真洞，为人工挖凿，洞壁有佛龛，壁上镌凿佛像1007尊，其中大佛四尊，个个佛面不同，皆安静慈目，平静无视。仔细观看，发现在佛像之下有供养石佛奉香刻名，尽管斑驳，还能辨识一二。
　　 为谁所凿？这是一个问题。康熙年间的《靖海卫志》载，“传为真人王处一用木鱼挖成”。有道家信徒继续演绎，说王真人以钵铲或木鱼挖成千真洞。木鱼为木质法器，是在诵经时用来敲击以控制节奏的工具，钵有铜制和木质两种，是手持的食器。很显然，以此为工具开凿如此深度的石洞，当属无稽之谈。只能看作是信徒对真人功力的一种崇拜吧。
　　 我觉得，千佛的凿刻，非石匠不能。在当地，自古就有以凿石锻石为营生的人，洞穴为百姓所凿，才是真实。人民群众中，虽信道信佛者不众，但为了谋生，根据佛家意图镌佛，是合理的推测。况且，洞内的“千佛”，并非“千真”，更不是道家所为，应该在明代前的宋金时期就有了，只有一个“真”字，为明代所刻。
　　 据我所知，道教在佛教的影响下，也造像崇拜。其主像或为天尊，或为老君，或者天尊老君并列，或者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像为主像，但据史未见道家造佛。
　　 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南北朝为盛，唐朝时，经历了兴盛与衰落（指唐武宗毁寺灭佛）的不同阶段。槎山造佛，应该在宋金时期，道光二十三年《荣成县志》记“土人讹呼，为千真洞，俗僧妄镌佛像于石壁”，所记说明，此时（宋金）已经对这个洞窟的教派归属产生了不同的说法，不过，有一点可以注意，是“俗僧”所凿佛像。这一点是比较真实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可以认为，此时佛教式微，全真大兴，道家居洞，佛家退出。或者道家以度厄为据，使得佛家理应谦让。还有一个现象，可以看出，儒释（佛）道在发展进程中一直是相融的，他们皆诵念《孝经》《心经》《道德经》，教旨不同，但修行路径可通。所以，世间有“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之说。在半岛荣成地域，佛道共存，尤其是道教占据了伟德山脉，如今还有道事繁盛的“圣水观”，而在南部，除了让洞于道教，赤山却是完全为佛教所占，如今的“法华院”依然佛香袅袅，梵声咿咿。槎山与赤山相对，不足百里之遥，佛道各有所依。
　　 真正的和谐的文化和文明，绝不是以争斗使其对方折服甚至消亡为目的，这也是中国宗教文化有异于其他教派最人文化的特点。“非此即彼”的极端性，往往导致无论是失落还是强大都要争斗的格局。儒释道三教，始终包容共存，在历史上从未因教派教义之争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战争，足见中国文化并非什么奇门法术可比，而是兼容并包的处世本典。
　　
　　 四
　　 如今的九顶铁槎山，成为一个庞大的景区，成为黄海之滨的一处“文化大观”。
　　 九峰皆有红石铺山径，葱绿夹道，蜿蜒而上，寺观得到当地人们的维护，重建数座。有人形容槎山特色说，红石蛇形上巅峰，红藤缱绻绕红石，红尘踏足接极顶。是为“三红”。槎山出产“石岛红”石材，就地取材，建设景区，别具特色。山下绕北坡建“省级地质公园”，园区城墙，环半山，走起伏，垛口齐整，女墙坚固，青砖红石，色彩分明。
　　 余秋雨说：“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石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罗马假日》）按照他对伟大文明的解读思路去想，我觉得九顶铁槎山的伟大文明也是如此，从每一朵云曦中可见，在九顶飘逸，于每一处遗存留影，并不断累积叠加，越发厚重，日益焕然。
　　 沿山二十村落，各有特色，依据槎山，开发具有沿海特色的海山文化，不让极顶的游客眼睛里少了美丽乡村的影子，我专程到访了清凉顶下的院夼村，新建禅寺庙宇，佛俗相融，很有特色。我特别欣赏那副楹联——
　　 法门平等人天共仰
　　 觉路光明凡圣同游
　　 这副楹联，表现出村人对槎山文化的极大包容，看似一副联，不仅是一种装饰，还有对教派问候的尊重，对“凡圣”的深刻理解。凡间有情，灵气不输道佛。当下，人们以旅游的方式，来解道释佛，从中汲取中国古文化的精髓，成为一种民俗生活的参考，这较之一世坐禅修道的方式，更有生活化民俗色彩。
　　 槎山群峰，与白云耳语；沧海碧波，同仙槎对视。古今无异，不一样的是，人们从中参透了耳语的禅机佛语，从海山对视里，找到了山泰海晏的内涵。
　　 世界上太多的古老文明的气息都在耗散，唯有中华文明在“文化自信”的旗帜下，传承历新，文脉不断，聚气凝力，一枝独芳，硕果累累。我对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的开篇语有了更新的理解，这个“道”作为中华文化，根底深邃，盘根错节，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存在。大道无形却有根，千年大道有魂魄。
　　 兵家居山，研习止戈之道；儒家登山，吟诗写赋，以抒怀抱；佛家造佛，留下瑰宝；道家羽化，求真修道；隐者闲居，以山为圭，自求清高。尘俗并非没有作为，适应当今时代，大兴产业，靠山靠海，以旅游文化兴村。
　　 九顶，顶顶精彩挺拔，峰峰有奇。我题目里的“六门”，是将兵儒释道隐俗归于所谓的“门派”。
　　 九顶铁槎山，山高石崛，虽抔土瘠薄，但涵养了千年文化。黄海扬波，奏着澜曲渔歌，滋润这一方仙境瑶阙。崭新的时代，让一座千年人文古山，史脉绵长，今生缘深。
　　
　　 2024年3月15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