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那点事，可能自古一样，大家都说透了，不过，我有兴趣再啰嗦一下，以求理解。
　　
　　 一
　　 我有几个朋友，经常拿闲来无事、打发时间时写成的散文诗词等，在一起自娱自乐，由于脾气相合，志趣相投，所以相互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默契，对对方的文稿都会以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感受见示于对方，好则好，不好则不好，并且多以指出不足为主，没有相互肉麻的吹捧，因为大家知道，稿子发给对方，一是请对方品尝创作的成果，能够或多或少地从中受到点教益亦或启示，能够征求修改意见，也是一种请教和学习的机会，不像投递刊物是为了发表。有时把稿子发给了对方，却久久不见回应，那也没必要再去询问，不是朋友顾不上阅读，或者没有心情阅读，就是诗文的观点与朋友有了冲突。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退休在家，吟风弄月，附庸风雅，本来就是消磨和打发时间的事儿，和下棋打扑克有着差不多的娱乐功能。
　　 虽然是消磨和打发时间，其中也有个追求完美和专业的想头，和下棋的一样，尽量地下出妙手来，这就免不了的学习和请教，甚至是不怕别人说“臭棋篓子”的。
　　 记得年轻的时候给报社投稿，文章一旦被采纳，总是会收到编辑的一封信，指出文章采用的原因后，会有几条之后应注意的事项，其实就是意见。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北工人报》李连泉老师寄来的，收到信后如同收到了家书一般，很亲切，想炫耀，不仅自己看，还要给朋友看，并且会按照提供的意见去努力。再后来电话方便了，和编辑可以用电话直接交谈，每次接到编辑的电话，都会精神为之一振，有一次接到《共产党员》杂志社的一个电话，整整打了一个小时，做了十来页的记录，之后就按要求认真修改起来。记忆最深的是《阅读故土》的出版，编辑吕仙挺老师和郑建玲老师，要求进行了三次修改，每次修改意见都非常详细，不但有对章节内容的要求，也有对标点符号的提示，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好文章是改出来的”的信念。后来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写出稿子后，先发给几个朋友，听听建议，之后再决定是否投出去。
　　
　　 二
　　 有时候也会进行讨论，坚持一下自己的观点，讨论的过程不但是学习，而且也是老年人的一种消遣，总比对着无聊的电视看无聊的节目要好一些。
　　 前几天一个文友来电话，和我述说了他与另一位文友交往的苦衷。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很喜欢诗词，屡屡见诸于报刊杂志，在当地很有点名气。有一天他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组律诗，说《中华辞赋》杂志拟在下期刊出，让他“掌掌眼”。他感到这是朋友对他的极大信任，便心无杂念，登堂入室，真的“掌起了眼”，不仅认真拜读，还查阅资料，订正平仄，核实典故，煞是费了一番功夫，最后写出了1000多字的赞语和几条修改建议。没曾想他的朋友对他的举动不仅不屑一顾，还表示出非常反感，给他的回信简短而辛辣：“不可与无知谋有知，不可以不知为知之。”这架势让朋友感到无所适从，非常委屈，他说：“我是就诗论诗的，他的诗仅就形式上看，确实有一些问题，我查阅资料提了出来，他应该感谢我的劳动吧，即使不感谢，也不能反唇相讥呀。”
　　 我对他说，大可不必计较朋友的态度，是你在对朋友没有深入了解的时候，以你之心度朋友之腹了，朋友的尖锐正是对你的信赖。现在有谁还喜欢听批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相互吹捧的时代，都进入虚拟情感时代，你怎么还去说你自己认为的真话呢。
　　 安慰归安慰，其实这是文友间的通病。人家的诗已经要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你还要指手画脚，你难道比国家刊物的水平还高？这不是吹毛求疵又是什么？不少文人都在对自己的作品自恋自赏，发给你“掌眼”，那是让你赞美的，你赞美得越极致，朋友就越舒服，越开心，越把你当知音，不管他今体诗品质如何，你说他是“当今可以超越李白杜甫之第一人”，他就会认为你是发自肺腑的，站在文学艺术高度的准确评判。即便把诗写成“屎尿”，你也要说“这屎尿饱含了玫瑰的芬芳”，切不可说有骚臭味，也不能说“有点味”，唯有此，才算是好朋友，才算是值得交往的圈中人，才能算对朋友的尊重和敬仰。
　　 是高度评价，还是吹捧献媚，是真诚建议，还是蓄意攻击，其实双方都很明白。但这是一张窗户纸，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把这纸撕下来换成玻璃的，一般情况下，千万不要捅破，过来的不少人都有过捅破窗户纸的教训。
　　
　　 三
　　 三国时期，曹植在致杨修的信中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世人写作，不可能没有毛病，我向来喜欢听人们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立即改正，过去丁敬礼常写一些小文章，让我加以润色，我自知才能不及他，因而极力推辞。敬礼对我说：‘您有什么可以为难的，文章改得好，是我受益，人们都以为我写得好；万一改得不好也没关系，后世又有谁会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替我改定了文稿？’我时常感慨丁敬礼这番虚怀若谷、通达事理的话语，以为美谈。”（《文选〈与杨祖德书〉》）
　　 曹植的人品和文品之所以为人所推崇，和他的这种“虚怀若谷、通达事理”的胸襟是不可分的。曹植是文人交往的楷模。不过能做到曹植这样的，实在太少了，就连宋朝的欧阳修和王安石都做不到。
　　 《容斋随笔》记载，欧阳修撰写的《尹师鲁铭》，不深辨尹师鲁无辜获罪的冤屈，只是称赞他写文章简而有法，有人认为写得不够全面，（确实也不够全面）欧阳修一下子勃然大怒，给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写信，严厉地责备说：“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意思是：简而有法，只有儒家经典《春秋》可以当之无愧，我以此称赞尹师鲁的文章，评价可谓不低了。我又称他的学问“通知古今”，如果要找一个真正符合此要求的人，那只有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才行。然而，世间的无知狂徒却还要说三道四，妄加评论。我写这篇铭文是为了告慰亡友的在天之灵，难道要去理会那些无知小辈么！
　　 这副对待别人意见的态度，和我的朋友所遭遇的态度何其相似。原来这“文人相轻”是有历史渊源的。
　　 无独有偶，宋朝的王安石为钱公辅的母亲蒋老夫人撰写墓志铭，铭文中不提公辅参加科举高中甲科，只是说：“她的儿子在朝中做官，地位尊贵，家资殷实，民间百姓都认为这是老夫人的光荣。”结尾又说“她的七个孙子年龄都很小”，却没有列举他们的名字。钱公辅心中感到墓志铭有所欠缺，给家母的墓志铭，不把家母辛辛苦苦培育成才的儿子的事迹写上，不把孙子的姓名写上，实在是有所不妥，因而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想法，想请王安石加上，没想到王安石也是勃然大怒，回信怒斥道：“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意思是：前不久承蒙厚爱，嘱托我为老夫人撰写墓志铭，我慨然应允，毫不推辞。没想到我写的文章竟然不合你的心意，因而你想有所增减。我的文章自有其道理，是不可更改的。希望你将它送还，去另求高人吧。
　　 朋友收到的“不可与无知谋有知，不可以不知为知之”的回复，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回信比起来，实在是客气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