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很少去超市和菜市场，偶尔一次我们俩去解放门市场转转。解放门市场是齐齐哈尔市比较有名的市场，有各种服装、日用品批发，有菜市场。我们一进菜市场大门，迎面就是如小山般的各种新鲜水果，右手边一排摊床，卖各种熟食：熏鸡、猪头肉、猪手、鸡爪、鸡肝、鸡心、鸡胗等等，再往里走就是卖生猪肉的，一家挨着一家，猪前槽、猪后鞧、五花肉、排骨、大骨，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有人从摊床前走过，卖主便热情地说：“看看买点儿啥？都是新鲜的。”确实，都是新鲜的，整理干净的猪肉。转过身来市场中间就是卖各种新鲜蔬菜、精致的小咸菜、酱、腐乳等等，还有新鲜的活鱼、海鲜品。市场的左手边里面是卖牛羊肉的，甚至串好的肉串，拌好的牛肉片，切好的羊肉片等。然后就是各种面食：包子、馒头、花卷、馅饼、韭菜盒子、麻花、油条、各种烙饼。真是太诱人了！老伴不停地说：“真是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啊！要啥有啥啊！”看他感慨的样子，我忍不住笑着说：“开眼界了吧！想吃啥有啥，就怕你吃不过来啊！”我们俩一边观赏，一边调侃，心中满满的幸福感。
　　 一
　　 在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正处在经济不发达时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特定经济时期实行票证供应制度。主要票证有粮票、肉票、食用油票、布票、煤票等，还有各种节令食品供应、物质供应都实行票证管理。
　　 我记得，当时我家有两个最重要的证件是：户口本、粮食供应本。户口本分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粮食供应本分也分红本和蓝本，红本指的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所持有的证件。户口本除了登记人口出生或注销人口死亡之外，还是发放各种票证的依据。在户口本的后面几页是个表格，上边会在格子里盖上一个长条的红色印章，里写上某年某月，某年度布票已发放，以及其它发放的票据都是这样登记的。
　　 粮食本按照家庭成员规定每月供应粮食数量，分为重体力劳动者每月31斤，轻体力或家庭妇女每月28斤，儿童每月18斤，食用油每人4两。其中，包括细粮：白面、大米也是按规定数额供应，供应量包括在定量之内。还可以在规定数量内兑换粮票。粮票包括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凭粮票购买各种食品，比如饭店经营的包子、馒头、油条等等。猪肉每人每月半斤，白糖每人每月2两等等。包括黄豆、煤炭、肥皂、洗衣粉等都是凭票供应，春节特别发放各种年货的供应券。
　　 所以，那个年代户口本、粮食本是一家最金贵的证件。一家老小的生计全在这两个本上。
　　 二
　　 物质凭票供应，也不是拿着票就可以买到物品。根据货源情况不定时地供应物品。经常出现排大队购买，甚至排队也不可能卖到。
　　 这些物质，最能保证及时购买的就是粮食。记得当时县城有5家粮店，按照居民居住区域划定粮店位置，买粮比较方便。我家在第四粮店买粮。那时候，每家都有四五条面袋子，分别装白面、玉米面、大碴子、高粱米、大米等。买粮时，先到窗口排队按照自己想购买的品种、数量开票交款，然后拿着购粮凭证购买米或者面。各种粮食分类堆放，前面有一个特制的称，在一个平台上，有一个类似铁“撮子”的称，把粮食放到里面，称好，买粮人用双手撑开袋子的口，对准“撮子”的口，营业员用手一提，米或面就进到袋子里了。
　　 全国粮票是最金贵的，到省外出差办事必须带全国粮票，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平时人们都会攒一些全国粮票，以备外出之需。记得一年我爱人出差到外地，经由北京，他买了足有20斤挂面（当时县城没有卖挂面的），全是用平时省下来的全国粮票购买的。
　　 我家住在县城的南边，豆腐社在城北，买豆腐得起早到豆腐社排队。甚至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排队。等到一开门，人们拥挤成一团，一双双手伸着喊着：有时候，没等挤到跟前，豆腐卖没了。就得下次再去排队购买。一到春节前，我必须去排队买豆腐，因为母亲要做油煎豆腐，那是除夕的一道菜。
　　 记得一年春节前，我拿着各种票证：鸡、鱼、猪下水或灯笼挂（猪心肝肺）票去排队购买，这些东西买全了也得几天时间。因为不在一个地方卖。一天我到第一副食品商店买白条鸡，排着长长的队伍，我看到好大的一堆冻鸡，心里想，不用着急，一定能买得到。终于排到我了，营业员给我一只鸡，我交了钱，他又拎起一只鸡，这时外边有一个人和他吵起来了，他吵了几句，又对着我说：“这是你的吗？”我怯怯地，没敢出声，只见他把那只小鸡扔给我，然后说多少钱，我赶紧把钱付给他。此刻，我心砰砰乱跳，像做贼似地，赶紧离开了柜台。回到家我高兴地对母亲说：“我多买了一只鸡。”心里有几分害怕还有几分庆幸。
　　 我成家以后，家里开始养猪。但是吃肉还是凭票去买，因为养成的猪必须卖给县食品公司，不允许个人杀猪卖肉。一年，我家养的猪长到有四百多斤，我爱人说：“这回咱们自己杀猪卖肉，不但自己可以吃到猪肉，还可以多卖些钱。”他便请来杀猪的师傅，还让几个朋友帮忙，借来一架手推车，拿着一杆称和一把刀，就提心吊胆地走街串巷卖猪肉。猪肉卖得差不多了，突然发现了工商人员，便抄小路匆匆回到家里，生怕被抓住没收猪肉还得罚款。忙乱之中把秤砣弄丢了，那杆秤就一直放在仓房里，再也不能使用了。
　　 我的单位正好和肉食品商店斜对过，我的队友春云（知青朋友）在肉食商店做收款员。每次去买肉，我都会先交款，然后到柜台前，高高地举起票子（我个子比较高）对着营业员喊着，他会很快接过票子称肉，减少排队时间。肉食商店不定时卖肉松和高温肉，这种肉是有豆的猪肉高温烧制而成的，不用肉票。但是一般人买不到。我就拿一个饭盒放在春云那里，等到来货了，她替我买好，我再过去取回来。“走后门”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肉票的使用从1960年开始，到1992年结束，整整实行了32年。
　　 三
　　 衣食住行，吃饱穿暖，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从1953年开始，到1983年12月，实行棉布、棉花凭票供应整整30年。布票以省为单位根据人口数量按年发放，发放标准大都是每人每年16尺。
　　 计划经济时期，县城只有两三家百货商店，每个商店有一个布匹组，经营各种布匹和棉花。我70年代初参加工作，正好在百货商店布匹组做营业员。那时候，物资供应短缺，凭布票也不可能及时买到适用的布。当时经营品种有黑色、蓝色华达呢，各种花布、红、黄、白细布，还有毛华达呢（不收布票）。
　　 畅销的品种是黑色、蓝色华达呢，做裤子、上衣用，这个品种的布匹不是经常有货，总是隔一段时间，才能进来货。等货到了，就会有人传出消息，早早地商店门口就堆满了人。八点钟准时开门，人们蜂拥而入，把柜台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几个营业员，各有分工，有开票的，有扯布的，一直把几千米的布匹卖完为止，有时候扯布累得膀子生疼。卖完这些布，就整理小票，整理布头，布头不收布票。当时，我买来好多布头给女儿做衣服，省掉许多布票。当时的华达呢六角七分五一尺，花斜纹布六角四分五一尺，白花旗（做被里用）三角八分五一尺。棉花一元零一分一斤。
　　 如果有人家里有结婚的，布票不够用，就得平时节省一些，向亲友借一些，才能把应该做的衣服、被子做好。那个时候，棉布是主打品种，所以，显得特别紧缺。
　　 后来，有了的确良和人造棉布，数量不多，人们也是拥挤着疯抢。至于毛华达呢，价格高，大约10元左右一米，购买的人非常少，一年也卖不出几匹。
　　 四
　　 早在60年代中期，父亲单位发放特供券，是一块线绨被面。母亲去第一百货商店选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线绨被面，是鸭蛋青色的底，带黄色、粉红色小花，特表雅致、洋气。母亲把这床被面包裹好放在箱子的最底层，一直放到我结婚，给我做了嫁妆。那个年代，能买到这样精美的被面真是太难得，太珍贵了。
　　 日用品凭票供应的有肥皂、洗衣粉等，稀缺商品凭票供应的有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我结婚时买的手表，后来买的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都是用票购买的。这类的票证不是统一发放，因为稀缺，一年也只能有几次进货的机会，所以这些票证由县里发到商业局，商业局再根据商店规模，分到各个商店，然后由商店经理确定发给谁。托亲戚，找熟人，才能弄到购买券。所以，那时候结婚需要“三大件”也是很不容易买到的。
　　 不使用票证购买的紧缺物品还有蔬菜。当时有蔬菜公司、蔬菜商店，专门经营蔬菜水果，后来成立了果品公司，水果也有了专门经营的部门。买菜也得“走后门。”我上班路过一个蔬菜商店，店外搭一个大棚子卖菜。营业员都熟悉，基本都是我们这批下乡知青回来工作的。我买菜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营业员，就高喊：“大平，给我称二斤韭菜。”大平便接过我的钱，很快一捆韭菜送到我的手里。等到她去买布时，她告诉我买几尺布，我这面给她开票，等她交款回来，布已经扯好了，给她扔过去。
　　 由于物资短缺，供给不足，在商业系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近水楼台”“开后门”非常严重。经营什么就沾什么光。当时人们编了一个顺口溜：“住粮店的吃得胖，住煤建的烧热炕，百货商店穿得浪。”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物质供应逐渐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种现象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如今，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快节奏进步，各种商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及大地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要。一个身份证，一部手机，一个微信平台，各种生活消费十分便捷，甚至送货上门，服务到家。实现了消费自由。人们不愁吃，不愁穿，有房、有车、有存款。尤其40、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计划供应的时代，更觉得现今社会的美好。我们感恩时代，感恩党和国家，全面享受新时代的福祉，票证时代的拮据和困窘一去不复返了。
　　 202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