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父莞尔一歌
　　 《楚辞》里有一篇《渔父》，记述了一段屈原和渔父的对话：
　　 屈原被放逐之后，游历于沅水、湘江一带。他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经常在湖泽两岸吟唱。渔父见他如此落魄，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成了这副样子？”屈原回答：“整个社会都浑浊不堪了，只有我还算清明，整个世上的人都喝醉了，唯独我还清醒，因此被放逐到了这里。”渔父说：“圣人不会被外物所控制，而能够与时俱进。世上的人都浑浊不堪了，何不把浑浊的水搅浑，把浊波扬起？大家都喝醉了，你为何不同大家一样，也去吃酒糟喝劣酒？是什么原因让你思考深邃的国家命运，而又自命不凡，以至让自己落了个如此下场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上的灰土。怎么能让清洁的身体去接触灰尘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于鱼腹中。怎么能让我光明耀眼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离去了。渔父边摇船边歌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足。”随着歌声渐渐远去，不再同屈原说话。
　　 学者专家们评价屈原的《渔父》，是极其深邃的，一般认为，《渔父》对中国诗歌传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认为《渔父》中有两个文化原型，一是清浊之辩既梦与觉，二是渔父意象。贯穿了整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清浊、梦觉的辩论，就是以“梦”对“觉”，以梦为迷醉、为昏浊，以觉为醒悟、为苏世，隐喻着精神的高尚和卑劣。
　　 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是把自已政治上的不得势，归于自已的“高尚”和他人的“昏庸”。这显然是一种自以为是、自我标榜，是对儒家“入世”观念的反映，是现实政治状态的奴隶。而渔父的“圣人不凝滞于物，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则明显是一种老庄道家的“出世”情怀。再通俗一点，屈原一直代表着所谓的精英阶层，而渔父则是劳动人民的化身，这两种代表，古今中外都是不能相互理解，更是不能相互融合的，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我们站到老百姓的位置上来阅读这个故事，会感到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非常普通的一件事，并没有多少虚玄，一个被国王疏远放逐了的没落官僚士大夫，为他那即将没落的世袭王朝和自己的前途官运而忧怀悲伤，并弄得形容枯槁，整天怨天尤人，在老百姓眼里是妥妥的“官痴”，只有被可怜的份，并没有高尚的份。因为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中，没有看到一句为民爱民的句子。一个不牵挂老百姓的士大夫，怎么能让老百姓牵挂呢？据说秦城监狱关押的一些政治犯，对看守以及管理人员都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看守和管理人员也都往往是莞尔一笑离开罢了。这些人和看守管理人员的关系，多么像屈原和渔父的关系，其实不是多像，而本来就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一旦放出来或恢复官职，其“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状态就会被严密地裹藏起来，并不断地以“醒”对“醉”施以猛烈的报复。
　　 屈原和渔父，二人的矛盾冲突其实就是官僚和百姓、富贵和贫困、清高和朴实、折腾和消停的关系。非要把家猫养到水池子里，或者非要把鱼养到羊圈里，都是不现实的，渔父和屈原的思想分歧，不是开始于他们这个时期，在他们之前就一直存在，比如屈原前的孔子问路，还比如《左转》里的曹刿论战，那个长沮、曹刿不就是渔父的前身吗？
　　 所以说，《渔父》反映的是一种阶层对立和冲突，屈原到死也不明白楚王不待见他，为什么渔父这样的百姓也不待见他？他如此想当官、想做楚怀王宠臣的高远志向，为什么仅仅只博得了老百姓的同情和可怜，而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其实，真正醉了的并不是世人，而是屈原自己，他越想越糊涂，才有了没有答案的《天问》，问天都没有答案，最后只有一条路，自杀明志。
　　 我们再把这两个人比较一下，看看渔父的姿态：“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我用流动的河水洗头，再用流动的河水洗脚，我顺应自然，保持清洁，屈原，不值得和你深谈。
　　 古代的“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们，在屈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些拥有舆论资源的人们，有着“物伤其类”的共鸣，自然是“见屈伤己”，终于树立起了一面高大上的旗帜——《楚辞》。这样说是有充足证据的，看看《楚辞》中其他作者，以及历朝历代歌颂屈原的作者，无一不是野心勃勃但又怀才不遇的士子，从这些人的文章辞赋中不难看出，凡是在诗词辞赋艺术成就之外歌颂屈原的，大多数是借古讽今，影射责备朝政罢了。
　　 不在一个层次上，必定不会有共同语言。当所有人都世俗了，唯有一个人不世俗，恐怕这个不世俗的才是真正的世俗。
　　
　　 二、“书信”与“微信”
　　 在电话普及，特别是微信、短信发明之前，两地人的沟通主要靠书信往来，往来一次，近则十天半月，长则一年半载。所以人们能收到一封书信就显得弥足珍贵。杜甫《春望》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所以能够让中国人代代口口相传，就是这句诗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古诗词中关于书信的句子非常多，每一句里，都能见到诗人渴望书信、渴望亲情的心情。比如元稹的“老去心情随日减，远来书信隔年闻”，贾岛的“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王昌龄的“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等。至于以书信格式传承下来的古散文，精品也不在少处，如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等，特别是《报任安书》，那就是私人往来书信的典范，历代文人无一不以之为书信之尊。
　　 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应用文书，那么其特点就应该是双向的，一个发信的，一个收信的，这就产生了往来，我们常说“书信往来”就是这个道理，一旦没有了往来，那就是“断了音信”，不是交往终止，就是有意外发生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是当事人所希望看到的。所以收到来信后，回信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工作忙，收信人懒散、需要回复的收信太多、有意终止往来等等，有的就会迟迟收不到回信，或者根本就收不到，这就会因此而产生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障碍、误会甚至是决裂，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有过发生。
　　 三国末期的嵇康曾经和山涛是好朋友，都是著名的“竹林七贤”成员，后来嵇康对山涛产生了一些误会，便终止了与山涛的交往。终止交往时，嵇康给山涛写了一封信，后人给这封信安了个题目——《与山涛绝交书》，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其中有几句写道：“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这是告诉山涛：我不太会写信，也不喜欢写信，我也很忙，事情堆满了桌子，也没时间写信，不给你回信吧，好像不懂礼数伤了感情，勉强回信吧，又没什么说的。这封信发出之后，二人便不再往来了。
　　 白居易据此还写过一首题为《老慵》的诗：“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从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站在山涛角度的幸灾乐祸：那里是你在和我疏远交情啊，我本来就是个懒散不堪不愿出门的人。很高兴近来一段时间听不到你的消息了，给你嵇康回信本来就是一件烦恼的事情，这回总算可以免除了。
　　 《与山涛绝交书》和《老慵》，都引起了宋朝学者洪迈的重视，他将这两件事放到一起，写了一篇《畏人索报书》，放到了他的《容斋随笔》中，文章的结尾写道：“乃知畏于答书，其来久矣”，从题目和结尾可以看出，洪迈也是一个不愿意写回信的人，并且把嵇康和白居易拉来作为可以不回信的历史依据，这也算是一件文人轶事吧。
　　 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大家多以微信来沟通交往，微信的好处是发信人不必计较能否收到回信，收信人也不必计较对方是否等待回信；发信人不必在意是否给对方发了微信，收信人也不必在意对方是否给自己发了微信。如果回信，也不必担心迟早，大家约定俗成，只把微信当作了一个社会信息的来源，这样倒是减少了很多的古人那样的忧虑。
　　 古代是古代，现代是现代，历史时代不同了；书信是书信，微信是微信，信息载体不同了。归根结蒂是情感表达的方式不同了，乃或情感的含义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