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知德香的去世，是其后很长时间。记得那天是2021年8月7日，因为那天，我家小弟遭遇交通意外，所以印象很深。自打知道后，心里一直起起伏伏，总想写点东西，以作纪念。然而拿拿放放，浮想联翩，提笔难书，何故？往事如风已如烟，人生如戏亦如梦。
　　 在回忆德香及往事的同时，更感叹人的命运，包括她连同其他几个离世的街坊伙伴，实在惋惜。由此，我想到先人书上说的一句话：“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在这条路上由不得信与不信、从与不从，都得顺命而去，没必要“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只能“平之宁之，将之迎之”。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年近古稀，回忆起当年的发小、同窗和村里那些人、那些事，仿若就在昨天，浮现在眼前，脑海里犹如旧电影的胶卷在倒带，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只能记得一些深刻的。我和德香是同村、同姓、同龄、同学，交往多，相知深。而今再度念起我们的旧事，仍觉得有温暖、有感动也有苦涩，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捆缚的心緖仍难释怀。
　　 我们是1964年一起报名上小学的。记得那批学生有十二、三个，年龄大小相差三、五岁，其中女生就三个。她在班里属于比较乖巧的，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记忆里，她那时候身材不高，圆圆的脸庞白里透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梳着两条小辫子，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个纯真而欢快的女孩子。她一直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唱起歌来并非婉转动听，但声情并茂，富有亲和力，经常站上讲台，舞动小手，带着我们一起“南腔北调”的搞合唱。由于她表现突出，难免也让我们几个“小男生”嫉妒乃至有时候搞点“恶作剧”。
　　 我村仅是个初级小学，也就是说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五年级就到3里外的银杏树村高小就读。那里是戴帽初中，“小升初”不用考试、不用迁校，就可以直接读初中。由于这个情况，在1968年初我们去了银杏高小。当时我们那批小学同学，岁数大的那几个就辍学了，能念完初中的只有我们八、九个。在我们读书时候正是特殊时期，初中毕业升高中实行按村分配名额，由村里推荐。我们村1972年初中毕业的那批只有1个名额，无论从个人表现、学习成绩以及家庭背景，她当然被首推进入高中。我和其他街坊同学一样，都没挨上，只能无奈的回村种地了。一年后，升高中实行“推荐加考试”，我不甘心放弃上学，又通过熟人介绍，谋求了一次考试机会，1973年进入高中，我与她又成了上下级同学，从而较其他发小同学又增加了一层“同学情”。
　　 她是齐河四中高中“四级一班”，我是“五级四班”。那个期间，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只是上学路上时而遇上，在校读书或者课外活动相互关注。她表现很优秀，在班内担任课代表，体育曾获“赛跑名次”，算得上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红人”，我为她感到高兴和羡慕，更自愧不如。
　　 我们两个真正接触较多是我们高中毕业后。她毕业早我一年，我1975年5月高中毕业回村。当时正值“动荡”后期，也就是宣传上的“七五整顿”，其大形势是以“三项指示为纲”，即“学好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公社和村里层层大办宣传栏。我和她有幸被村支部抽出来专职搞“田间”宣传，还有村民兵连长阮发旺。其形式就是在田间里扎架子、布上苇席，再贴上宣传文章、标语。我负责编写文稿，他们2人负责用毛笔抄写、张贴，每几天就更换一期。当时这也算个“美差”，因为不用扎泥巴、下苦力，同样记工分，我们两个都有种“美滋滋”的感觉。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接触的多、交流多，时常谈笑风生，天上地下，家里外头，无话不聊，虽然没有规划多大的抱负，依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从开始到秋种结束，大体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个按照当时的形势，认真工作，默契配合，一直搞得红红火火。其中有篇以她为主人公的文章《突击队的新兵》，在宣传栏刊登后，被公社报道组发现了，推荐到县广播站，在1975年的9月21给播发了。在村里传播的同时，也引起一时的议论纷纷，红色的灰色的，七嘴八舌，有的人甚至攀比嫉妒写“黑信”。恰在这个节点，我们的“宣传组”也完成了任务，“三秋”生产转入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至今回忆起那时候的那些人那些事，一切一切，有的充满美好温馨，有的夹杂着无奈无聊。逝水流光化烟缕，一切都过去了。
　　 宣传组解散后，我们又同其他社员一样敲钟上工，走进田间，干活挣分。我与她在一段时间内，为了减少是非，曾刻意回避接触，然而同在一个生产队，“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能是眼神交流，心照不宣，相互关注，努力奋进，一切看结果。从那时起，我默默的学写新闻，不长时间就被选到公社做通讯报道，逐渐离开原来的环境。她凭借个人素质和家庭背景，1977年当上了村里民办教师，同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令我们那批同龄人又是十分羡慕。
　　 在当时背景下，我们两个属于村里的佼佼者，在某种意义上也算进入了“白领”阶层。因此，无论在人生“三观”上，还是在工作生活上，有了更多的同样话题，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奋斗着，相互关心着，可谓无话不说，没有戒避。多数周末，我们会找到一起，工作上相互交流，进步上相互鼓励。那时候写新闻稿都是手写，有时候我就让她帮着抄写；我被批准加入党组织，也是让她帮我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她个人或家里有事也时常给我商量。可以说，我和她包括两个家庭都处的很融洽。她父亲严慈，与我有过莽有过信，她母亲和蔼，对事看的开容得下，所以我很尊重她的家人。还有，德香和她的同事陈老师还曾张罗着帮我介绍对象或者帮我打听相看对象，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充满温馨和浪漫。
　　 青葱岁月，犹如白驹过隙，匆匆而过。1979年冬季她结婚出嫁外村，我们的接触和联系也就很有限了，但相互内心的情愫从未消失。我在公社上班，她任民办教师，有时候她到公社开会，就顺便找我在办公室聊会。1984年我离开公社进城工作，相互联系愈来愈少，只有春节她回娘家偶有机会能见上面。记得我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她和她的姐姐德华利用回娘家期间到我家拜年，她和我的家属一见如故，聊起来很投机，进而结为朋友。从此，她们不管相隔多长时间，每次见面都很亲切，不陌生不客套，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人的命运往往就是难以捉摸，更难预料，甚至是命运多舛，遭受折磨。德香就是这个境况。她1980年生儿子后，又到婆家村里担任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还晋升了职称，在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为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在家庭上，丈夫是她的同班同学，退伍军人，婚后生活美满，家兴业顺。应该说，她的前大半生顺风顺水，时运很好，基本上没有下过苦力，还吃上“公家饭”，令同龄人羡慕有加，高看一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她四十多岁以后，身体出现异常，先是发现乳腺癌，手术，化疗，转危为安。出院之后，她顽强的不下讲台，坚强的照顾家庭，一切还好。然而，老天好像给她过不去，在好了五、六年之后，又发现了食道癌，又无奈住院手术。她依然很顽强，面对现实，咬紧牙关，把疼痛强压在心里，从没有颓废，坦然过好每一天。两次战胜病魔，又五、六年后，她退休了，夫妻俩去济南住儿子家。她儿子名叫虎子，有虎气虎福，精通电脑，擅长交际，自己开公司做生意，混的相当不错，一双儿女，有房有车。但是德香好像是“有福享不成”，身体每况愈下，时常出现问题，年年都得住几次医院。她每逢来县医院，多数时候都给我信息，我闻讯就和老伴一起去看望她。有次看她时候，发现她因食道癌手术，喉咙切口呈开放式，无奈用药布遮挡，看上去令人苦酸不得，又能说啥？
　　 2021年下半年，她的身体再次出现大面积“癌扩散”，在儿子的劝说下住进省城医院。儿子为她请遍高级大夫，竭尽了医术医道，然而她的身体状况日渐衰竭。她很痛苦，更很理智，自己知道已经无力回天，坚持要求出院回到了老家，该告别的告别，该交代的交代，心里已经做好“寿终正寝”的准备。临终前，她要儿子把“遗照”“寿衣”拿给她看，还叮嘱家人，去世后要给她擦洗干净身体，穿上生前喜欢的衣服，不要大哭，不要伤悲，移风易俗，丧事从简，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她的家人事后告诉的，听起来我在为她感到心酸的同时，也为她的理智和胸怀而称赞！
　　 记得是2021年7月6日下午15：59，她曾给我微信留言说：“你和婶子都好吧，又上班了吗？我身体大不如前，以后可能联系少啦！”我当时并没有看到，也没有任何交流。待后来我再回复时，她却没有反映。从那我无论留言多少，她再也没有动静。这条留言，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久后，听她的家人说了情况，我才意识到她这是有意为之的告别。如此说来，我和老伴没能去见她最后一面，十分愧对，十分遗憾！无奈仅以此追忆，平静我所有的过往和歉疚。
　　 写到这里，我进而想到村里几个离世的伙伴、同学，包括希玉、立山、德泉以及长平、希杰等，或病或意外，事业未竟家未尽，撒手人间，走的偏早，走的让人心痛。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人在生死面前，没有选择，无力抵抗。我想，寿夭即便如此无情，每个人理应正视自己的生命，活好自己的命运，纵然命途多舛，必须坦然面对。换个角度，看开放下，小车不倒只管推，破船不沉朝前开。一个人，一辈子，几十年，三万多天，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走，痛痛快快地走——去见父母，重享天伦之乐；活，痛痛快快地活，多活一天赚一天，多活一年赚一年。到了古稀之年，有点病，正常的；没有病，不可能。怨天尤人或唉声叹气，又有何用？
　　 由此想到，人生无常，无论富贵贫穷，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多少的往事，多少的美好往事，都随岁月的流失，逐渐淡去，但有些事情，却深刻在脑海，挥之不去。最后还是祝愿德香及其他几个街坊发小，在另个世界一切安好！
　　 写在2024年清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