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中木渎五峰山下，有金圣叹的墓。
　　 前年深秋，和沪上诗人俞敏、中子等去木渎乡野寻其墓址，实际上很不好找。到了难以通行的逵径，只好下车探路，逢人便问，问了七八人，总算见到一处类似哨亭的木板房。板壁上有块“吴中区木渎镇森林防火办公室”的贴牌，上有“金圣叹墓至虎山咀”及“护林员某某”的手写字样。而距此哨前，还见一处挂有“越野车不得上山”告示牌的铁门。向里张望，一片萧然阒寂的野境，属人迹罕至之地。难道，这就是金圣叹的归葬之所？
　　 这里，我们先撇开金圣叹的墓地不谈。
　　 对于金圣叹（1608-1661），相信若非比较关注明清文学者，恐不太了知其人。他的家世背景几无记载，他自己生前也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他是苏州吴县人，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自称泐庵法师，别号鲲鹏散士。小时候家境尚可，有田亩若干，家仆丫环数人，至少是个小康之家。他从小爱读通俗文学，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十来岁时，“眷属凋丧”、父母双亡，家境遂急转直下，从此沦为社会底层。到了弱冠之年，他娶妻生子，却常为缺衣少食而愁眉不展，对发妻及四个儿女总抱愧疚之情。金圣叹起初也以陶渊明自居，取“绝意仕进”的姿态，还曾多次表示要做个有气节、有人格的明朝“遗民”，但在贫病交加、债务缠身、一家老小的生计没有着落的窘况下，其“反清复明”的立场早已摧折殆尽。胸中意气，文人肝血，竟化作“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的凄然自诉。现实的遭际，也几乎断送了他实现人生抱负的入世途径。他在51岁时因一桩“哭庙案”被处死，其家人的厄运，也并没有随着他的罹难而有所转圜，竟至生前受“连累”、死后受“连坐”的境地。妻儿被流放宁古塔，为死后的金圣叹继续赎罪，这是何等的不幸！
　　 如果这就是金圣叹的人生简史，恐无多少书写的必要，只能归位于明清改朝之际无数个不幸家庭中的一例。倘掉转视角打量明清的文史文学，又会惊讶地发现，金圣叹的一生，又是多么才气出拔，不同凡响。民国几位大家，都曾对其不吝擢赞：胡适说他是“大怪杰”；林语堂称之为“17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周作人亦言“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由于一桩“哭庙案”，他又戏剧性地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口中的“抗清先烈”。
　　 金圣叹这个人，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我们只能以他少年时代的文学爱好作为话题的开始。他从小天资颖悟，稍长颇为自负，十岁入私塾，虽也读“四书”《离骚》《史记》、佛典和道藏之类，却兴味索然，以为“《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吟唱而已”；《史记》也不常读。当他接触到一些被正统派看作“诲淫诲盗”的《西厢记》《水浒传》时，竟一下子着了迷，以至于“无晨无夜不在怀抱”。12岁起，由于酷爱“水浒”，每有心得，便随手写上几行点评文字，谁曾想，这不起眼的开始，以后竟成了他的“名山事业”。
　　 金圣叹以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名世，他年轻时曾有一个评点“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的计划。遗憾的是，一生醉心斯集、为之魂牵梦绕的“六才子书”，直到他被杀，也只完成了金批“水浒”“西厢”两部，其它仅剩零札、散篇。金圣叹曾言，他耗尽心力所写的书，一为“恸哭古人”；二为“留赠后人”“立德”和“扬才”是他著述的根本目的。他的标新领异、率性放诞的性情，和明末思想界所谓“王学末流”一路风格不谋而合，甚至在很多方面，他都神似“狂禅”派核心人物李卓吾。我以为，他的种种出格行为，完全可以视作明中叶以后才士们傲诞之习的延续。
　　
　　 二
　　 这样的性情，往往与世俗社会的处世法则相背离。比如金圣叹自称“以吾之才，入学如取芥耳”，这让占据学术话语权的学究们十分不自在，想必会痛加呵斥：“哪里来的狂徒？”“你算老几？”。尤其在对待读书人视为人生头等大事的科举应试一事上，金圣叹行为怪异，根本不拿“功名”当回事，甚至还在考场上搞恶作剧，实属千百年科场中之另类，试举一例：某年科举的出题为“吾四十而不动心”，且看金圣叹是如何答卷的：他竟在试卷上连写了39个“动心”，考官问其由，金圣叹说：“孟子曰四十不动心，则三十九岁之前必动心矣”。如此“解读”，纯属侮辱考官的智商，一气之下，只好将他除名，即革除“博士子弟员”资格。类似的事在金圣叹身上还发生过几次，十分搞笑，其结果必然是一再地“名落孙山”。
　　 可每每读到这些情节时，我却笑不出来，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故先剔除其中含有的滑稽成分，而只想作稍稍深入的品读：金圣叹去考场，似乎不是为了金榜题名，而像是专来捣蛋的。难道他就这么无厘头？从表面上看，这是他对科举应试持鄙视态度的一种表露，但也没人在他背后顶一把枪非逼你进考场啊？何必非得亲临现场来这么一出呢？况且这么做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扣你一顶“无端滋事、扰乱考场”的帽子一点也不冤枉，把你投进牢狱也有十足的理由。其次，这么率性妄为，还意味着你与清廷的不合作姿态，别人若有这想法，大都藏着掖着，哪敢明目张胆地“狂飙”？你倒好，敢来如此正经的场合公开“宣示”，就不怕因此惹祸、再累及家人吗？其实吧，我以为金圣叹的滋事，还是和他自身的软肋有关。什么“软肋”？如前文所提及，他从小就读不进“四书五经”这些正经书；也不以“时文”见长，这在以朱批“四书”为出题范围的考场上很是吃亏。所以金圣叹常抱一股怨气，对八股制义、一篇文章定终身的取士方式自然有所愤激，但又缺乏隐忍的功夫，不知“治怒、治惧都是变化气质的实际工夫。克己是泯其小我……遽忘其怒便是克己”（钱穆语）的道理。金圣叹身处社会底层，遭逢种种不待见，自恃才高，却不为时人所识，于是油然滋生一副嘲世的面目。他的目空一切、鄙视正统、行为乖张，拿他自己的话说皆属“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惟有放眼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杜诗解》）。具体表现为与时风的格格不入：“盖金圣叹愤世嫉俗，然遇理所不可之事，则亦慷慨激昂，不计利害，直前蹈之，似非全无心肝者。以此而得杀身之祸，亦可哀矣”（邱苇瑷《菽缘赘谈》），可谓一针见血地道破金圣叹人生命运的悲剧密码。
　　 果然，从考场上的“险路”，再到刑场上的“末路”，很快便上演了一出贯穿生死的悲剧，主角：金圣叹；配角：朱国治、倪用宾等，还有相当多的群众演员；故事背景：哭庙案。为了能够捋顺故事的来龙去脉，这里须简要介绍一下“哭庙案”的案情：
　　 吴县新任知县、酷吏任维初到任后，侵吞常平仓粮三千余担且酷刑催逼赋税，还杖毙一人。县内读书人无不愤慨，“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哭庙记略》）。他们联名向江南巡抚朱国治举报，金圣叹为此专门写了《十弗见》，且参与撰写哭庙时的告文。正当书生们愤愤不平之际，顺治皇帝驾崩，举国服丧，这些读书人以为时机已到，在一个名叫倪用宾的书生带领下，沿途聚众千余人群往哭庙。他们先到文庙鸣钟击鼓，再到官府跪进谒帖，一心要告倒任维初。事情坏就坏在巡抚朱国治身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当即下令镇压。先是逮捕11人，第二批再捕20人，在第三批逮捕名单里，才出现了金圣叹。朱国治一心“护犊子”，并不如实上奏，而是连夜窜改证供，以“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虞”为借口，给这批读书人扣上“纠聚群党”“要打知县”“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特别是“罪大恶极”“震惊先帝之灵”“目无朝廷”等莫须有的罪名上呈，且建议朝廷“不分首从，立决处斩，妻子奴仆家资财物，当地入官”。其实按当时的大势来看，当时的清廷，初定天下，尚立足未稳，但在江南一带如扬州、江阴、嘉定、吴江等地曾受到过顽强的抵抗、付出过血的代价，对此当然记忆犹新。可别小看了吴侬软语的苏州，明清更迭之际，当地民气之刚烈，文人之气节，真堪慷慨悲歌。殉国者有之，缟素哭先帝（崇祯）者有之，暗中组织反清复明者有之，出家当和尚或坚不出仕者亦有之。清廷正欲挫一挫江南的民气和士人的骨气，朱国治所奏，不正合上意吗？遂立即准奏，下令严惩“哭庙案”主犯。
　　 金圣叹虽说参与了“哭庙”，但只是赶了个“晚集”，所以前两次才没抓着他，第三次再抓他纯属“扫尾充数”和“无端塞责”，也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主犯。但在那种血雨腥风、宁可错杀一片也不放走一个的死亡“风口”，是不容、也不听你的“辩驳”的。金圣叹纵有满腹的文采，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在野文人和病躯，怎逃得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命运和罗织罪名的大网？可怜他一介寒士，一位天才，却到死都不明白“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俗理；还那么“眼力不济”，没看出一路鼓动自己出山的倪用宾的用意，不过是想借自己的名气壮壮哭庙的行色而已，还以为真把你当个“人物”？你金圣叹如果闭关著述，认识到你的生命价值正在于“六才子书”，何至于稀里糊涂地被当成“哭庙案”的主犯而处以极刑？
　　 有关他的轶事传闻，历来都有不少记载。《清稗类钞·讥讽》记曰：“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吴（无）遗恨矣。”这官员中招后，苦笑着说：“金先生死且侮人。”以“大儿”戏之，是金圣叹料定家书必先被拆审之故也。至于“盐菜、黄豆”，临死前还如此看重这样的琐事，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可当真，却也实实在在地透出一种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来。
　　 到了行刑日（顺治十六年立秋，一手制造了“冤假错案”的朱国治亲自监斩），金圣叹把一双儿女梨儿、莲子（小名）叫到跟前，说“哭有何用，咱们来对个对子吧”，于是，金圣叹吟出上联：“莲（怜）子心中苦”。此时儿女泣不成声，无心续此下联，金圣叹说：那好吧，我替你们对下联：“梨（离）儿腹内酸”。短短十个字，浸透了他对儿女的不舍，却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片刻之后，刀光一闪，人头落地，可金氏幽默居然还能穿越生死：刽子手发现，从他的耳朵里掉出两个小纸团。打开一看，一张写着“好”，另一张写着“疼”，刽子手虽然杀人无数，但遇到这号刑犯，竟也忍俊不禁。
　　 这便是民间传说为金圣叹定格的形象，虽不全然是虚构的产物，却也间接反映出民间对于金圣叹所抱有的惋惜和同情之意，但我们尚不能据此认为以上的故事就是史实。倒是金圣叹赴死前写的三首绝命诗，我以为可信度是不言而喻的，完全可以反映他命终前的真实心态，照录如下，其一为《绝命诗》：“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其二为《与儿子雍》：“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今朝疏到无疏地，无著天亲果晏如。”其三为《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人谬知我者》：“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圣叹只留书种在，累君青眼看何如？”三首诗韵脚一致，风格侔同，无疑为临刑前所作的组诗。
　　 在金圣叹被杀十年后，苏州曾有这样的民谣流传：“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仅见圣叹国治（朱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指吴三桂）”。吴地老百姓以为，朱国治后来被吴三桂所杀，乃其冤杀金圣叹的报应。金圣叹的被杀，不过是无数次杀戮中的一例，但他作为文人，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因参与组织反新朝苛政而罹难的独一例。
　　
　　 三
　　 那么，对于身为明清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的金圣叹，在专业范畴又该取何视角、作何评价呢？
　　 明中叶以前，中国小说理论还远远滞后于创作。李卓吾评点“水浒”乃为先声，随后冯梦龙、凌濛初、王世贞、钟惺、李渔等均有这方面的建树。倘论对小说创作理论进行了全面探索、独特阐发并推至成熟境地的，公认得从金圣叹这儿算起。这就是虽有人数落金圣叹的种种不是，却无法否定其乃中国古典文学批评领域的一座高峰的缘由。郑振铎先生曾言：“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他的“腰斩水浒”（止于聚义）、“腰斩西厢”（止于惊梦），堪称文学批评史上石破天惊的壮举。当然对此举历来褒贬不一，鲁迅即斥为“昏庸之举”；胡适的看法则较“立体”，一方面他认为缺乏“科学依据”，但同时指出：“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班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盗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继而认为“他删去《水浒》的后半部，正是因为他最爱《水浒》，所以不忍见《水浒》受‘狗尾续貂’的耻辱”。我以为这个看法还是如盐入水、化理入情的。坦率讲“诏安”以后的水浒，确实读之“很不给力”，想必不能入金圣叹的法眼。愚以为七十回以前，英雄们个个呼之欲出，气宇不凡；七十回以后，竟齐刷刷如砍瓜切菜，横遭不测。能活下来的，出走的出走，出家的出家，伤残的伤残，自杀的自杀，折煞了多少干云的豪气、勃然的英气？惟余碎了一地的、英雄末路般的“窝囊气”。所以七十回金评本一出，三百年间，读者圈几乎不知还有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若说金圣叹不经裁量，不是“艺高人胆大”，就敢提一把明晃晃的手术刀，对施耐庵的名著恣意切割，凭臆径改，恐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