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走了。
　　 送走母亲后，按乡下的风俗，姐姐们开始处理母亲的遗物，母亲生前用过的物件或丢或弃、或送给年高的长辈们，母亲生活的痕迹渐渐被淡化。
　　 我怅然若失地看着大家打扫房屋，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回到合肥的住所，我翻开柜子，找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把银锁，这把银锁是二十多年前三姐交给我的，当时让我找个人打两副新银手镯，一副给我家孩子，一副给他家孩子。我见银锁的链和锁都比商场里卖的结实、沉重，而且色泽灰暗，像有些年头的物件，就没有立即砸毁它，而是将它保存了下来。后来我向父母问起银锁的由来。母亲回忆，当年大姐出生后首次去外婆家，外公拿了家里几块袁大头找人打了这把银锁，送给大姐，作为见面礼。
　　 当我听说这把银锁是来自外婆家，忽然意识到，这把银锁可能是外公家那个庞大的家族资产中唯一仅存的东西，保留这把银锁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
　　 我没见过外公外婆，但从懂事时就听母亲常常说起她家的故事。母亲常说，她家有酿酒的槽坊、商店，还有许多工人；母亲常说，他外婆家在丰乐镇，姓王；母亲常说，她有一个姨父，是个做官的，待人很好，没架子，但最后夫妻俩都被判了死刑……，母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我十多岁时随父亲第一次去舅舅家那个叫双枣树的村子，看到舅舅一家五口人住在三间低矮的茅草屋中，此时外公外婆已去世多年。母亲给我讲述的那个庞大而富裕的家族荡然无存，眼前的这个叫双枣树的村子，连一棵枣树的影子也没有，我甚至怀疑母亲在我童年时说的那些故事都是虚构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了解一些事实，证实了那个“大家族”的故事不是故事，只是很少找到那个庞大而富裕的家族痕迹，这把银锁可能是一个难得的证据。
　　 抚摸这把沉重而暗淡的银锁，想起父亲母亲的生平，想起母亲常跟我们提起、我出生时早已逝去的外公外婆和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族，想起已经离世多年的父亲，想起晚年念念叨叨的母亲，我的眼泪溢满眼眶……。
　　 母亲第四次住院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从父亲去世开始，就坚持一个人生活，父亲76岁去世后，母亲坚持一个人在乡下，用她的话说，在“谁”家都没自己家舒服。在母亲的心中，只有老家的房子是她的家。
　　 晚年的母亲，身体很好，基本没去过医院，偶尔头痛脑热，她自己去医疗室买点药吃。常听人说我母亲“这个老人家不简单，这么大年龄生活能够自理”。是啊，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独自一人生活在乡下，有点时间还去种菜、锄草、除荒，还将收获的瓜果蔬菜，大包小包地塞进回家看望她的儿孙车内。
　　 2021年冬季，母亲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后，听说老家的房子住了租客，一向喜欢热闹的母亲便闹着要回到老家，说是有人在我家住，热闹，也有人照料她了。母亲的脾气我知道，我无法说服母亲，在电话中与家人说好后，将母亲送回家后交给姐姐们，便去忙生意了。
　　 几天后，我正在送货，三姐发来一个视频，说母亲跌倒了，神志不清。当时我车子上装着一车货，天上正下着大雨，原本计划等雨停了将这一车货送给客户，听说母亲跌倒了，我一边卸下刚装上车的货，一边询问病情。母亲八十多岁时患了骨质疏松症，这几年因跌倒发生过三次骨折，每次骨折都需要注射骨水泥。可这次我感觉不像是发生了骨折，因为前几次母亲的神志是清醒的，她会打电话述说跌倒的前因后果，而这次却在胡言乱语，我隐隐觉得，母亲的脑部出了问题。我让三姐她们立即打120急救电话。电话打过后，120很快来了，急救医生初步判断是脑血管意外，在电话征求了我的意见后，120将母亲送到了省立医院南区急救中心，我随后也赶到了急救中心。
　　 这个时候的母亲还能说话，问她也能应答，但答非所问，思维混乱，口中说个不停，问她哪里跌倒了，痛不痛？母亲将手指向胸口，我怀疑是胸椎发生了骨折，然而，检查结果比想想的严重多了。
　　 急救中心为母亲做了头部CT，CT结果显示，母亲脑部有陈旧性脑梗及新发脑梗。脑梗的最佳救治时间是在六个小时内，这次新发的脑梗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母亲的大脑已大面积梗死。医生向我们下达了病危通知，并暗示我们，老人年龄这么大，治疗的难度比较大，你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治疗回家准备后事，二是转入神经内科治疗脑梗，最乐观的结果是瘫痪在床。我们经过商量，还是将母亲转到了神经内科治疗脑梗。
　　 就在两个多月前，我们刚为母亲办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宴，那天，我们请来了舅舅、姨娘、舅妈等母亲娘家的亲人。母亲娘家的亲弟妹喊母亲大姐，堂弟妹喊母亲七姐，母亲的年龄是她健在的兄弟姐妹中最大的。这几年，我们年年为母亲办生日宴，前来祝寿的都是母亲自己的晚辈。高龄的母亲已很久没回自己的娘家，常念叨娘家人，我们想借这个机会了却母亲的心愿。那天，我带了相机，为母亲和舅舅们拍了几张照片，谁料，这竟是母亲跟娘家人的最后一次相聚。
　　 那天的生日宴是在肥西丰乐镇的一家饭店里。丰乐镇是外婆的娘家所在地，外婆姓王，在母亲的印象中，王家曾带给母亲许多美好的时光。解放后，王家受政治波及，母亲那些熟悉的亲戚流离失所，被迫离开了丰乐镇，四处谋生，一段时间内，母亲甚至与他们失去联系，只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渐渐有了些消息。
　　 丰乐镇也是母亲记忆中的伤心地之一，年迈的母亲腿脚不便，已经很久没到丰乐镇来了，没想到她在这里度过一个生日后……。
　　 一切几乎是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
　　
　　 二
　　 母亲转入神经内科住院后，由于疫情防控，只有三姐一人得到允许进去陪护，其余人无法陪护和探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徘徊在医院的大厅内，通过电话了解病情。几天后，三姐打电话给我说母亲肋骨发生骨折，神经内科的医生迟迟没有联系相关科室来处理。
　　 骨折对于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的母亲，是要命的伤害，何况这时候她已经神志不清。得知病情，我心急如焚，却又进不了病房。情急之下，我打电话给曾为母亲治疗三次骨折的朱医生。2014年，母亲腰椎发生骨折，在当地一家很有名气的骨科医院拍片检查后，医生说，年龄大了，治不好了，开点药回去，能吃让她吃好点。晚上母亲睡在床上不能动，痛得彻夜呻吟。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令我彻夜难眼，虽然不是医生，我总感到医生诊断有误，于是拿着X片一家一家医院寻医问药。在省中医院碰到朱医生，朱医生年轻儒雅，技术老到，看了我母亲的X片后，初步判断发生了腰椎骨折，他诚恳耐心地向我介绍一种新型骨科手术，简称PKP手术，即注射骨水泥，其原理是在骨折部位注射一种人工胶体，用于撑开骨折两端。这种人工胶体注入人体后能很快凝固，将骨折部位固定，减轻患者痛苦，让病人快速康复，病人在注射骨水泥后第二天就能下地活动。当时这个技术从国外引进时间不长，费用比较高，一次治疗费用近3万元。想到母亲因被骨折引起的疼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决定试一试。于是与兄弟姐妹们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将母亲送到朱医生那里。朱医生很快安排母亲做了手术，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母亲康复出院。此后的几年里，母亲又发生了两次骨折，都是找朱医生做的PKP手术，每次都很成功。三次骨科微创手术，使母亲晚年避免了瘫痪的风险，能像常人一样生活。当时这种手术未普及，母亲回到老家，和邻居们说起这件事，有人说一针打了三万多，肯定被医生骗了，有人说，骨头断了用胶焊上肯定不牢固，以后还会断。母亲心痛钱，于是便抱怨我，给我说了各种传言和误解，令我哭笑不得。母亲第三次发生骨折时，她坚决不去“打胶”，让哥哥姐姐们带他去另一家大医院找医生看，结果挂错了科，开错了药，最终还是找朱医生做了手术。
　　 情急之下再次向朱医生求助，但这次母亲不在省中医院，朱医生帮不上忙，告诉我当务之急还是先治脑梗，骨折只能联系本院的外科医生处理了。
　　 于是我在医院外通过电话向医院领导求助，后相关科室会诊后用腰带对母亲骨折部位进行了简单的固定。一周后，借着母亲去做CT检查的机会，我见到了母亲。此时的母亲虽目光呆滞，却还能认识我，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这个医院不中，送我去中医院。母亲前几次注射骨水泥都是在中医院做的，她哪里知道，这次不仅是发生了骨折，还发生了严重的脑梗。
　　 望着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无神的母亲，想起不久前生日宴上容光焕发、满脸喜悦的母亲，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滑落下来。
　　 半个月后，母亲的脑梗治疗结束，需要转到骨科治疗肋骨骨折，然而，转院到中医院骨科后，由于医护人员和我们家属失误，过早将经鼻喂食改为经口喂食，导致食物呛入肺部，加重了肺部感染，只得转入ICU治疗。疫情期间，ICU病房杜绝所有家属陪护及探视，生命垂危中的母亲，独自在ICU病房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挣脱过来。作为子女，病房外的我们也在焦急与煎熬中度过。
　　 乡下世俗的观念，常对生病的高龄老人区分对待。2020年疫情刚开始，妻娘家老奶，因体检发现痔疮，回家二话不说，抱起农药瓶喝药自杀，老人也才七十多岁，死前一直在种地；在我母亲去逝后的第三年，我们村小学老师的母亲得知自己生了大病，冰天雪地的半夜里，穿着内衣跳进河中，第二天人们发现她漂在水中……。这种事在乡下并不稀奇，乡下老人们几乎早就看淡了生死。
　　 而我，憧憬着母亲可以重新坐在轮椅上，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个曾经繁华的家族故事。
　　 我家亲友多在农村，母亲第四次住院，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亲友们纷纷反对继续治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在治与不治之中，虽然我感受到了来自各方令我窒息的压力，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感到无助和痛心时，晚辈们一直积极支持给奶奶治疗。每当听说医院通知奶奶需要补充白蛋白，几百元一支的白蛋白，他（她）们都争先恐后地买来许多。远在深圳的儿子要求我不要受别人干扰，不要轻言放弃！
　　 一次母亲进ＣＴ室检查，医技人员让我穿上防辐射服，我刚拿起衣服往身上穿，站在身旁的三姐对医技人员说：他身体差，不能穿，随后一把夺过来穿在自己身上，留在ＣＴ室陪护。其实，母亲住院期间做了几次ＣＴ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并不介意ＣＴ的辐射，特别是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五十年前，母亲给了我们生命，五十年后，我们怎么忍心放弃母亲的生命？
　　
　　 三
　　 母亲出生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外公贩卖茶叶起家，在解放前曾经富甲一方，家中除了有大量的农田，还有酿酒、糖、醋的槽坊和商店。母亲是外公的长女，生下来就倍受宠爱，不仅没有下过地干过农活，外公还专门建造一所大院子，将母亲和她的九个堂姐妹都关在大院子里，请来私塾先生教她们读书认字。在那个大院子里，按年龄排行母亲排到第七，这也是母亲娘家许多人喊母亲七姐、七姥、七姑奶的原因。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外公与人民政府达成协议，交出了土地、糟坊、商店，也解散了十个姑娘，将她们生活的大院子交给了政府，成为一个普通百姓。但时间不长，又被划为地主成分。此时，在丰乐镇上的外婆娘家王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王家的另一个女婿，也姓王，与外公既是连襟也是生意上最好的盟友，因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副师长，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夫妻俩人都判处了死刑。王家众多子女为躲避政治斗争，纷纷逃离家乡，四处谋生。母亲原与王家表兄订有婚约，因相互无法联系，不了了之。
　　 外公在经商时，曾与圩区的胡家有往来，胡家则是我奶奶娘家。我母亲喜欢看戏，戏班到哪里，她就追到哪里，一次追到圩区来看戏，胡家有人看我母亲年近二十还未出嫁，便张罗为我母亲找个婆家。我父亲原本早与本村一姑娘订了亲，但还未到结婚的年龄，姑娘生病走了。胡家见我母亲年龄不小了，就将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外公看我家虽穷，但我父亲长得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最主要我家成分好，对这个婚事非常满意。
　　 母亲出嫁时，外公请木匠打制了一套漂亮的家具作为嫁妆，那套家具在我出生时已近二十年，油漆仍然锃光红亮，箱、柜、条桌完好无损，可见当年的外公生活仍然富足。只是好景不长，随后的一场场政治风暴令外公苦不堪言。
　　 据二姨父后来对我们说：你家过去特别穷，你外公初到你家，见你家土墙草房结构的三间茅草屋，四面开裂，满屋透风，不敢在你家睡觉，我家房子比你家稍微好些，你父亲只得将你外公带到我家去睡觉。二姨父家在隔一条沟的另一个生产队，二姨父姓左，与我父亲同一年招工进城到合肥工作，俩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随后，二姨娘和两个在解放后出生的姨娘也陆续嫁到了圩区，她们两个虽没享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却也被扣上一个高成分的帽子，和她们那众多住过大房子的姐妹一样，为了找个成分好的婆家，也嫁到了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