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生活了一生的任丘市，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小城。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丘的地位是非常显赫，漫步在任丘的土地上，不经意间就能与厚重的历史邂逅，新旧石器时代的盆盆罐罐，秦汉时期的砖砖瓦瓦，唐宋时代的车船舟楫，以及历朝历代的人文积淀。为《诗经》传播推广作出重要贡献的韩婴，就是地地道道的任丘人。
　　 《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这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得益于西汉毛苌的传授和西汉韩婴的注疏，因为毛苌的传授，所以《诗经》又被叫作《毛诗》，由于韩婴的注疏，《韩诗外传》得以流传。自古以来，能把《诗经》定名为《毛诗》《韩诗》，可见毛苌和韩婴对《诗经》的贡献。
　　 不为人所熟知的是，毛苌传授《诗经》的河间市诗经村，虽属于河间市管辖，但距离任丘县城不到10公里，而韩婴就是任丘人，二人可以算作乡邻。据任丘文化学者考证，任丘市的沙村，就是因为韩婴曾在此传授诗经，并建有“授经台”，被乾隆更名为思贤村。这“贤”，指得就是韩婴和他对《诗经》贡献。乾隆还为此赋诗《驻跸思贤村行馆题句》：“汉家太傅有遗祠，行馆于旁朴且宜。两字思贤易新号，千秋稽古藉先资。闲庭不改风还月，欹案依然易与诗。一宿明当发清跸，已安容膝底多为。”
　　 《诗经•召南》中有首《甘棠》，是赞美西周大臣召伯奭的。原文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公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大意是：茂盛的甘棠啊，不要翦除它，不要攀折它，这里是召公住过和休息过的地方，也是召公喜欢的地方。
　　 关于这首诗的注疏有很多种，《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候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是说召公在治理黄河之西时，经常巡行城乡，曾经在棠树下现场决狱，因而颇得人民爱戴。
　　 司马迁写完《史记》的百年之后，《诗经》研究专家西汉刘向却没有赞同司马迁的说法。他在《说苑•贵德》中写道：“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陜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诔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召公执政履行职责的时候，正是桑蚕吐丝的农忙季节，召公不愿意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所以不进入村子居住扰民，而是住在村外的甘棠树下。他死后，人民想起他的政绩，感恩怀念，对这些棠树就不砍不伐，并写诗歌诵。
　　 司马迁说《甘棠》一诗是因为召公在甘棠树下现场办过公，刘向说是因为在甘棠树下住过一夜，因而百姓则以诗来抒发对召公的感恩戴德之情。仔细思考，这两种说法虽然都有可能，但说服力多少有点牵强。在周朝，还没有驿站制度，官员出门一般都是随遇而安，不论官民，夜宿野外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田间地头办公也是极平常的事情。苏轼有诗句“不辞携被岩底眠，洞口云深夜无月”，写得就是他和父亲、弟弟游览三游洞野宿的事。就是上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行路于乡下，住宿野外也是常事，北方人谓之“扎野”。这样极平常的事情，一般是达不到被百姓“歌咏”的程度。
　　 实际上早在刘向、司马迁之前的韩婴，就对此作过另一番注释：“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并且具有很高的政治站位。挖掘了官民矛盾消弭和产生的根本原因，揭示了百姓爱戴和尊重官员的出发点，那就是“不劳民，不侵民，不损民，不害民”。至于野树下睡一宿，或者在田头办办公一类的作秀，老百姓并不会与之产生共鸣。召伯当时手握重权，行使国王的权力，为他建造一所豪华的住宅，是不越规制的举措。但召伯阻止了，他说“因为我一个人的舒适而劳累百姓这不是先君文王的志愿。”于是他在野外一片甘棠树下建起茅庐，予以休息办公，过着和平民百姓一样的生活。没有劳民伤财，自然得到百姓的爱戴，老百姓不但减少了盖房子的劳役，还减少了盖房子的赋税，充分地得以休养生息，一心一意耕田种桑，因而连年丰收。后来的执政者骄奢淫逸，劳役繁重，横征暴敛，农桑失时，百姓苦不堪言。与召公的政绩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对比中，才有了《甘棠》诗的传诵。对于百姓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和认识，就没有爱恨情仇的诞生，《甘棠》是有着丰厚的社会生活基础。
　　 《甘棠》一诗，饱含着后来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的深邃思想，可以说，孟子的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诗经》的启迪。
　　 由此可见，韩婴传播《诗经》，比其他流派更加生动形象，比司马迁、刘向的站位更高，不但更具思想性和文学性，而且更具有仁政意识和民生情怀。
　　 202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