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母亲就打电话来说，父亲不知去哪儿了。对门四哥家没有，楼上虎叔家也没有。小区里一片白茫茫的雪，也寻不见个人影。小区外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车，雪面滑溜溜的，掌不住方向盘。我安慰母亲说：“没事的，八成出门遛弯了。”母亲说：“七老八十了，滑溜溜出去干嘛，摔着碰着的。”叹口气不再言语。
　　 我也不敢开车，换上棉靴子，扣上棉帽子，匆匆出了公司。昨夜在公司值班，一夜白雪飘落，大得跟梨花瓣一样，悄无声息的。只是车间里机器轰鸣，破坏了这难得的宁静。半夜又停了电，发电机组隆隆启动，更添了几分烦乱。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的。幽蓝的路灯下，雪花晶莹地翻舞。烟囱里，工业废气灰白地腾起，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黑影。车间的窗户里，有工人忙碌的影子。
　　 雪下得很深，一脚踩下去扑哧没过你的脚踝，走起来有些费力。顺着车辙走又太滑，于是就靠着路边，咯吱咯吱踏着雪，一路出了城里。沿着省道走了几里，就下了乡道；沿着乡道走了几里，就下了通往村庄的窄窄的小路。路边站着挺拔的白杨树，树枝和阴面的树干上，都积着白白的雪。白杨树之外就是平坦的大片的麦田，柔软的麦苗被雪蒙着，望不见绿色，只是一味的白。在刚刚探头的太阳下，白得刺眼，白得晶莹，白得纯净。零下十几度，你也不觉得它冷，反而感觉像棉花一般温暖，像天鹅绒一般柔软。杂树林子里，十几只麻雀落在草尖上，啄食上面残余的种子。喳喳的叫声，是这原野上唯一的动静。
　　 除了我的，小路上就只有一行脚印。深深的，步幅有些细碎，步履有些歪曲。一直延伸过去，延伸过去，迤逦到了我生活过几十年的小村子。那村子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一片平荡的空旷的土地。一条小路优雅地扭了一个弯，从空地当中横穿过去。路边没有树，只光秃秃站着七八根水泥电杆。电杆间的导线，在积雪的重压下垂成低低的弧度。有些已经被剪断，不知所措地耷拉下来。
　　 这条路原本是故乡的大街，原本有孩子在上面跑，原本有鸡犬在上面叫。现在却静悄悄的，静得有些寂寥。没有邻里见面时的招呼声，没有收粮食的小贩的吆喝声。那些高低错落的，挤挤挨挨的院落不见了影子；只剩看护庄家的两间铁皮屋，孤零零卧在雪地里。一片空旷的苍茫的白，一个黑黑的矮矮的身影。父亲一个人立在雪地间，双手袖在棉袄里，脖颈微微瑟缩着。脚下就是他生活了七十几年的老宅基，就是爷爷生活了八十几年的老宅基，就是老祖宗生活了几百上千年的老宅基。我踩着父亲深深的脚印走过去，站在他身边不言不语。只抽出一支烟卷，给父亲点上。也许是太冷，父亲夹烟的手指微微抖动。青青的烟雾，从他厚厚的暗色的嘴唇间吐出，在东北季风中倏地散去，瞬间消逝了踪迹。
　　 这老宅子上，原来有一棵老枣树，就在堂屋前面。粗粗的，微微有点驼背。顺着树干攀上去，就能嗅到甜得发粘的花香，就能吃到红得发紫的大枣。如果腿够长，还可以借着树枝攀到屋顶上。听奶奶说，父亲小时候很皮，一个看不见，就噌噌噌爬到树杈上去了，爬到屋顶上去了。屋顶上的烟囱冒着青烟。明朗的阳光下，摊晒着白白的红薯片，黄黄的玉米棒。老母鸡是飞不上来的，只有一群麻雀在屋檐上吱吱喳喳叫唤。靠着矮墙，还有几颗老榆树。春天里榆钱稠密，树枝低垂。母亲要蒸榆钱窝窝，我就提着竹篮爬到矮墙上，翘着小脚将嫩绿的榆钱大把大把采下来。屋后的老杏树，开粉白的花，结青涩的果。八九岁时，弟弟的脸上生癣。母亲就把青杏摘下来，剥出里面白嫩的果仁，挤出汁液涂抹在癣斑上。
　　 天井不宽敞，却挤挤巴巴搭着猪圈、牛棚、鸡窝。每天早上，父亲给老牛筛草，沙沙沙沙；母亲给老母鸡撒粮食，咕咕咕咕。小黑狗从柴草垛里钻出来，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燕子们一字排开站在晾衣绳上，歪着小脑瓜梳理羽毛。大红公鸡，在矮墙上踱着方步，像一位王者在巡视领土。墙头是很矮的，我家的枣子爬过墙头，跑到邻家去了；邻家的柿子爬过墙头，跑到我家来了。母亲要向邻家借点酱油陈醋，就隔着墙头喊两声。邻家的四奶奶，就把醋瓶子、酱油瓶递过来。扎着青布围裙，迈着尖尖小脚。她家的老母鸡喜欢飞过矮墙，跑到我家的鸡窝里下蛋。等那鸡蛋热乎乎地落在麦秸上，母亲就会拾起来，隔着矮墙递给四奶奶。四奶奶就说：“给孩子蒸鸡蛋糕吃吧，一个鸡蛋。”
　　 冬天下了大雪，家家屋顶上白绒绒一片，天井里白绒绒一片，阳光下白得耀眼。爬上屋顶扫雪，竹扫帚扫不动，就用铁掀铲。家家屋顶上，都是扣着棉帽子的大男人、小孩子。相互间招呼着，说笑着。小孩子撇下扫帚，攥一个雪蛋蛋往邻家孩子身上扔。邻家孩子也撇下扫帚，攥一个雪蛋蛋抛过来。吱吱呀呀叫着，笑着。女人们拉着风箱烧火做饭。缕缕炊烟袅袅升腾起来，缓缓弥散在屋顶上，弥散在小巷里。大铁锅里的小米饭，咕咕嘟嘟冒出热气，让这大雪天变得温温暖暖。撒欢的小牛犊在雪地上跑，蹄印深深；觅食的小麻雀在雪地上跳，爪印浅浅。小孩子堆完雪人，又跑到村外的野地里。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有花不完的好心情；小牛犊一样蹦蹦跶跶，有使不完的好气力。
　　 可现在，这雪还是那么的白，还是那么的大。只是没有屋顶让你来打扫了，没有柴禾让你来烧火了，没有炊烟袅袅升起了，没有小米饭咕咕嘟嘟唱歌了。到处空空荡荡的，没有孩子们堆起的雪人，没有孩子们抛出的雪蛋蛋，没有撒欢的小牛犊，甚至寻不见一只觅食的麻雀。老屋拆了，老树伐了，麻雀们也就失去了家，惊慌地逃到邻村去了。明年春天，燕子们也不会回来了。那屋檐下的巢，那房梁上的泥窝窝，随着老屋一起倒下，变成了漫天游荡的尘埃，无处安家。再也采不到榆钱了，再也看不见杏树开花。再也听不见公鸡打鸣，再也听不见小狗的叫声。再也听不见四奶奶隔着矮墙，和母亲絮絮叨叨拉家常。
　　 四奶奶，是在拆迁前些天走的。也没见得什么病，睡一觉说走就走了。她的丧事，也就成了这老村子里，这老宅子上，最后一桩白事。白色的丧联，白色的孝衣，白色的魂幡。香烛在黑漆棺材前，慢慢燃烧着。没有播放哀乐，人们也都不怎么说话，村子里静静的。就连麻雀和喜鹊，也是安静的，安静地立在树枝上，不跳也不唱。
　　 出殡那天，父亲和七爷爷坐内柜，掌管分发烟酒茶叶。小东屋里一张小方桌，俩人相对坐着默默吸烟，都不怎么言语。只偶尔蹦出那么一两句话，像盐碱地里的高粱苗，稀稀拉拉。父亲说：“等咱老了，连灵棚都没处搭了，纸马都没处烧了。”七爷爷叹口气：“形势发展，谁也没法阻拦。”说完，俩人又沉默下来，吧嗒吧嗒地抽烟。
　　 四奶奶家和我们是一个大院里的，尚未出五服。老坟地就挨着我们家的祖茔，都在村西北的一片杨树林子里，十几个坟头静静立着。大雪之后，不见了那些黄土和野草，只凸起着一个个大雪包。依稀可以分辨，四奶奶坟头上，那魂幡和花圈的形状。
　　 气温很低，零下十七八度的空气。父亲立在老宅子上，立在老宅子的雪地里，姿势有些僵硬，就像堂屋前那棵活了百十年的老枣树，微微驼着背，枝叶光秃。我说：“回家吧，太冷了。”父亲说：“这里不是家？”一句话让我的喉咙堵堵的，再也说不出什么。父亲又踏着雪朝西北走去，已经熄灭的半支烟仍在手指间夹着。我跟在父亲身后，踏着他深深的脚印，听着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呻吟。野地里，除了刺眼的茫茫的白，就是瑟瑟站立的青扬树的黑影。树枝上没有喜鹊，没有麻雀。踏雪的咯吱声，显得极其宁静。走一里多路，就到了我们家的祖茔。
　　 父亲在那些雪堆前停下来，静静立着，像一块青石的墓碑。他抬起粗糙的、长满老年斑的手，指给我说，这是高祖的坟，这是曾祖的坟，这是祖父的坟。这话他说了不止一次，几乎每次过年祭祖，他都会交代一遍。唯恐我们这些晚辈忘记了，疏忽了，舍弃了。父亲又在雪地里，往左迈几步，往右迈几步，最后拿脚尖画一个十字花，指着说：“等我老了，就埋在这里。”说得我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抬起头，是苍茫茫的天空；低下头是白茫茫的大地。父亲立在天地间，立在故乡的泥土上，袖着手，驼着背，微微瑟缩着脖子。显得如此渺小，似乎一阵寒风就能把他吹倒，吹成一朵洁白的雪花，在阳光下渐渐融化，慢慢融入故园的泥土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