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手头工作，已经六点二十了。我立刻骑了电驴，赶奔老家，前几天与哥姐商量，这个礼拜六给父母去上坟。 
　　 到二哥家时，姐姐早已在等候。大哥因为在输液，在山海关的女儿家没有回来，视频时嘱咐我们把他的那一份祭品也带上。
　　 二哥的三轮车开得很稳，十五年前的脑出血并没有把他击倒。在我这个不会开机动车的弟弟眼里，二哥还真是蛮厉害的，他经常开着三轮车到别处去收玉米。不一会，我们姐弟三人便到了西山脚下。
　　 临近清明，村里的森林防火抓得很紧，山脚下的小亭子里的人指导我填写了上山记录。在我们前面，有三家已经来过。
　　 一路攀爬，到了半山腰。父母的坟，较年前来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坟的四周落了些松针。
　　 我们来到碑前，姐姐打理着碑前的祭品，小声而又虔诚地与墓中的父母说着话。姐姐停顿的间隙，我也赶紧递上几句。用诗人余光中的话说，父母在里头，我们在外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与父母交流。 
　　 父亲14岁去沈阳当学徒，17岁参军，后来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从武威地区一个机要员，成长为古浪县委宣传部一名干部。母亲由上海去西北支边，接着又从古浪教育局下放，随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回乡，但母亲从来没有对农村艰苦的生活抱怨过。
　　 从城市到农村，从干部到农民，父亲没有低落，母亲入乡随俗。
　　 从我记事起，父母总是在劳碌着。我的童年，是在劳动中的父母身边度过的。
　　 父亲抱着我踩过打井的高大竹制纺车；父亲与其他四类分子一起用巨石垒泄洪坝时，我跟在一边玩蜥蜴；父亲他们打夯，我听过他们唱的打夯号子；父亲带领社员们修西山水库时，我跟在公社派来的推土机后面捡拾过树根，拿回家晒干给妈妈烧火。春天里母亲与其他妇女在生产队杵制白薯炕土墙以及之后拔秧子的时候，秋天在西山栗子树下用两只根细树枝当做筷子捡拾布满细针的球形栗实的时候，我都跟在母亲的身边。
　　 每年秋收过后，母亲都会带了我们姐弟四人去已经收过的白薯地里翻白薯，一人一把小镐子，两个人一只枝条编制的小筐。当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父亲将白薯洗净，母亲在塑料布上用擦刀将白薯擦成白生生泛着浆汁的薯片，然后交由我们装进小筐，房顶上抽着旱烟的父亲则伸下扁担把盛满薯片的筐子吊到房顶上，摊开，晾晒成白薯干。 
　　 虽然父亲在近冬的时候去离村七八里地的生产队麦田里给麦子浇防冻水时夜晚睡在垄沟里，以及去修七里海，去修滦河、海河时我都不在场，但父亲在母亲因病出不了工的情况下一年挣下的六千工分，院子外边那两垛父亲带我们割来的能换钱票的两千斤饲料干草，以及堂屋地上母亲带我们翻来白薯擦成的那两圈高到房顶的白薯干子，足以说明父母在困难面前的坚忍与勤劳。
　　 父母亲的勤劳，能吃苦，受到文化革命冲击后的坚强忍耐和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以及母亲病后父亲对母亲的关怀与忠贞，他们被平反后泰然处之的态度，无一不影响着我们姐弟四人。 
　　 姐姐二年级就失学，母亲有病做不了家务，姐姐踩着小板凳为我们一家六人做饭洗衣，缝缝补补。我的大哥，初中毕业就参加劳动，十七岁时清晨挑着打来的180余斤重的牲口饲草，从村东走五六里路挑到生产队的饲养处。我的二哥，十三岁就开始做建筑小工，曾经凌晨三点多钟就起来，步行到城南离家30多里路的赵家港修建炼人炉。比起哥姐来，我吃的苦要少得很，但父母吃苦耐劳的传统我没有丢。即便现在，虽然平日里我打交道的多是黑板粉笔和电脑键盘，但在二哥家劈大树根时，十来斤重的大油锤，我一口气也能抡上它十几下。
　　 父母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强健的身体，勤劳的习惯，更在善良本分、乐观面对、正直做人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父母的教养，铸造了我们姐弟善良的品质和积极向上的品格，我们踏过了困难的泥泞，生活给予我们花的芳香。我们哥三个都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又像小的时候一样，围坐在姐姐身边，安度属于我们姐弟的幸福晚年。
　　 父母故去已经十几年了，虽然夜晚他们很少走进我的梦里，但我深深地知道，父母仍像以前他们在世时那样牵挂着我。
　　 姐姐总对我们说，咱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爸妈给的，咱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爸妈给咱们修来的。
　　 姐姐说阴宅和阳宅一样，都要干干净净的。我用铁锹将松针攒到一边，再从别处取了新土，覆在坟上。父母坟上的土，子孙后代的福。姐姐一边用镐收拾着坟的四周，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一些话。这些话，一字一句我都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上。旁边的二哥与我一样，默默地照做着。最后，姐姐让我将坟顶多加些新土，把我们带来的一大丛鲜艳的塑料花插在了坟顶。
　　 山上不让用明火。没有纸钱化作玉蝶飞，也没有青烟不散轻悲咽，有的只是我们姐弟对父母的深深怀念和无限感激。 
　　 轻声作别了父母，又到山下。望着我们姐弟曾经砸过石子的采石场和父亲晚上值班曾经睡过的石屋，姐姐和我又是一阵感慨。
　　 坐在车上，我和姐姐一边说着话，一边了解着家乡的变化。
　　 不觉间，车已近庄。那里，有我离不开的老家，有我离不开的亲人，有二嫂准备的一桌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