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跟着村里的大人们高呼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度过童年的。
　　 我们那个只有咪渣大的小村庄，简直就是个偏远得不能再偏远的僻静之地。它毫无声息地隐藏于群山之间、坐落于起伏绵延的山顶之上。如果从山底往我们住的那面山的山顶上望去，仿佛高高的山顶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把高高在上的天空托举了起来。但如果是站在山顶往下看，那下面仿佛又是个极其恐怖的深渊。因为那些大小不一的山脉并非孤立着，而是呈绵延起伏状，向遥远的天边伸展开去。
　　 由于我们是农村人，干的都是农业上的那套有据可查的活儿，这“农业学大寨”的事还好理解，可“工业学大庆”就纯粹只跟着喊喊口号了。
　　 这样说吧，既然是上级下达指示要全面“学习”，总得拿出个学习的样儿来吧——大家都有如此的想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好在我们那只有小咪渣大小的村庄，还是以它自身的能耐与周围的村庄，以及与山外的很多村庄一起，都保持着特有的联系。
　　 这联系，是靠那些像蚯蚓一样弯曲、像血管一样细密的山路完成的——它们功不可没。当然，山里的那些泥巴小路，也不全像说的那般“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而布满山前山后的。有的路是从先辈那儿传承下来的，有的路则是人们根据需要新开出来的。
　　 根据特别需要才开辟出来的路叫“公路”。不过，早期人们并不都这样叫它，而是把它称为“机耕路”。
　　 那时候，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站在高高的铜鼓山山顶，极目远眺全公社中心——公社所在地。一条明晃晃的公路从它的近旁穿越而过，那上面很长时间才有一辆“乌龟”型的小轿车穿过，不等你细看，眨眼就消失了。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羡慕的不是从那条道路上穿过的车子，而是公路的宽阔与平坦，与我们每天行走的山路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每天走的那些最便捷，也算是最好走的上学路，不但要爬坡下坎，其间的落差就有好几十米高，而且铺在路中间大小不一的光滑的鹅卵石，以及被踩平印下脚印的泥巴地面，要是一个不留神，晴天因干滑而趔趄、雨天则因湿滑而摔跤。常常把我们搞得灰头土脸地狼狈。
　　 于是，用放炮炸山的方式，淌出一条真正的路来，就成了一种必然。也只有用这办法才能解决“蜀道难”的问题。
　　
　　 二
　　 轰隆、轰隆、轰隆……
　　 常常有这样的响声——在我们家里，以及在很远的山野都能听到。大人说这是在放炮，快躲起来吧。
　　 其实，只要是在广阔的山里，随时都能听到这种见怪不怪的声音。
　　 等那些“轰隆、轰隆”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过之后，我们家的周围就有了密集的东西砸下来。有时是砸在那一半草房、一半瓦房的屋顶上，有时在我们房前屋后的一些空地上，也能凭空出现很多新鲜的泥土和石块。大的如碗口那么大，小的也有鸡蛋、麻雀蛋大小。
　　 我们兄妹害怕地躲在屋里，那些恐怖的声响令我们有些发抖，但很快又因为自己的镇静平复了下来。再听房顶上那七零八落的声音时，就会不自觉地发出些微会心的微笑了——觉得它是那样的好玩，好玩得我们像在躲猫猫一样。不过，我得承认，我们最初觉得那沙沙沙砸中的声音，要是落到瓦房顶上一定比落到草房顶上更动听。主要是瓦房顶上的声音更清脆悦耳，并不像草房顶上那般更有绵绵的情意。
　　 有些夜里，我们也会被那轰隆轰隆沉闷的声音给吓醒。
　　 有一年，在我们家房后为开山凿石放的那几次土炮，精准地砸中了我们那两间瓦屋的顶部——也许草房那边的屋顶正是由于它自身的软绵绵，像风不能拿随意摆动的柳条为所欲为一般，它倒是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损失。
　　 放炮腾起来的石块和泥土，从屋顶那处被砸开的大窟窿里掉下来，端端正正地落到父母睡觉的床上，把床的一个横档砸断了，出事时幸好他们不在屋内。
　　 想到修房时所经历的千辛万苦，以及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损失，母亲号啕大哭起来。不知所措的我们，也跟着哭起来了，哭成了一团。
　　 去年的那次放炮，把祠堂里住着的孙莲芳家几间瓦房砸得千疮百孔，可怜那地主老太婆的头上被砸出了一个大洞，血流不止。她用了一捧的泥土才把那喷薄而出的血止住，等伤口好了后那地方就留下了泥土的颜色。当时也没人肯去安慰她，队里更没人去跟她们家谈补偿，一切是那样顺理成章。这些事母亲是知道的。她伤心的哭声说明，她已在心里做好了要自己兜底的准备。
　　 果不其然，放炮结束以后，队长只是来家里收集了一些情况，丢下一句话，说，没人愿意这样做，自己家的损失自己负责好了。现在是农业学大寨、向荒山要粮的关键时期，我们也没办法……就扬长而去了。
　　 望着队长远去的背影，母亲哭得有鼻子有眼。只是她把哭声压得很低很低。也得承认，也许在她的心里已得到了丝丝的慰藉吧，毕竟与地主孙莲芳家相比，我们还是幸运的。
　　 在我的记忆里，还深刻地保留着那时的一些东西。如，我们家屋后的那面山，山倒是不折不扣的山，那上面却长了些稀疏的小树和小丛的野草，家上面的那半截山顶也不算有多高，村里的老人们常常感叹，是山不长柴，是土不长草，不知那下面埋的都是些啥宝贝！前几任队长，倒是没遇见过“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样的运动，没人肯下决心去动动它。后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来了，爱出风头的队长却说，既然它是山，我们就给它山的尊严吧。我们只动它下面较平缓的那部分，把那蛮荒的地方开垦出来可以多种些粮食，也算是为这场运动做了点实事。
　　 当队里刚一定下“决心”后，队里又接到斗私批修的任务。“那就两场谷子一场打吧”，队长的脑子里有了新动向，他说，开荒造田的事要搞，斗私批修的事也得要进行。
　　 父亲在向我说起当年我不知道的这些事情时，尽量保持着一种较平缓的语气，表情严肃得透出无奈。他说，为了完成学习与批斗的双重任务，那个年轻的队长就选择了这样做：让事先准备好了的那个人，站到点燃了导火索的炮位上去……
　　 不知道父亲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忙警觉地问，让站到炮位上去的那个人是谁呀？
　　 父亲半天才说，是队里经常挨批的地主老婆莫名氏。
　　 天啊，他们不怕把她炸死吗？我惊呆了，没想到竟有这事。
　　 对于村里放炮的那些事，随着我后来的耳濡目染，觉得危险性太大了，真替她捏了一把汗。
　　 在那个年代，这些人的命就是不值钱。奇怪就奇怪在那天所放的那两门山炮，一炮哑了火，一炮的石头并没有炸飞。倒是有些散落的泥土落到了她的面前。那时，她紧紧地闭着眼睛，等待命运的裁决。结果她成了一个泥人。不过那也把她吓瘫了，她几天都惊魂未定……
　　
　　 三
　　 我们搬到新家的地方，当初在它的周围还是一片荒芜。那第一个冬天，呼呼乱叫的北风，总是在我们还来不及装修的土墙外像狼一样地嚎叫。弄得我们这些娃儿一到夜里就不敢出门。蜷缩在被子里时，既不敢出声也不敢放心地睡着。
　　 第二年，情况就有些好转了。一方面是我们在房前屋后栽的竹子、桉树等，很快就长出了青枝绿叶。有它们的存在，也能为我们抵挡一些风的袭扰；另一方面——这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那四壁透风的新房子里，住进了一支修水库的基建队。他们的到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拥挤，但毕竟赶跑了我们积压在心里的孤单与害怕。
　　 一开始，父母尽管有些不情愿，以各种理由推脱。村里的领导却做我们的工作说，他们对住处不挑剔，只要天上不淋雨，地上能挡风就行了。再怎样难住，也比住在荒郊野岭要强。
　　 谁让我们是那个片区唯一的主人呢？再说，要修的水库离我们家最近，他们每天带的钢钎、二锤、铁楔子……沉得要命。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为大众谋福的，我们只得同意了。
　　 我一直深深地记得——这种事又怎能忘记呢？基建队里有一个“小娃娃”，一开始我们彼此注视、面面相觑，我觉得他应该与我年龄差不多大——我们的个头相当，脸型也一样……他肯定也是这样看待我的呢！也可能我们本身就是同龄人的缘故吧，我俩很快就熟络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叫刘小光，已经十二三岁了，他的妈妈很早就死了，有病的爹挣不了几个工分……当得知公社要修这水库时，他是主动要求来参加的，他父亲不同意，最后执拗不过他。“不来咋整。在队里挣工分给的又不高，还天天挨肚子饿，一回家还有家务活等着。有时连想歇一会儿都没机会。至少来这工地上，饭还可以管饱嘛！”他给我说这话时，被母亲听到了。当我一不想去干活时，她总会拿小光的事来教育我。
　　 自然，我也从他那儿得到了很多实惠。他常给我拿他劳动所得的白面馒头吃。打牙祭吃的“砣子肉”，他也用纸包好、偷偷拿给我。
　　 我初中最后的那个学期，忙于毕业考试，回家的时间就少得多了。有个周末，我回家拿一周吃的下饭菜，才意外得知了小光出事的消息。我说嘛，一回家我就在人群中用目光到处寻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母亲觉得隐藏不住了，就告诉我了全部。原来小光在前几天放炮炸一处石山的时候，被飞起的石块砸中……已经死了。基建队都有好几天没开工了，他们一直在进行内部整顿。
　　 修水库的位置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它的四周都是些陡峭的石壁，牛不敢去石壁边上吃草，我们不敢去悬崖边捡柴，看着它都有些发怵。要在这等险恶的地方把水库修成，其难度可想而知。
　　 实际的情况是，基建队每天的进度并不大，全靠在石头上打眼放炮，石山才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削去。有时一天要放好几十炮，而哑炮是常有的事。
　　 母亲在说给我听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立时就出现了那放炮时的场景——在队里挣工分时，我就亲眼见到过大人们的操作了。一人掌钢钎，一人轮锤，当锤子重重落下后，钢钎才被动地一点儿一点儿往石头里钻去。等大约钻到两三尺的深度后，便忙着往里装填炸药。雷管在炸药的中间埋着，须小心翼翼地行事。而导火索往火雷管里面插去时，必须仔细检查，哑炮最易出现在它的接头松动上。当然，电雷管就不需要这导火索了，但得有电源接入才行。哨声响后，事先安排去放炮的人就开始点导火索，要躲得远远的，把自己整个地隐藏起来。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山崩地裂的爆炸声。
　　 那时，我特别对雷管和导火索最感兴趣。明知玩雷管危险得很，却偏要钻头觅缝地想得到它。过年时，哪家的炮声最隆，那一定是雷管的响声。大人总是不让放，说那危险得很。有次，在后山挣工分的间隙，我用半截导火索，成功地“火化”过一个癞蛤蟆……点燃后的导火索，滋滋地燃得欢，青烟腾起，释放出里面那好闻的火药味儿。
　　 那，小光是怎么死的，难不成有人也把他送到炮位上了？我想到了地主婆莫名氏的事。
　　 那倒也不是。他是在一处哑炮突然爆炸后倒下的。石块从他的头上倾泻而下，他的头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满身都是血……流着眼泪的母亲补充说，听说小光出事了，莫名氏不知怎么想的，她哪来的力气跑得那么快，小光是在她怀里断气的。她不停地说，他是替我死的，是替我死的呀！她的手把小光的双眼给合上了。
　　
　　 四
　　 初中毕业的第二年，我们原来上学时心心念念的乡村公路——一头连接着全乡的中心，一头连接着我们那个偏远的农村，终于在人人都不抱希望的季节开建了。
　　 曾经，我们走过的那条上学路，在纵横交错的山间小路怂恿下，分分又合合、合合又分分。我们在那上面爬坡又下坎，穿树林、过坟地……哪怕是一路小跑，时间都觉不够用。当第一次听说要将那些弯弯绕绕的小路拉直修成公路，要近不少的路程……我们立时心花怒放起来，免不了天天去打听。可直到初中都毕了业，连公路要开工的迹象都还没有。
　　 有人说，修一条路要花不少的钱。
　　 也有人说，你说的太简单了，你没发现那小路的有些地方是陡峭的悬崖？就算要逢山开路，那也要劈山放炮吧，得要多少炸药啊！想想都难。
　　 没想到，特定要修路的新闻，在我们的不经意间突然传开了。既然我已经初中毕了业，就不可能再有书可读了，我也就收心了。立志做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一生再无他求地想法在我心里扎了根。
　　 决定要修建的那段公路，它成了检测我思想已起变化的试金石。
　　 我成了那修路大军中的一员。我瘦弱单薄的身体，在荒山上很显眼。有天，一个顶秃、驼背的“大叔”关心地问我，你有十二三岁了吗，还是个学生吧？想起当年只有十二三岁的李小光，他皮肤黝黑、站在人群中像个“小不点儿”，而我已十四五岁了，皮肤比他白皙，个头应该也比他要高些吧……我有些不服气地瞪他说，我是个学生不假，可已经毕业了。说我才十二三岁，那不合适哈。
　　 他对我的关心，让我从心里产生了好奇。一开始，我对这个陌生大叔的关心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惕。比如他主动与我结队——让我给他背篼里拣石块，他负责背走，我会故意给他的背篼拣得要多些；竭气的时候，他总爱与我坐在一起，抽着他的旱烟，我会装成讨厌那些烟子的样儿躲他。更有甚的是在几个中午，他居然把他碗里的猪肉砣子悄悄夹给我吃。当我推脱时，他就说那肉他嚼不动。哪儿是嚼不动啊，分明很耙的。还有一次，伙食团终于蒸馒头了，一人两个，他却只吃一个，喝一碗菜汤发酵，硬是把另一个塞给我。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哪能吃那么多？他却回答我，拿回去给你家里人吃嘛。
　　 他的疑点太多了，一方面我表面上婉拒他的善意，又拗不过他的执拗，只得“痛苦”地接住；另一方面我脑海里又在问自己，他干吗要对我这样好呢？
　　 终于有一天，更过分的一件事把我推到了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程度。我们组原来那个点炮的炮手病了，在其他人中，除了几个不太麻利的男人外，就剩一群妇女了。我是他们中既年轻又精干的独一个。但装好药的炮又不得不放，我自告奋勇要求去点炮。
　　 不知那个秃了顶、驼了背的大叔是怎么知道我要去放炮的，他奋力阻止住我——像我的家人阻止明知到来的重大风险那样阻止我。不仅如此，他还邀来我们的队长、嘀嘀咕咕了一阵之后，队长果断安排了一个“快腿”小伙去点火放炮。他俩把我迅速拉离了危险之地。
　　 我对他的怨气从内心慢移到了脸上。一个黄昏，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工棚里，他走了进来，用平和的语气说，你不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袋旱烟，慢慢地给烟锅装上，吧嗒吧嗒吸了几口。呛人的烟味在屋里打转。
　　 我儿子小小的年纪就去了基建队，是我当时没拦住他，最后是石炮送了他的命。
　　 说罢，他开始沉默。再不出声。
　　 他叫刘小光吗？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大叔惊讶地问我，又吃力地点了一个头。用的力气，仿佛有千钧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