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带着学生看电影《追风少年》。故事讲的是发生在非洲的一个十三岁少年，用就自行车零件搭建风车，拯救遭受饥荒肆虐的村庄的故事。它关注的并不是种族歧视，它将焦点聚焦在非洲人民的生存困境上。
　　 影片中的事情是发生在2001年，而这些人却常常因为干旱等原因，过着家徒四壁，常常要饿肚子的日子。主人公一家大小五口人：中年两口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婴儿。他们全家的口粮就是一堆玉米，估计也就是几个月的伙食，却因为干旱，被坏人抢走。妻子和女儿怎么也拦不住，欲哭无泪。儿子去买政府的粮食，跟着许多人去抢（人多粮少），好不容易挤进去了，却只买到了十五公斤玉米。面对少得可怜的那点粮食，男主人只好让大家投票决定，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看看大家决定吃哪一顿？妻子说：“晚饭吧，总不能让人饿着肚子睡觉。”
　　 儿子说：“早饭，我喜欢早饭的感觉。”
　　 轮到女儿，女儿生气地跑了出去，觉得这不可思议，甚至还和母亲吵了起来。最后母亲打了她一巴掌，并且骂道：“你觉得我会让你饿肚子了？还是我把自己的胳膊剁下来喂你才算你是我的女儿？”然后母女俩抱头痛哭。
　　 女儿实在忍受不了这贫困，留下一封信：“我走了，就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家人愤怒，痛苦，甚至连出去找她的路费都没有。
　　 千禧年了，中国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基本都满足了吃饱穿暖了，甚至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有部分人已经有了小灵通，公用电话也很普及了，而那边的人，还在为吃饱肚子发愁。又因天气飘忽不定，时而洪水，时而干旱，庄稼没法活下来。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和契机，才让他们的儿子萌发研制风力发电机，把地下水抽上来，浇地，救活那些庄稼，救活身边的人们。
　　 可怜的孩子，没有资源，没有资料，只能在垃圾袋里去找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去图书馆找有用的书籍。最后，在看到老师的自行车上的装置后深受启迪。在数次劝说父亲让出他的自行车让他改造并被数次拒绝，甚至被打的情况下，最终说服父亲，成功造出了风力发电设备，把井水抽了出来。大家相拥而泣，欢呼雀跃。有了他的发明，他们吃饭问题或许慢慢就解决了。这个电影当然是个励志故事，但是，我想说说粮食这个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
　　 看着这个电影中人们面对大自然的变幻无常的无奈，对饥饿的恐惧，我想到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记忆中，在十几岁前，我们似乎都是那种饿肚子的日子。我的童年时期，农村还是集体制，生产队模式。所有人的地是公家的，劳动力也是公家的。每天天不亮就被铃声召唤出工了。
　　 我的父母都是起早贪黑。母亲开始是全劳力。但是那个时候，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挣的公分却没有男人多。比如男人出工一天可能挣十分工，女人却是八分。后来，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成为半劳力，到最后被彻底下了劳（不能挣工分了）。于是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分，要养活一大家人，谈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不许出去打工，搞副业。农业社的收成又低，每天人又被捆得死死的，所以，每年分钱和分粮的时候，我们家常常是分的最少的，而且常常要往出拿钱（别人家挣钱，我们家欠钱）。
　　 于是，每年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左右，虽然那时候每天只吃两顿饭。后来很多年，我会常常听到这个词“返销粮”。那个时候不懂，只是听说这个是国家照顾穷人的粮食，应该比市面上的价格低一些。我们就属于穷人（用现在的话，大概就是“贫困户”），我们好像吃了好多年这种“返销粮”。但是，依然接不上来年粮食成熟的时间。于是，就会每年都出现“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年麦子成熟前的那段时间。人们饿得眼睛发花，晚上肚子咕咕地叫，睡不着觉。
　　 每年春天这个时候，我们去摘“洋槐花”，回来后蒸麦饭，剩下的用开水焯一下，晒在院子里晒干，然后装起来，收麦子的时候再取出来，用开水烫一下，调点油盐酱醋就是一道菜了。
　　 等到再过段时间，桃子有了点味道，我们下到沟里，去采摘那些桃子。因为没熟，不能生吃。所以就会回来在开水锅里煮一下，或者蒸一下，饿了的时候再当饭吃。
　　 记忆中，家里的面缸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是空的。可以说，早上吃了饭，下午的饭还不知道在哪。父亲死要面子，只能由母亲出面去借。有时候是借的粮食，自己回来磨面。有时候用碗或者盛子（比斗小，一种用来盛粮食的工具）去直接借面，大部分时候，邻居们还是很善良的，也很厚道，因为我们家人的口碑很好，有了就肯定会还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母亲借回来的是“红面”（磨麦子的时候，最后收的面）。那也没办法，几个孩子总得吃饭。所以，我们家大部分时候，是烩面片。因为菜多面少。只有父亲和二姐才能享受特殊待遇——一人半碗干捞面。
　　 大哥上中学的时候，拿的是高粱面馍。经常是硬的跟石头似的，即使用开水泡也泡不透。常常是把整个馍泡到开水里，外面泡软的一层，被大哥啃点。里面的瓷核也舍不得扔掉。周末背回来后，母亲再想办法泡软，加点调料，蒸成馍花让家里人吃了。记忆中，我们吃的麦子面很少，有高粱面，玉米面，糜子面。现在身边的人，为了养生，常常主动去吃杂粮面馍，但是我很少主动去吃，因为记忆中那些都是苦涩的。
　　 有时候，甚至五六口人，啥吃的也没有了，只有菜缸里的酸菜。大家捞点，剁碎了，用开水一烫，调点盐，把肚子哄哄就算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女儿说我的话：“开水泡剩菜，不是你的最爱吗？”我也才突然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惯了，那是饥饿年代留给我的习惯啊！
　　 大姐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让我听后又想哭的感觉。父亲去农业社干活，似乎是积肥吧，饿得快晕过去了。当时就在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门口，那个人好像是父亲的一个姨妹。她可怜父亲，就进去给父亲夹了两个辣子馍，出来死活塞不到父亲手里。给的人面红耳赤，被给的人也面红耳赤，最终也没给到父亲手里。倒是旁边的三大，看到这情况，接了过去说：“哥不吃了给我吃，我饿得很。”父亲自以为清高的很，还非常瞧不起那个三大。等到干完活，手里拿着鞭子（没来得及放下），直接走进许久不曾进去的爷爷院子，把爷吓得以为父亲要打他呢。结果就听见父亲有气无力地说“有啥吃的么，快给我吃点，我快不行了。”爷爷赶快端出自己蒸的馍，父亲一口气吃了半篦子馍馍才好了。那时候，爷爷一个人过活，锅不大，篦子当然也很小，一篦子最多也就十来个小馒头。
　　 后来，大哥中学毕业后，为了生活，年纪轻轻的，就去了煤矿上班。四十多年前，那里设备简单，安全设施很差。常常会发生安全事故。但是，农民的孩子为了有个活路，只能冒险去上班。很多年里，大哥每个月把工资很少一部分留给自己吃饭，其它的全部捎回来帮着父母买粮食，养育几个兄弟姐妹。虽然那几十块钱，也只能买玉米的时候多，因为玉米便宜，同样的钱，可以买得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总算不至于饿肚子了。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给了农民，每家都能分到十几亩地了。从此以后，我们家里再也不缺少粮食了。有一年，大概是八零年左右，我们家里种了四亩玉米，我记得麦子面依然很少，大概是产量低的缘故吧，整天吃玉米面，二哥和二姐同时在上学背馍。母亲每个礼拜天要忙活一天，早上蒸几锅馒头（玉米面和麦面两样和的面，我们那里把那个馍叫“加个面馍”）。但是馒头不好储存，容易坏掉，于是母亲下午又要忙活一个下午去把馒头切片再炕一遍，相当于烙的锅盔吧，这样子便于保存至少三天。等她下午忙完，常常是脸肿头疼。我们在家里的人，也是玉米面条或者玉米面搅团。人啊，往往是不知足，吃饱肚子了，又渴望吃点白米细面。
　　 有一年，我上初中，每次想回去吃点汤汤水水的饭，但是一想到玉米面条或者搅团，胃里就开始泛酸水。有一周跟着一个关系好的同学，走了十几里路回家取馍。那天，她姐姐给我们做了一顿豆子面，我感觉好吃极了。后来一辈子念念不忘豆子面，但是好像再也没吃出那个美味了。
　　 我上高一那一年，父亲被抽调去参加乡政府组织的“四清”。具体“清”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被抽掉的都是各村的能行人，能打算盘，能写字，脑子比较清楚。有一天，乡政府灶上吃肉夹馍，父亲都没舍得吃，用纸包了两个肉夹馍，走了好远给我送来，并且看着我把馍吃完，才满意地离开。
　　 一九八六年，我们那边雨水太多，导致麦子几乎全部出芽了。那时候虽然收获了十几石麦子，但是有三四石因为芽子太长无法吃了，就直接埋到地里当作肥料了。余下的也都基本长芽了，只是稍微轻点。磨出的面粉是青色的。做饭的时候，面粉也黏不到一起，做出的面条成不了条。于是，母亲每次给面粉里加上碱面，就可以做出很长的面条。面条很长，很光滑，但是颜色是黑褐色的，吃多了肚子也不舒服。我父亲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平时给他吃的是病号饭----挂面里面打个鸡蛋。那时候，他的胃已经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但是，母亲出去的时候，他常常偷偷地吃这个面，结果会常常胃疼，不舒服。一家人就这个“然然面”吃了一整年。后来听说专家把这种面粉放到显微镜下面，里面的虫子很多。可怜我我们一家人，硬是舍不得倒掉那些麦子，硬是吃了一年。后来我们家几乎人人都胃有毛病，我估计与那年的芽麦面有很大关系。现在想想，为啥那么笨，并不知道把这些麦子卖了，换一些好面呢？估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钱。另外，那些年穷怕了，饿怕了，如今能有粮食填饱肚子，已经很知足了，谁还敢想多呢？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很是扬眉吐气了一阵子，因为我从此可以吃商品粮了，成为“国家”的人了。对于我们家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不过，那年有个政策，每个学生要转粮户关系，必须得先交半年的公粮，才能拿到那个粮户关系证明。记得父亲，母亲和我在院子里晒麦子，晒了一院子的麦子。父亲那天心情很不好，一直在抱怨，骂骂咧咧。我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他是担心我把粮转完了，家里余粮不多，母亲和他会饿肚子。可怜的父亲，他哪里知道：我去了学校一个月左右，他就离开了人世。而转粮剩下的粮食，他也几乎没吃上几口（因为我走后，他的病情就加重了，在最后的二十多天，他几乎是水米未进），他要是提前有预知的话，估计那天绝对不会发脾气了，毕竟，他的小女儿考上大学，成为吃“商品粮”的人，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啊！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粮食被人们分为三种：农业粮，商品粮，黑市粮。前两个比较好理解：农业粮肯定就是当时的八亿农民吧，种地，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交给国家当公粮，有富裕的还可以叫“购粮”——国家以比市场价高点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余粮。当然，农民自己就吃交完剩下的粮食，所以叫农业粮。商品粮，当然就是吃公家饭的人，干部职工，能吃上比较轻松的饭。因为他们挣工资，可以掏较少的钱，吃到便宜的饭。还有第三种：就是那种户口不在本地，既没有土地可以种粮食，也没有能力吃到商品粮的人。比如当时我一个姓翟的同学家，好像就是河南还是哪来的，一家人在县城摆摊做小本生意，他们在市面上买粮食的价格就要高一些。我日思夜想的商品粮，可惜只吃了包括大学在内大概四五年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还有粮票。
　　 我记得大学期间男生每月三十二斤粮，女生三十斤，还有每个月五斤杂粮。每个人每个月只需要花不到二十块钱办伙食，然后就可以吃一个月了。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确实也挣的少，五十斤的一袋标粉才九块钱（当然是有粮本的情况下，也就是商品粮）；五十斤一袋的精粉才十一块。可惜这个幸福没持续很久，记忆中大概一九九二年，粮本就作废了。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吃黑市粮了。虽然挣工资了，却没有吃上商品粮，而是吃上高价粮了，因为我们粮食关系已经转走，家里也没有我们的土地了，想吃农业粮也没有机会了。
　　 当然再往后，我们再也没有饿过肚子，无论吃得好坏，蔬菜，蛋肉是否充沛，营养是否全面，至少能吃饱肚子了。记得有次我们被较年轻的同事取笑“六零后饥饿后遗症”，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叫，但是仔细想想，也对啊。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是无法理解那种感受的，所以才会有人们见啥都觉得能吃，槐花能吃，构树絮絮能吃，榆钱能吃，苜蓿能吃，野菜能吃，有的人甚至只要是绿色的，认为都能吃。在那种饥荒年代，即使小孩子走在地里，也是见啥都看能吃不，玉米秆可以当甘蔗吃，各种地里长的，都尝试着往嘴里送。而放在现在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物质非常充足，我们不会挨饿了，但是也不提倡浪费。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挨饿。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去年有多达8.28亿人，即近10％的全球人口受到饥饿影响，这一数字较2020年多出了4600万人，较2019年多出了1.5亿人。报告还指出，2021年，全球约有23亿人（占比29.3%）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共增加了3.5亿。全球近9.24亿人（占比11.7%）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两年间增加了2.07亿。形势或将进一步恶化。联合国警告称：随着冲突、极端气候、经济冲击和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全球到2030年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目标面临挑战。预计到2030年仍将有近6.7亿人（占全球人口的8%）面临饥饿，2020年，全球有22％的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6.7％或4500万的儿童存在消瘦，这是最为致命的营养不良形式，会将儿童死亡风险提高12倍。
　　 在中国，虽然随着全民脱贫奔小康的计划实施以来，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已经脱离了贫困，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尽管这样，我们每年的浪费也是一大笔钱。我们的餐饮习惯，使浪费更为严重。大小饭店，各种红白喜事，聚餐，致使大量食物浪费。任何时候，请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甚至因为饥饿而死亡。
　　 浪费粮食可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还有一种现象：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大片土地荒芜。有次我去陕南，在高速上，我从高铁车窗望出去，路边成片的耕地就那么荒芜着，看着让人心疼。好多年前，人们是那么热爱土地，自己甚至开垦土地，开荒种地。
　　 而现在，人们出去打工，只为了抓住现钱，然后大批人自己买粮食吃。这固然与农民靠天吃饭，收成收入无法把控，不如打工来钱快有关。另外，与政策等也有关系。政策的不稳定性，也有影响。前些年，鼓励人们“退耕还林”，很多人在鼓励或者默许下，种了很多树苗，好几年没有收成。实指望可以卖个好价钱，结果，风向一变，突然那些苗子不仅没人要了，还得自己掏钱找人把这些树苗清理出去，再种粮食。
　　 无论如何，一个大国家，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一定得注重粮食生产，我们不敢想象：如果发生灾荒会事什么样子？
　　 希望世界和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不会再为生存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