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崇尚中庸，但其教育出来的人却往往有两种居多，一种是圆滑世故，一种顽固迂腐，分化成两个极端，譬如孔门七十二弟子中的子贡，就属于前一种，而第二种的就多了。传到后世，顽固者渐多，宋、明儒尤其突出，如方孝孺之流。到了现在，后一种却几乎绝迹了，在当世之中仍然宣扬儒家的却大都是见风使舵，趋利忘义的世故圆滑之辈，如于丹。
　　 究其原因，主要来源于其教义本身的矛盾性。儒家虽然以“仁义礼智信”这些教条为主，但却又崇尚权变，追逐名利，如他们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就一声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以图个好出身，说是推行自己的教义，其实也只不过以那东西为敲门砖而已，最后实在没人用了，就开始广收门徒，收点束修，只求经济效益了，有一个弟子樊迟想学点实际的技艺，他还瞧不起人家，说有了这个敲门砖，还用的着那些技艺吗。有了这样的老师和教义，自然也就不缺那种圆滑的学生。
　　 比如叔孙通其人，连司马迁评价他的时候都禁不住反问：“道固委蛇，盖为是乎？”可见其世故到了何等地步。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当时已攻下了陈，而且陈胜已称王，大家当时都告诉秦二世说是有人造反了，要秦二世发兵镇压，但他却为了讨二世喜欢，说只不过是几个小毛贼而已，让秦二世放心大胆的玩儿，白白误了人家的江山，后来怕人家想明白了怪罪，就溜了，投靠了项粱，跟着怀王后，看见项羽势力大，就又投靠了他，随后看着项羽不能成事，就跟着刘邦走了。跟了刘邦之后，连穿衣服都要看刘邦的喜好，真是逢迎到了极点。当然为了自己生活好一点，巴结讨好人家也不是什么大坏，但骗得人家丢了江山可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
　　 如果说秦二世一个荒淫无耻之辈，不值得同情的话。但叔孙通接下来做的一件贻害千古、流毒百世的事情，就现出了其无耻的本性，这件事就是为刘邦制定的等级森严的朝仪制度，把皇帝一人置于了高高在上的殿堂之上，而臣子们却不得不“皆伏抑首，以尊卑次为上寿”跪伏在了地上，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以致于“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从而使二千多年来的华夏人民都不得不对皇权“振恐肃静”了，以致于现在还不能完全去掉奴性。孔子不是骂过“始作俑者”吗，不知他对其徒孙的这种做法有何评价，损千万人之利以取乐一人，为满足自己一己之私利而甘愿伏地抑首，怎么说也够的上无耻二字了。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又经过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周以前的奴隶制已丧失殆尽了，社会已经变得开明，平等了许多，礼仪制度自然也松散了许多，臣下见王时是不必行三跪九叩的，甚至还有秦王三跽范雎的事。但是经叔孙通这么一弄，中国人民在皇帝面前就永远只能跪着了，一个跪着的人怎么能没有奴性？怎么和人家要求平等？叔孙通之罪大矣！“礼”之罪大矣，儒家之罪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