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八岁之前，我家住在村子中央的三孔窑洞里。
　　 说起我们村的窑洞，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我们村名的由来也和这些窑洞有关。据村里的老人说，我们的先祖原来在山西省洪洞县，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开始组织大移民，毛连洞的杨姓族人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迁至林县洪河村，后辗转于天井沟村。
　　 与天井沟一山之隔就是牟山，其脚下有一道长长的土崖，土崖自西向东，宛如一条巨龙盘旋山间。山麓间有几股清澈的山泉，汇集成一条小溪，汇入一方池塘，池塘恰好在龙头下面，有蛟龙得水之意，真乃一方风水宝地。杨氏先人看到此处藏风聚气，可谓是吉祥之地，就率妻子儿女定居于此。每当他们上山打柴或者去干农活路过小溪旁，都要休息片刻，喝口甘甜的山泉水，磨一磨生锈或者使钝的镰刀，时间一长，“磨镰洞”成为地标，慢慢在人们口中传开了，演变成了村的名字。由于“磨镰”和“毛连”谐音，最后变成了“毛连洞”而流传了下来。
　　 杨氏先人在毛连洞落脚之后，按照山西的建筑习惯，开始在小溪北岸的土崖上开凿窑洞。由于本地的土质直立性没有山西的好，窑洞凿好后总会有一些土屑掉落，甚至有的窑洞还会发生塌方。可是本地最不缺的就是青石，杨氏先人就从田地间的石货坑里挖掘出一块块青石，凿成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石块，用青石棚顶砌墙，以木头做门窗，建造成出一孔孔具有本地特色的冬暖夏凉的青石窑洞，然后在崖外建房屋，砌围墙，形成特有的偎崖窑院。因此也有人说毛连洞村名的由来是因为村里有这些青石窑洞。
　　 窑洞在建筑学上属于生土建筑，体现了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生。窑洞简单易修，省材省料，坚固耐用，冬暖夏凉，所以民间流传着“有千年不漏的窑洞，没有百年不漏的房厦”之说，我们村里的一些窑洞里至今还有人居住。我老家的窑洞，不知道历经了多少代人，我只听爷爷说，上一届的住户是我们村里的一户中农，这三孔窑洞是土改时期分给我们家的。
　　 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最中间的那孔窑洞里。
　　 我家共有三孔窑洞。最西边的那孔窑洞里面放着铁锨、镢头、锄头、箩头、柳条筐等农具和一些杂物，也养过牲口，不住人；当中那孔窑洞住着我和爷爷、奶奶、小姑姑；最东边那孔窑洞除了放着几口盛粮食的大缸，还有一个土炕，住着我的小叔，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家——中间这孔窑洞和东边那孔窑洞有一个小门相通。我妈妈和弟弟住在前院的北屋（父亲在部队当兵），我二叔二婶住在南屋。
　　 我家的窑洞前有个四方四正的小院子，院子西边是一间青石建的小屋，西屋南边是我家那个阴暗而且味道难闻的厕所。院子东边是一个二层青石楼，有两间大小，下面一层是我家的厨房，里面盘着一个烧煤土用的土灶，还有一个烧柴火用的土灶，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奶奶坐在土灶前烧火做饭的场景。上面一层也是一个杂物间，里面放满了一些农村常见的物件，比如破铺衬烂套子，用坏了不舍得丢弃的农具或者家具，还有腌着咸菜或酸浆菜的小瓦缸，盛着用米糠和柿干加工成的炒面的老粗缸，秋天收获的柿子做的挂柿、柿饼、柿块等等……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二楼的方式很奇特，必须要到窑洞顶上，慢慢攀扶着窑洞上的青石屋檐，从二楼最北边留的一个小门才能进去。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楼梯，因为太难走，那个二楼我好像在叔叔和姑姑的帮助下只进去过一两次。
　　 院子西南角是我家的院门，两扇木头门上用青石建了一个小小的门楼，门前有四五阶青石台阶。院子里有一棵树，是农村常见的老槐树。
　　 中间那个窑洞，一进门西边就是一个大土炕，是我和奶奶、小姑姑睡觉的地方。土炕里面也是一个稍小一点的土炕，是爷爷睡觉的地方。在我和奶奶睡觉的那个土炕上面，有一个暗道，可以看到有几阶台阶，据说从这个暗道可以直接上到窑顶，不过我没有尝试过，那时候我年纪小，胆子更小。
　　 我记事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窑洞的墙上有一个凹进去的小窗台，那就是放煤油灯的地方。现在想起来那煤油灯真的是太暗了，而且点的时间长了，第二天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黑色的煤灰，就连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可是奶奶和妈妈、姑姑们就着这昏暗的煤油灯，纺花纺线，搓麻绳，纳鞋底，一点儿也不耽误做活。
　　 土炕边还有个用土盘的煤火灶，冬天生着火，既可以做饭也可以取暖；一到夏天就闲置了下来，堆放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那时候，我的小姑姑和小叔还没有成家。听妈妈说，小姑姑十来岁的时候，到了该上学的年纪，那一年我正好出生，婴儿时的我长得白白嫩嫩的，很招人喜爱，特别是我的小姑姑，为了要抱我玩竟然不想去读书。学校里的老师找到了我家，身手敏捷的小姑姑立马爬到了西屋后面的那棵高大的香椿树上，说啥也不下来。老师们一看小姑姑真的不想去上学，又怕小姑姑从树上掉下来，只好走了。就这样，小姑姑长大后成了一字不识的文盲。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觉得对不起我的小姑姑。
　　 在窑洞老家时，我家没有分家，和当时农村大多数家庭一样，是一个拥有十口人的大家庭。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正实行大集体的生产方式。每天爷爷和叔叔，姑姑，妈妈，二叔二婶都去生产队干活，奶奶在家里做饭。
　　 那时候人们都很穷，每家都是勉强顾得住温饱。村里只有一个代销点，卖一些针头线脑，肥皂火柴，油盐酱醋，以及一些廉价的香烟和散装白酒。就这，也有好多人也买不起，只好用家里的鸡蛋换盐换火柴换肥皂，其他可以没有，这几样东西可是家家户户过日子不能缺少的。至于那些好吃的东西，一概没有，即使到了乡政府东边的国营供销社，也只有纸盒包装的饼干，纸包的水果糖，这些好吃的对大多数农村人来说算是奢侈品，不去看重要的亲戚也是断断不会买的。平日里村民们都是粗茶淡饭，一年中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点儿肉。
　　 那时候没有卖衣服的，大部分村民都是种棉花自己纺花纺线，然后女人们染色经线，用织布机织成大布（粗布），自己动手做成粗布衣。所以在那个年代，无论男人女人都是穿着白色，黑色或者蓝色粗布大褂，黑色抿裆裤子，盖的被子，铺的单子，也都是粗布做的。
　　 虽然物质生活很贫瘠，邻里之间却很和谐。我家门口就是一个“饭市”，每天中午一到饭点，住在那一片的邻居都端着碗聚集到我家门前，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尽管那时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可是三里五村发生的那些稀奇事很快就被传到四面八方，这都是饭市的功劳。谁家吃了好一点的饭菜，我们这些小孩子总会站在他们面前眼巴巴地看，邻居也会慷慨地分一点儿给我们这些小馋鬼尝尝。
　　 傍晚，因为大部分时间生产队收工比较晚，每家每户到吃饭的时候天就黑了。我记忆最深的是夏天吃晚饭的场景：奶奶把做好的槐叶菜饭晾凉后，递给西屋房顶上的叔婶或者小姑姑，一家人就在屋顶上吃饭。那时候叔叔和姑姑正在长身体，槐叶菜饭不顶饥，大家就敞开肚子喝，一大锅饭很快就喝光了，然后一家人在房顶上闲聊，互相调侃谁吃得多。说累了，也乏了，就躺在屋顶上睡觉。虽说有蚊虫叮咬，可是干了一天体力活，都累得像一瘫泥，谁也察觉不到痛和痒，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我家的窑洞院墙西边，有三棵树，最南边是只有我小姑姑才能爬上去的香椿树，北边有一棵大槐树，还有一棵葡萄树。春天的时候，姑姑会爬到香椿树上，把香椿的嫩芽摘下来，拿开水焯一下，用盐腌着，盛在瓦罐里，可以吃好长时间；那棵槐树是黄叶槐，做菜饭有一种特别清甜的味道，很多村里人也来我家摘槐叶尝鲜；至于那棵葡萄树，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它和窑洞顶上的那两棵枣树一样，为我们提供解馋的葡萄和大枣。
　　 窑洞顶上除了两棵枣树，还有几棵楝树，虽然结的果实不能吃，开的花却很漂亮，像一串串紫色的流苏。在这些树后面，是用青石砌的围墙，围墙外面就是我们村最北面的一条路——我们村大部分窑洞都在这条路的下面。
　　 听爷爷说，我家的窑洞曾住过一个大官。1938年至1939年之间，时任国民党四十军106师副师长的抗日名将李振清将军将他的军事指挥所设在我们家的窑洞里。李振清率部在毛连洞村驻军期间，作战英勇，纪律严明，深受村民们爱戴，留下很多传奇故事。
　　 我九岁那年，爷爷用全家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在村子东头盖成了一座“七裹五”（七间堂屋，五间东屋和五间西屋）的砖房，我们全家人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子。至于那三孔窑洞，则成为承载我儿时记忆的老家，再也回不去了。
　　 从2020年开始，毛连洞村开始筹建红色教育基地，我家的老窑洞作为明清古建筑和红色革命旧址，被重新修葺一新，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当人们站在这富有山西特色的古窑洞面前，无不被它那独特的建筑风格，厚重的红色历史所深深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