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9岁那年，母亲留下我们兄妹五人，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留给我的，是她的叨叨不休。她把自己的苦难像倒苦水般的，一遍又一遍地向外泼洒。她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听着的陪她一起抹着眼泪。我眼硬，泪水没有溢出眼眶。却记住了母亲说过的每一句话。正是母亲的这些话，让我对童年的记忆不再断片。
　　 母亲说：“出了门，要低三辈。”这句话被我当成流浪在外的处世格言。母亲还说：“不用的人要用三次，不走的路要走三回。”这句话又被我当成为人之道。
　　 母亲离世前的一两年，她得了叫什么“心急”病。病情每每发作，母亲就会坐卧不宁的到处乱跑。她常常唠叨的一句话：“我的娃娃咋能长大呀？”别人安慰她：“娃娃都很乖，活奔乱跳的，你担心什么呢？”话虽这样说，尤其是别人说给别人的时候，任何问题都是一件极其容易的根本用不着考虑的事情。可在母亲心里，说什么都是一个结，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如果是现在，我不会认为是所谓的什么“心急”病了。其实，就是严重的焦虑症。母亲之所以焦虑，或许是，她预感到她的生命即将到了尽头。那时，我的三弟不到两岁，我不到九岁。哥哥姐姐们稍大一些。母亲一直焦虑着，一旦离开她，她的孩子们能否长大？她便在极其焦虑不安的情况下走完她的45岁人生之路的。
　　 最懂我的还是母亲。她离世前一天，曾告诉二姐：“你二弟，吃软不吃硬。夸奖他，他会帮你做事！”时至今日，我一直喜欢听好听的。原来，在我9岁之前，母亲就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个性。
　　 每当看见别人的母亲，我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在我九岁之前的母亲。记忆实在模糊不清的时候，我就在脑海里给母亲画像：眼睛是大姐的，鼻子是兄长的，牙齿和下巴是二姐的，唯独找不到我自己的哪一部分是和母亲相似的。
　　
　　 父亲
　　 父亲倔强的骨髓，只给我遗传了一半。父亲常常端着一副笑脸，追打他犯错的儿女。母亲骂过父亲：“用笑脸打人的人，是有杀心的！”这句话曾被父亲的行为所证实。他追打儿女，儿女已逃离三步之遥，他还要继续追赶。母亲说：“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有杀心呀！”其实，在父母年轻的时候，父亲就一直用笑脸虐待过母亲的。母亲是记恨的。所以，就认为父亲是有杀心的。
　　 父亲即使有杀心，可对他的儿女并没有真正实施过。父亲真的有一把二尺来长的屠刀。这把屠刀只是对着牛羊的。父亲利用他的杀心加上一把屠刀帮助别人宰牲，换来一些牲畜的下水，给他的儿女们改善生活。而我，竟然没有成功的宰掉一只公鸡。前妻坐月子时，我曾闭上双眼，将一只公鸡的脖子按在门槛上，举起父亲的屠刀，一刀下去，鸡头和鸡身分开了。待我睁开眼看见的，是一只无头的公鸡在屋子里乱飞乱串。父亲帮我制服了无头的公鸡，踩在他的脚下骂道：“你的杀心不硬！”
　　 在父亲提起“杀心”二字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
　　 有一段时间，我曾瞧不起我的父亲。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连5角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手。我质问父亲：“这么穷，为什么将我带到这个人世上？”父亲嘴张了张，好像被什么噎住了似的，半天没有说出话。只见他一手捂住自己的胸口，扭头就走。我发现父亲呆呆地佝蹲在门前的梨树下。整整一个上午，他没有说上一句话。
　　 待我步入社会，为人之父。抚育儿女的过程中，才知道母亲留下我们五兄妹，像五个台阶，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我们能够活着，全是仰仗父亲！
　　 我的一句质问，让父亲心痛了一个上午，却让我心痛了后半生。
　　
　　 史效俊老师
　　 我随父母逃荒于灵台县的星火乡，入户于下沟圈生产队，属于外来户。
　　 1975年的春天，我进入上沟圈小学就读一年级。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先生并不另眼待我。还指定我为班长。
　　 在班级，管理别人，是先生给予我的锻炼。我喜欢告状，喜欢打小报告。先生说：“告状是弱者的行为，学会自己消化！”从此，我一改打小报告的恶习，有话和同学讲当面，管他接受不接受，我讲了，便心安。当然，我会借助班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先生所带的班级班风最好，年年被学校评为先进班集体。先生夸我是他的半个助手。后来跟同学相见，他们开玩笑说，柳班长用教鞭将别人赶进了大学校门，自己却在校外散步呢！
　　 2023年7月27日，我去灵台县星火乡的小塬村，看望年纪八旬的史老先生。先生住在小塬村部的康居屋里。先生腰椎染疾，不能直立。见到先生，我还没有开口，他竟然喊出了我的乳名。先生记性真好，他帮我回忆过去，回忆我小时候的模样和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在先生的记忆里，我一直都没有长大。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先生自始至终没有过问起我目前的生活状态。
　　 我和先生正在交流，一个小学同学也赶了过来。他认出是我，故意对先生说：“他很坏，经常拿着教鞭教训别人！”先生笑着说：“他是个好学生！他教训的是不听话的学生。”说着，还给我伸出一个大拇指。仿佛，我又回了到童年，是那么的渴望先生一直夸奖着我！
　　
　　 柳三元老师
　　 三元，我叫三哥。是出了五服的同祖同宗兄弟。1977年，三哥考入平凉农校的消息从静宁传到灵台。父亲说：“你三哥考上大学了，你要学他呢！”后来才知，三哥上的是中专。他考上平凉农校之前，是生产队的放羊娃。他一边放羊，一边骑在杏树上或者桃树上温习功课。三哥的这一行为曾被传为佳话。我想，关键是三哥考上了。
　　 那时的中专，是千人万人相争的一根独木桥。师范生，中专生刚一毕业，就会分配工作，是属于铁饭碗的。农民的三哥考上农校等于跳出了农门。所以，我便牢牢地记住三哥的名字。每每路过平凉师范和平凉农校的大门口，不由人的总要多看上几眼。
　　 回静宁上初中，三哥阴差阳错的成为教师，给我所在的班级教英语课。他以自学的方式学会的英语，尽管带着静宁方言版的发音，总算让我们记住了几个单词。在平时的观察中，三哥发现我的缺点后，毫不留情地批评道：“你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这句话，时至今日，是我对照自己行为的标杆。斯人已逝，话语犹在。
　　
　　 王知三老师
　　 王知三，原名王举章。知三是先生的笔名。据说，某人曾向先生提问，先生回答不上。某人便在众人面前羞耻先生：“你是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先生蒙受羞辱之后，便自起笔名知三。
　　 一直记得，知三先生的发型是波浪型的，头一甩，发型跟着甩，算得上一个时髦的青年。
　　 校园里，先生是唯一用静宁方言夹带着普通话的老师。前面教我们（guo）国，后面组词便成为（guai）国家的（guai）。
　　 先生有一把破了的手风琴。手风琴漏气的部分糊上旧报纸。每天清晨，先生拉着风琴惹得小鸟在校园的花园边上聚拢。先生给我教书期间还属民办教师。先生发奋自学成才，如同他的笔名一样的对一个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弄得明明白白。因治学严谨，尤以文学改变了先生的命运，后被调往静宁县文化馆供职，属于公职人员。
　　 先生喜欢文学、喜欢摄影、摄像，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在新的岗位上，先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收集民间故事，创作了大量作品，著书若干。先生一直是我文学道路上的榜样。
　　 先生曾是我的救命恩人。一个寒假，我住在三元哥的宿舍补课。因煤气中毒，出门迎风倒在乒乓球案子底下，不省人事。醒来之后，见先生给我喂饮糖水。我很是感动，一直记得先生救命之恩。如若不是先生发现及时，也许我已经倒在冰天雪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王绍宽老师
　　 初中一年级，有幸遇见先生。他是我的班主任。第一次班会上，先生问：“谁家有扫帚？带几把过来。”
　　 我回家告诉父亲：“学校需要扫帚，您帮我弄几把吧。”父亲连夜绑了三把高粱扫帚，我带到学校交给班里。先生便指定我做了初一二班班长。
　　 先生是我的语文老师，喜欢听他讲课，喜欢见他发火却没有脾气的说：“没眼戏的！”回过身去，接着一句还是：“没眼戏的！”这是先生训斥学生最严厉的口头禅了。
　　 喜欢先生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在二班读了，又拿到三班读。先生的这一做法，无疑给我的心田里播下了一粒文学的种子。
　　
　　 沙兆祥老师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先生自学成才。却在我的学校是数一数二的语文老师！
　　 我与先生的二儿子一起偷了菜农的辣椒，带回先生家。先生知道他吃了我们偷的辣椒，捂住胸口说：“我想吐。怎么吃了这么龌龊的东西？”先生掏出三元钱，让我与他的儿子给菜农送去。并在班会上毫不留情地训斥我们是“酸啾啾”。
　　 我很任性，物理课上捣乱，气得物理老师离开课堂。先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先生并没有生气，他“夸”道：“你真的厉害，一个人就把代课老师气走了，两节物理课都耽搁了。你为别的同学想过没有？”先生说完这句话，盯着我看。我低下头来回答先生：“我错了！”先生说：“知道错了，就该知道该怎么纠错了。”
　　 听了先生的话，我主动去敲开物理老师的门。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物理老师说：“你来了，来了就好。将大家的作业本抱回班上发下去，我马上就到！”就这样，我的主动登门终于化解了一场师生怨。
　　 先生是回族。生前，先生很支持他的孩子们跟我们交往。于是，民族团结的种子很早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了。至今，我依然跟先生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
　　
　　 张学奇老师
　　 先生比年长几岁。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他知道我的家境，每每上学报名，先生从不提及学费，他自掏腰包帮我垫资。新学期的前半期，我会拼命学习，以好的成绩，换来5元，或8元的奖学金。刚好给先生付清我的学费。初中三年，年年如此。
　　 每到正月里，我会背上两个馒头，去给先生拜年。先生的父亲和先生的叔父叔母没有分家。一家人的和睦，令人羡慕。一家老小待人热情周到，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来客。我总要呆上三五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先生给予我希望，我总给先生回报于失望。先生并不计较，无论我走在那里，他一直给予我关注。五十多岁的我，还感觉自己一直活在先生的视线里。
　　
　　 蔺喜贵老师
　　 在初中，先生给我教过语文。一堂听写课，我在黑板上将10个生字写错5个。先生并未训斥，只是拍着他的大腿，望着我“哈哈”大笑。直笑得我低下头去，不敢正视先生的目光。他还还在笑。这笑，比训斥，比嘲讽还令人毛骨悚然。
　　 一直记得先生的严谨。我将“钊”字写成“创”字。先生又是一番“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先生将我的午饭——四颗煮洋芋收起来，挂在操场边上的柳树上。罚我写了200遍的“钊”字。烈日当头，操场的空地上，一个个“钊”字排列有序地等待着先生的检阅。这一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滚着。
　　
　　 程万恭老师
　　 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曾回庄浪县的老家放羊二十余载。落实政策后，先生被安排到静宁二中任教。
　　 高中第一学期，先生读到我的作文《拳拳父母心》，对我有了另外的看法。先生喜欢文学，却因文学给他带来过灾难。再也没有见到先生写文了。先生只专心习贴练书法，小楷写得呱呱叫。先生答应赠我书法作品，因我多年外流，不曾与先生谋面，这一愿望直至先生离世，也没有实现。
　　 尽管先生不再写文了，却对我鼓励有加。先生说：“文学即人学，一定要先学会做人，再作文……”先生还叮咛：“写文，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句话，却是我一直突不破的瓶颈。
　　
　　
　　 柳振师二次改稿于2024年5月4日星期六
　　 新疆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歌舞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