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刚刚过去的2024年5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继任后访华，行程虽只有短短两天，却还造访了北京之外的唯一城市哈尔滨。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哈尔滨这座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与俄罗斯的关系，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还有着更为坚实的民意基础。
　　 不管是上一世纪初，因其国内政治形势流亡或移民至此的，还是其后出兵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垮了日本关东军的苏联红军，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一幕幕清晰的历史影像，和触手可及的历史证物。
　　
　　 一
　　 最先踏足哈尔滨的俄国人，是世纪之交修筑中东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还有沙俄的护路军人。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曾任沙俄城市联合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成员，作家、记者的伊万•因诺肯季耶维奇•谢列布连尼科夫，在“我的回忆录——在哈尔滨”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更愿逃往异国他乡，让自己遍尝困苦，却不愿在故国成为陌生政权的奴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流亡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对象，或是离乡别井的俄国难民，随中东铁路进入哈尔滨的历史背景。
　　 史无前例的移民潮，把许多俄罗斯各民族的知识精英，也同时裹入了哈尔滨。当时哈尔滨的俄侨，几乎涵盖了所有从前沙俄的行省和地区。犹太人更是一足先登，他们大多落户安居于埠头区，和秦家岗，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和南岗区的部分街区。
　　 伊万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及当时的哈尔滨犹太人时，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述，“私下感觉，此城之犹太人非常喜爱哈尔滨，犹如从前敖德萨之犹太人爱敖德萨一般。无怪乎此处有犹太俗语：敖德萨是妈，哈尔滨是爸。”可见，当时的哈尔滨，在俄侨心目中有多么温馨，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多么尊重的地位。
　　 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垂髫之年的淘小子，但在埠头区（即今道里区）安字片儿家门口，从记事起，就看惯了举目皆是的俄侨苏联房，和满是异国情调的玛达姆。
　　
　　 二
　　 流入和侨居哈尔滨的俄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当时国内的有钱人。可能是乡情难舍，乡愁难却的情结，来哈尔滨后，他们把在国内的生活方式，也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异国，把哈尔滨倾情打造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使哈尔滨这座原本籍沙俄中东铁路而起，俄罗斯文化氛围已经非常浓厚的城市。更增添了俄罗斯平民生活的异域色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哈尔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异军突起的房地产开发，将这座城市拆了个天翻地覆，真的是去了旧貌，换了新颜。许许多多的苏联房，与破旧不堪的棚户区，几乎全军覆没，都成了铲车之下的牺牲品。代之而起，大片大片的“水泥森林”，不亚于雨后春笋，迅猛取代了一个又一个传统街区。
　　 逝去已久的苏联房究竟颜值几何？记忆中，我仍然能清楚地记得它当年的容貌。网上有文章不负责任道听途说地以讹传讹，说是那种板夹泥棚厦一类的低档房，大错特错，是不折不扣强加于苏联房的不实之词。
　　 幸好，在道里区尚志大街与西十三道街的拐角处，还有一条“漏网之鱼”，就是老字号的永安文具用品商店。这应该才是比较正宗的一处“苏联房”。年轻一些的后来人，尚可以从这幢早已经风韵不再的濒老“徐娘”，或应该称之为 沧桑“老妪”的面庞上，捕捉到当年的些许真容。
　　 苏联房的基础大多采用石材垒砌至窗台。石材上面直到檐头，都是中间立柱，里外两边用木板夹着锯末子，而绝不是夹的黄泥坯，或烂泥巴。也有的还在外边的木板墙体上，交叉钉上一层既薄又窄的多根木条，也叫灰条子或花条子。再抹上灰浆才能告竣。房盖儿呢？也大多是那种原色的白铁皮叠茬儿包缝儿铺成的。只是后来换了国人房客，因为年久锈蚀漏雨，再修缮时，不少都改铺了成本较低的油毡纸了。
　　
　　 三
　　 这样的房屋结构，由于墙体中心的填充物是本身干燥，相对恒温的锯末子，这就达到了冬天不反霜寒保暖；夏天又隔酷暑不热的极佳居住效果，那些看起来一砖到顶的砖混结构房子，甚至也稍逊一筹。
　　 屋里的地面铺的地板，都是清一色的红松厚木板。厨房的地板下面，还有地窖。用来贮藏蔬果，冬夏都可以像电冰箱那样保鲜。
　　 之所以说永安商店的房子只能是比较“苏联式”一些，是因为现在看到的，还缺少大多数苏联房在房子一侧建有的凉亭。凉亭半截儿木墙上，是几何图形木窗棂的窗扇儿，再镶上一块儿一块儿小玻璃，冬天观雪景，夏天蔽阴凉，能使人顿生惬意之感。
　　 凉亭墙边，往往是一蓬蓬郁郁葱葱的丁香树 ，几乎家家茂盛，户户浓香。尤其是每年盛花期的傍晚，袭人的馥郁药香，能香覆半条街甚至更远。那些院子大的人家，还有杏子、沙果、樱桃等其它果树。几十年的老榆树，枝繁叶茂的树冠，就更成了他们院子里不能缺少的遮阳避暑的大篷伞。
　　 再外面就是一圈儿顶端被锯成参差错落花样形状的木板墙了，老哈尔滨人都管它叫板杖子……
　　 哈尔滨之夏那美妙的傍晚，最是清爽宜人的时刻。除了入伏后有几天稍热，其它就都是令人怀恋的难忘时光。微风如扇，凉意徐然。朦胧的月色中，敞着窗子的俄侨邻家，白线钩织的网扣儿窗帘儿在轻轻拂动，常常还能听到屋里传出来的叮叮咚咚悦耳的钢琴声。
　　 比比当时，建国初期还没有脱贫解困，整天为喂饱肚子奔波的大多数老哈尔滨人，家家住房都窄窄巴巴，甚至还需要搭二层吊铺，朝空中发展要面积。同处夏夜，却只能坐在大杂院儿里，摇着大蒲扇，边驱赶蚊子，边乞讨几丝凉意，差距太大了。多数俄侨的生活，国人百姓人家，就是可望而不可及。
　　
　　 四
　　 学龄前的事儿，总是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人太小，也不敢走多远。能眼见所及的，就是安字片儿的街道，和来来往往的苏联人。哦，老辈儿人的口中，不管官方称谓是俄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习惯称他们是“老毛子”。这个称谓确切起源于何人，不得而知。可能是根据沙俄当年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亚洲的大清，掠地屠城的野蛮，再加多毛的体貌特征，叫起来的。三百多年转瞬即逝，贬意所余几何，自然也就无法估量了。
　　 只记得，那时候一推商家的门，站柜台的常常就是蓝眼高鼻黄头发的“老毛子”。开列（音读咧）巴炉的，就是国人所说的面包房。开熟食肉铺的，开诊所的，开西药房的，还有做其他别的小买卖的，真不少见。
　　 五十年代末，我最小的弟弟出世了，可老妈那劳累过度，已经透支的身体，却没有奶水，饿得他一天没遍数地哭闹。
　　 不能光喂米汤呀，老爸刷了个啤酒瓶子，给我钱告诉我，去安良街靠铁道的那一头儿，那儿有一个大院儿，有养奶牛的老毛子，天天早晨卖鲜牛奶。
　　 在别人眼里，我当时就是一个脑袋大，身子小，缺营养，没长好的小噶豆子。一手拿瓶子，一手攥着钱，蹦蹦跳跳就跑到了安良街顶头铁道的路基下。记得那条铁道是从三十六棚铁路大厂子出来，又跨过大同路（后来叫了新阳路），铺进了上坎儿抚顺街和东安街交接那块儿的铁路机务段铁栏杆大门里。
　　 横过铁道的另一边，就是经纬三道街了。当然，肩负着给小弟弟买牛奶的使命，我可不敢再跑上铁道，沿着道轨去横跨大同路的铁桥上看风景了，家里的小老疙瘩，还等着喝奶呢。
　　
　　 五
　　 也就是早晨六点多钟，静静的街道上，还见不到几个行人。忽然，“哞”地一声牛叫传进了耳鼓。我扒开道东那个大木门上嵌着的小门儿的门缝儿，伸着小细脖，探进半个大脑袋，刚往里一瞅，一个中年的玛达姆恰好也看见了我，操着别扭的舌头，洋腔洋调地朝我招手，
　　 “小孩，小孩，你进来。买奶？”
　　 我抬起不太够长的小腿儿，有点儿吃力的跨进那个挺老高的小门儿，进了院子。
　　 近一看，那个玛达姆，是一个老人了，长得好慈祥啊！高鼻凹眼，高耸的鼻子。灰色的头巾下，露出了已成褐色的几缕头发，眼角的皱纹，溢出了可亲的笑容。她正拎着一“维得罗儿”（哦，也是俄语译音，是那种上口大底圆儿小的水桶)的鲜奶，从牛栏里出来。
　　 只是下身的装束就太埋汰了。烟色的脏兮兮的毛呢裙子下面，是一双沾有牛屎的半高腰雨靴，一股浓重的膻腥气，还夹杂着新鲜的牛屎味儿，扑面而来。
　　 她放下“维得罗儿”，接过我递给她的瓶子，从旁边大肚小口的白铁罐中，打了两提牛奶，把瓶子灌满。我给了钱刚要离开，她却拉住了我的小胳膊，“小孩，你的等一下！”转身就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握了一把包着彩纸的糖果，塞到我的小手上。又用她那只有经年累月劳碌才会有的粗糙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我的小脸蛋儿，才对我摆摆手，笑着说，
　　 “达斯维达尼亚！”我当时就知道那是俄语的再见，因为在老毛子开的小铺儿里，也听他们说过。别看我小，也同样知道要礼尚往来，就低头弯腰向这个玛达姆大娘鞠了一躬，回身就跑。
　　
　　 六
　　 那个年代，偶尔能被爸妈赏一块儿没有包装纸的“杂瓣儿糖”，我就得甜上半天，更何况这个只有过年家里招待客人时，才能见到的带各种花花纸的糖果了！
　　 我偷偷地把它塞到窄巴巴的小裤兜里舍不得吃，可不知怎么，一种好闻的酒味儿却钻进了鼻孔，紧忙再掏出来一看，心疼的不得了。原来是其中的一块用巧克力外皮包着的糖被挤碎了，里面的色酒淌出来了。后来人大了些，才知道那是他们苏联人开的秋林公司自产的特色产品——酒糖。这酒糖是不是苏联人研究出来的不清楚，可那块酒糖却是我那个时候，长那么大第一次见到过的稀罕物，至今想起来还隐隐地觉着心疼。可没想到，这一疼，就疼了快七十年也没能完全放下。
　　 我记住了那个大院子，更忘不了那个大娘玛达姆。只是没过多长时间，就再也见不到她了。随着五十年代的结束，这一切都变了！
　　 初秋，先是往年街头上的卖花女不见了。那身穿浅咖啡色风衣，腿套长丝袜，头上包着色调清雅的薄纱巾，耳朵上缀着像秋千一样亮晶晶的大耳坠子，还涂着嫣红嘴唇儿的年轻玛达姆，提着刚刚切下来用白搪瓷“维得罗儿”装着的扁竹莲，站在大同路与安宁街口，招揽着主顾，这在当时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
　　 我打小就爱画画，对美有一种天赋的敏感。就是觉着“维得罗儿”里的花美，可这卖花的年轻玛达姆更美，美的就像是这幅大风景画里的洋仙女。一遇到她们出来卖花，我就喜欢凑在旁边，看那一株株从下向上依次绽放的漂亮花朵，和好像下一分钟就能露出笑靥的花蕾，蹲着，看着，不乐意动弹……可是从一九六〇年起，就再也见不到她们的踪影了。
　　
　　 七
　　 深秋，吹着快节奏的口哨，撒着欢儿的北风，摧卷着大同路两边的行道树。越来越多还没有泛黄的柳树叶，都过早地落下来四处飘零了，街上以往常能见到的老毛子也越来越少了。大同路安宁街和安固街的三岔口儿，那家老毛子药房的小白房，也关了门，门口的台阶下却摆出了一台白色的三角钢琴，还有紫檀色的大拉桌、雕着花的酒柜、洋式靠背的椅子……那些最具俄式风味儿的家具，都在贱价处理。
　　 一问和老妈一起做服装活儿，跟苏联人住隔壁的刘阿姨才知道，他们都要搬走了。好像要去很远很远的澳洲。当时我还傻傻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国呀？过了黑龙江不就进苏联了吗？刘阿姨有点儿神秘兮兮地说，他们说，澳洲比他们国内好。再问，就闭口不言了。
　　 一拨又一拨的俄侨都陆陆续续离开了，他们人虽走了，但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印迹，却留在了哈尔滨，仍对这座城市的城市建筑，饮食文化，生活起居，特别是后来哈尔滨最先在国内兴起来的仿“欧式家具风”，还有哈尔滨的姑娘会穿懂美的审美情结，都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很有力度的深远影响。不是早就有“的确良裤子，苞米面儿肚子”的俗嗑儿吗，那可是在家家户户都需要勒紧腰带过穷日子的年代！吃的什么好像并不重要，可要一出门上街，素面朝天，不捯饬一下，穿着打扮不可体入时，是会被别人笑话的。
　　 最可怜见的，自然还是那些挪不动，走不了的苏联房了！接下来的房客，自然是国人了。解放后世道太平了，又不搞计划生育，那几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房子简直成了整个城市缺的不能再缺的"香饽饽"了。
　　
　　 八
　　 那时候学龄前儿童上小学，都是就近划片儿报名，这也就形成了我小学同学的家，几乎百分百都在安字片儿不远的街区。不少同学家里住的都是苏联房，可随着每一家孩子的不断增加，屋小人多就成了普遍问题。于是不少人家的凉亭，被拆去了几何形的窗户，改成了板夹泥墙的住屋，正门口那用漂亮图案的铁艺撑起来的雨搭，也被拆掉。把冬天阻隔冷空气不能直接登堂入室的门斗，接盖成了小厨房。原来典雅的房子，就为了能增扩一点使用面积，被整塑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了。
　　 上一年级下学期时，老师组织课外家庭学习小组，那天轮到去一个女同学家写作业。那是安宁街的一个大院儿，除了板杖子一角的那棵怕有了四五十岁年纪的老榆树以外，窗下是一丛丛正在含苞欲放的丁香花，只有她家和邻居两户人住着这一幢宽堂大屋的苏联房。
　　 可到了三年级再去，院子变的已经认不出来了。老榆树伐了，丁香树砍了，一下子盖起了三处板夹泥墙，油毡纸盖儿，举架也矮矮的棚厦房，又搬来了好几户人家。短短的两年，空旷的大院儿，竟住进这么多人，挤挤插插。那已经不堪重负，快被挤兑得喘不过气的苏联房，憔悴不堪，真是可怜极了……
　　 当年静谧的小街道，给老哈尔滨人留下了深深思念，那些其后在城市开发建设中被夭折了的苏联房，也同样给老哈人留下了丝丝惋惜，和种种遗憾。
　　 但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大开发大建设，使得一千三百年前杜甫呼吁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之梦终成现实，这该是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
　　
　　 九
　　 别了，那曾经给“尔滨”带来过田园般异国情调的苏联房，不必有丁点儿哀怨，因为你们已经镌刻在了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史册上。虽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但却成为了哈尔滨人记忆中，一个可圈可点，永远也不会磨灭的亮点。
　　 别了，那久远记忆中的玛达姆，还有那一直都被叫作“老毛子”的苏联人，哦，现在应该重称俄罗斯人了。你们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欧风洋韵，虽已渐行渐远，但并没有被时代风云湮没，更没有被哈尔滨人忘记。普京总统此次来哈，一定会在当年俄侨最喜欢驻足流连的哈尔滨街头，在第八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的开幕式上，见到近年来正越来越多的，来自他家乡的俄罗斯臣民身影。
　　 这当中，一定会有当年那慈祥，美丽的玛达姆的子孙，和众多曾把哈尔滨作为第二故乡的俄侨人的后裔……
　　 中国俄罗斯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源远流长。听，黑龙江、松花江那飞扬起的浪花，正欢快和谐地高歌浅唱，汇入那不舍昼夜，滚滚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
　　
　　 2024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