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常常是天黑母亲将晚饭做熟的时候。父亲将时间掐得特别准，好像他的鼻子不是鼻子，而是一根无限延伸着的神秘吸管，房门外蜂窝煤炉上铁锅里嘶嘶嘶冒出了热气，煮稀饭或者蒸红薯的甜香味儿刚刚在楼道里弥漫开，母亲前脚将铁锅端进房间，父亲后脚紧跟着就走了进来。
　　 其实，这一点怨不得父亲。在我们放学回家到天黑吃晚饭前，我们的家（确切点说，是父亲的单身宿舍），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父亲有着红旗化工厂人人艳慕的三个女儿——我姐姐叫若梅，我叫若兰，妹妹叫若菊，可是，我们压根就不是梅兰菊之类温雅娴静的花，我们更像是三只乌鸦、麻雀之类唧唧喳喳的鸟儿，或者说，是三台被马达带动着能发出一声声脆亮声音的机器——姐姐若梅的声音尖，因为一直梦想着当歌星，她的声音毫无疑问具有花腔女高音的分贝值；我的声音脆，咯咯咯笑起来，整个楼道都能听清；妹妹若菊的声音是我和姐姐声音的结合，况且，妹妹还爱哭，屁大点事，呜呜呜不淌个十缸八瓮的眼泪，绝对是不行的。因此上，比起我和姐姐来，楼里的叔叔阿姨们最头疼的，应该是刘国梁刘师傅的三女儿，他们时常站在房门口，眼望着我们家的方向，一个个撇着嘴说：“刘师傅家里将娃娃蛋打破了！”那语气，好像我们压根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好像我们是壁虎、蜥蜴、蛇一样的爬虫之类！
　　 当然喽，除过我们，还应该说说我们的母亲。
　　 母亲是个红润壮硕、开朗健谈的女人。虽说她是姐姐和我跟着父亲在县城红旗化工厂附近的城关小学上了几年学后，和父亲一连吵闹了几个星期天，最终才带着开始上小学的妹妹来到县城，满打满算，至多也就两三年时间。可是，和楼道里的“张师”“李师”“王师”之类的叔叔们打起招呼来，那熟络、亲热的语气，好像她在这座工厂里待的时间，绝对要比有二十多年工龄的父亲还要长久！她上街买菜，叽叽呱呱和摊主唇枪舌剑一番讨价还价后，称好了菜付了钱，拎着菜转身时总不忘飞速抽根葱抓棵香菜，然后在摊主气急败坏的怒吼声中咯咯笑着闪进人群；她在楼道里做饭，一双比父亲白皙、绵软的手远要结实、粗糙的手在房门口的案板上叮叮当当擀着面、切着菜，不时从房门中探出头，和对门或者隔壁的女人们拉着家常。当然了，在我们左邻右舍乃至整幢楼上，住满了照管上学读书儿女的女人，她们像母亲一样，拖儿带女来到县城，靠丈夫用一两瓶磨砂太白酒或者几条“八四猴”疏通的关系，在红旗化工厂有了一份清扫马路或者在煤场拣煤矸石的临时工作，她们便理直气壮将自己看成工厂的一部分。
　　 我们所住的是红旗化工厂唯一一幢四层职工宿舍楼，当初建厂时红艳艳的墙体在长年累月的风浸雨蚀中，现在已成了一片陈旧的暗红色，楼道里光线阴暗，常常在大白天也亮着灯，或许是为了省电，楼道照明灯是由电工师傅用两只15瓦白炽灯灯泡串接而成，蒙满灰尘的灯泡射下来一滩黄晕晕的光，这就使得楼道里一片片剥落的墙皮，一条条悬挂楼道顶的灰尘吊子，显得醒目而清亮。楼上除过三四个人住一间的单身青工，绝大多数是父亲那样拖家带口的老工人，一个个在房门口蹾着做饭的蜂窝煤炉，靠墙码着一摞摞煤球，堆着屋里实在搁不下的杂七杂八的日用品，如果一连四五个房间没住单身青工，楼道两边便塞得满满当当，迎面来个人躲个身都困难。每到饭时，一阵阵菜入油锅的呲呲啦啦声中，楼道里飘满了油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可是，这一切对母亲那样常年生活在农村，和庄稼、猪粪、牛粪打惯了交道的女人们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们照样立在锅边，叽叽呱呱拉着家常，说到热闹处，仰脖笑得山响，她们照样在这座烟熏火燎的筒子楼里，将日子热热闹闹过下去。
　　 现在，饭熟了，现在是父亲每日回到家，我们吃晚饭的时间。
　　
　　 二
　　 楼道里，隔壁慢性子的刘姨还将饭没做熟，那位时常胡子拉碴被母亲熟络地称为“张师”的张叔，正旁若无人地一声声斥责着、抱怨着；在刘姨屋子对门，单身青工们早已在职工食堂吃罢了晚饭，他们迫不及待支起了麻将桌，虽说房门紧关着，但噼噼啪啪的麻将牌脆响声，还是从门外飘进来，落在饭桌上，成为我们晚饭时日复一日的伴奏乐。我们咯吱咯吱咬着母亲端上桌的炒洋芋丝，嚼着馒头，喝着稀饭，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叽叽喳喳说话，我们心里横七竖八窝着那么多话，现在一个个争着抢着要对父亲说。妹妹若菊伸胳膊夹菜时，胳膊肘碰到姐姐若梅的筷子，“啪”一声，妹妹的筷子被姐姐举起筷子毫不客气打落在桌下，像往常一样，妹妹嘴一张“哇”一声哭了，一声声尖利、嘹亮的嚎哭声，泻了闸的水样从房门飘出去，很快满楼道都是。
　　 父亲虎着脸，朝姐姐扬起手，但不久他的手就偃旗息鼓垂了下来，噗嗤一声笑了。我们是他的女儿，更是他心上的三朵花，他才舍不得碰我们哪怕是一根手指头呢。在红旗化工厂，父亲是个众所周知的不合群的各色人，他从不像楼道里的“张师”“李师”“王师”之类的叔叔们一样，傍晚碗筷一撂下就往楼上单身工宿舍的麻将场上跑，他连麻将碰都没碰过。父亲爱看书，我们刚来县城时，晚上我们睡着后，父亲捧起书常常要看到大半夜。父亲有一个书柜，里面一排排摆满了好多我们读不懂的书。后来，母亲和妹妹来县城后，家里实在搁不下了，他才搬到厂里五金库的办公室。父亲话不多，碰着谁都客气、温和地颔首一笑，他从不像母亲那样，喉咙里粗吼一声，像在老家村庄里一样，用粗俗、刺耳的话语叱骂我们，他至多朝我们沉着脸，虚张声势地扬扬手。父亲弯腰捡起筷子，擦净后塞在妹妹手里，几句安抚话，妹妹很快就破涕为笑。
　　 一盏25瓦的白炽灯灯泡悬挂在头顶，房间里笼着团黄晕晕的光。这就是我们的家——确切点说，它是父亲在这座工厂里住了20多年的单身宿舍，房子尽头窗根下，父亲从前读书看报的办公桌，现在是我和姐姐做作业的书桌；办公桌旁，顺墙支着父亲请厂里的木工师傅，将他房间原来的床板加宽了的小床；房子门口做饭的案板旁，支着我和姐姐、妹妹睡觉的大床；从老家村庄里拉来的一个五斗橱，几个装衣物的纸箱，搁放米面、碗筷的铁架子，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房子中央挂着个布帘子，夜晚我们做完作业睡觉时，布帘子一拉，房子便被分成两个世界。晚饭吃罢后，父亲照例要去工厂里，他在五金库的办公室，直到我们快要睡着时，才听见他用钥匙开了房门，蹑手蹑脚走过我们的大床，走进布帘子后他和母亲的世界。
　　 有天深夜，我睡着睡着蒙蒙眬眬听见房间里有种响动声，窸窸窣窣，一阵轻，一阵浊重，伴着那种声音，床板像是不堪重负似的响着轻轻的咯吱咯吱声。我心里一紧，瞌睡全没了，我睁开了眼睛。房间里黑洞洞，楼上一片寂静，现在我听清了，声音来自布帘子后。起初，我以为房间里跑进了老鼠，可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根本不是老鼠在黑暗中的啮咬、跑动声，我像知道那种声音是什么，又弄不清它终究是什么，我脸上烧辣辣的，心像被人一把攥握住，抽搐成一团。后来，我发现，睡在我身边的姐姐若梅其实早醒了，她平躺着，一双眼在黑暗中闪着清炯炯的光。忽然，姐姐含着泪腔朝布帘子后恶狠狠喊了一声——
　　 “爸，妈，你们——！”
　　 房间里一下变得死静死静，远处传来化工厂排空阀泄压时嗤嗤嗤的喧响声，更远更远的地方，传来陇海铁路线上夜行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我像置身在一片野地，心里空荡荡的。布帘子后，父亲母亲好像睡熟了，并没有应声，就连一声咳嗽都没发出。我怔怔躺了半晌，后来翻个身，又睡着了。
　　 那天夜晚之后，有好长时间，在我和姐姐面前，父亲母亲一下变得不大自然起来。母亲的话语明显变少了，楼道里听不见她咯咯咯的笑声了。但姐姐在家里好像一下变得理直气壮、旁若无人起来。姐姐马上要升初中了，父亲给她买了只随身听，让她晚上跟着学英语，可姐姐常戴着耳机，偷偷听着她崇拜的歌星的歌曲，有几次被母亲识破了，当场挨了顿臭骂。可是现在，放学回到家姐姐大大咧咧斜躺在床上，耳机都不戴，听着一首首流行歌曲，母亲望一眼就迈过了脸，吱都不吱一声。父亲回家越来越晚了，有时候晚饭一吃罢，他对母亲说：“今晚我去苏师那里挤一挤。”要不就是一句：“晚上我去程师那里。”“苏师”“程师”是父亲在工厂里寥寥可数的几位能处得来的老伙计，他们的家属在外地，长年累月一个人住厂里。既然父亲晚上不回来，房子中央的布帘子就没必要拉上了，我们猛然感觉，房子里的空间好像一下阔大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夜晚睡觉，再也不用担心顾忌什么了。后来，房子中央的布帘子，便再也没有拉上过。
　　 有一天，老家村庄的三爷爷去世了。三爷爷是我们的亲爷爷的弟弟，我们的爷爷去世得早，三爷爷对我们比亲爷爷还有亲，从前在老家，三爷爷每回去镇上赶集，回来时总不忘给我们买几个油糕或者麻花。老实说，母亲和我们其实都想回村里，最后一次见见三爷爷。可是，母亲七七八八算过一笔账，一家老老少少回一趟，两三个星期的生活费怕就没了，最终便让父亲一个人星期天回去。那几天，厂里正打算星期天临时停车检修，碰上检修，车间里一定有人要去五金库领材料，父亲便让母亲替他顶一天班。
　　 厂里库房在生产区大门口通往厂后的水泥路西边，一排两坡水的砖瓦大房被隔成五金库、阀门库、机油库之类的库房，父亲常年上班的五金库就在水泥路边。早晨上班开了库房大门，阔大的库房里，摆满了一排排铁架子，架板上按大小、型号整整齐齐搁着螺栓、螺母、轴承、闸刀以及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铁家伙，库房后头靠墙摞着一盘盘电线、电缆，整个库房的水泥地面明光光的，好像比我们家里还要干净。
　　 库房门口，就是父亲的办公室，临窗办公桌上摆着一盆绿生生的文竹，桌上玻璃板下压着一张我和姐姐、妹妹的彩色照片。我和妹妹趴在桌上看得正出神，门外不停有人进库房领材料，母亲朝姐姐使个眼色，姐姐便领着我和妹妹去库房外面的白杨树下玩去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便没有人来库房了，库房后工厂里轰轰隆隆咆哮着的机器停了下来，整个厂区变得一片寂静，瞅瞅四处没人，母亲从花布兜里掏出鞋垫，打算利用空闲纳上几针。母亲刚把鞋垫拿在手里，五金库西头机油库我们常喊刘姨的库管员拎着马扎，端着水杯，笑盈盈走了过来，母亲慌忙将鞋垫装进了花布兜。
　　 刘姨名叫刘桂兰，人瘦瘦的，笑盈盈的脸上有一双咕噜咕噜灵活转动的大眼睛，显得伶俐而精明，颧骨上满是星星点点的雀斑。不过，刘桂兰嘴的话绝对比她脸上的雀斑要多得多！与母亲挨身坐下后，刘桂兰抿口水，朝白杨树下瞟一眼，照例要赞美一番刘国梁刘师傅的三个女儿，说她要是有这么三个宝贝女儿，晚上睡着了恐怕都要偷着笑呢。我和姐姐、妹妹正在白杨树下跳皮筋，听见刘桂兰正说着我们，登时矜持、安静了下来，好像我们真的是刘桂兰所说的三朵金贵金贵的花。接下来，刘桂兰开始抱怨她男人老朱，羡慕起了母亲的刘师刘国梁师傅，说老朱脏得真像个猪，哪像刘师将五金库收拾得像个大姑娘的闺房，厂里谁不说刘师腿脚勤人干净呢，啧啧啧，啧啧啧。母亲一定很少听过这样的恭维话，红着脸，有些不大自然，但满脸笑嘻嘻的，心里一定得意极了。不过，所有这一切只是个引子，只是一段故事的前奏，刘桂兰要说的话其实在后头呢。
　　 刘桂兰又抿了一口水，故作不解地问母亲，他姨，屋里这么多人，那刘师晚上睡哪呢？母亲的脸更红了，她躲着刘桂兰寻根问底的尖利目光说，还不是睡他宿舍里。刘桂兰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然后以一种老道的语气对母亲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他姨可要把刘师盯紧，不然……说到这，刘桂兰咯咯咯笑了。见母亲发愣，刘桂兰嘴凑到母亲耳根，在母亲耳边叽叽咕咕了一阵。母亲的脸一会就变白了，我们看见，母亲哆嗦着手，不停抹着眼泪。姐姐一瞅母亲变了脸色，收拾了橡皮筋，领着我和妹妹出了厂区。
　　
　　 三
　　 天擦黑父亲领着我们上了楼，楼上冰锅冷灶，房子里灯黑着。进了屋，拉亮灯，我们发现，母亲蒙头盖被侧着身面朝墙躺在床上。父亲几步走到床前，问母亲咋了？母亲不说话，被子里传出轻轻的抽泣声。父亲又问了一声，母亲还是不说话，但抽泣声更响亮了。母亲一定害怕楼上左邻右舍的人听见，她想将声音压在喉咙，但它们还是抽抽噎噎涌出来了。父亲一下手足无措，他回头问姐姐，你妈咋了，是不是今天在厂里顶班受了啥委屈？姐姐不说话，只是低着头，吧嗒吧嗒掉眼泪。
　　 那天夜晚，我们吃了几片父亲从老家带来的，安葬三爷爷时待客的白馍馍就睡了。我们的家里，第一次变得出奇的安静，我们听见，楼道里的叔叔阿姨们故作惊讶地相互打问，刘师一家子咋恁早就睡了，莫非今儿日头打西面出来了？！我们知道，在这安静之中，一场席卷我们家角角落落的狂风暴雨不久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