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建立前，乡间学校多是私塾。蒙童学习的教材是《百家姓》、《三字经》和《千字文》等，没有听说有算术方面的内容。蒙童也是七八岁开始进学，由先生教《百家姓》开始，只要求熟读书文，全面背诵，不要求理解。其实，《百家姓》也不需要怎么解释的。大约三年以后，往“五经四书”方面深入，先生对所教的内容进行解释，叫做“开讲”。到了开讲的时候，学生已经识得不少字了，只是不理解其中的意义。开讲以后，学生便练习做诗、做文章。当时做诗、做文章是很讲究的，要求“惜墨如金”，不写一个多余的字，真正是“咬文爵字”，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说法。要做到这样，必须要有相当的“基本功”。因此，当时农村人读书后，还能做文章的人其实很少。
　　
　　 当年蒙童入学大约每人是三百斤稻谷。当时农民收入普遍不高，好的人家只是有饭吃而已。加上读书后不是造就很好的，仍然是农民。而当时的农民是不需要文化的，加上农业生产繁忙的时候，需要足够的帮手，因此，农民的孩子只要能到田间活动，十岁以后都得参加生产，最简单也得放牛。因此普通农民的孩子读书的很少。正因为这样，共和国建立前及建立初的时间里，中国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以至于一般人认为文章是很神圣的东西。
　　
　　 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到“文盲充斥的社会，无法建立现代化”的现实，将普及文化教育作为很重要的事业来办。农村普及了基础小学，启用的老师由国家安排。教育收费，仅仅是很便宜的学杂费，要求适龄孩子都进入学校读书。教材内容是新编的，没有了传统的“咬文爵字”的内容。同时，还普遍创办业余学校，农村农闲时，普遍创办“农民夜校”，进行“扫除文盲”，目的是要做到全民都识字。这样，经过约十年的作为，全国年轻人普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一般都可以阅读刊物、报纸，写些应用文。
　　
　　 蒙童初学课本内容的改变，是近代文化精英们受西方文化的启发，改变了基础教育的课文。西方拉丁文，拼写成文章，直白明了，不像古汉文一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不是资深文人，难以读得懂，因此，撰写与阅读文章，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在新的教育模式下，白话文普遍运行，只要是识字的，都可以读得懂。于是，可以撰写、阅读文章的人逐渐增多，白话文章在社会上很快普及开来。
　　
　　 我是1948年出生的人，1956年入学读书。语文第一课是：米、面、稻子、麦子，之后便是早上、起床、穿衣服……二年级第一课是《夏天过去了》的现代诗。到了三年级后，课本政治色彩很浓了，有一课《手拍胸膛想一想》的长诗，强调走集体化道路；“大跃进”时期的课本，全是“大跃进”的热点内容，典型的课文《统计员真能干》，说的是“统计员，真能干，端个梯子画红线。一个奇迹墨未干，又一个奇迹赶上前。一个梯子不够高，端个凳子垫下边……”，同时强调“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十年中，学校成为了政治博弈的场所。这样的教育方法，虽然脱离了“咬文爵字”的窠臼，让文字与生活实践相融洽，为普及文化加快了速度，但过份的政治化，却荒废了学生们深入学习的良好机会。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素质是决定一切的，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事业才会提升。社会也是这样，清朝后期我们国家被西方欺凌，社会精英们群起奋斗，抗拒外寇，英雄辈出，都是为了“自立自强”，没有发明创造的机会，社会整体与西方比较，落后了许多。后来，群众性运动层出不穷，人们理想与行为被控制，社会发展缓慢。开放后，社会和谐，人人有了奋斗的平台，社会发展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盛况。教学方面由“初级”向高级发展，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出现了众多的大学生；同时研究生、博士生也陆续出现，这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与此同时，社会上各方面成就也跨入世界先进水平。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中国人是非常智慧勤劳的，只要社会能够持久地和谐，每个人都有自己奋斗的平台，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是毋庸置疑的。
　　
　　 总览中国社会，能有今天的盛况，文化教育的改变与普及，是重大的因素。
　　
　　 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