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对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吃饭的我说，它比你年龄大，你不要去踢它，要坐就要好好地坐在那儿——那时，我的确有个不好的习惯，坐着时总喜欢用悬空的脚去踢桌子的腿与它的横挡……听了父亲的话后，我望望大桌子那老掉牙的样儿，心中有些半信半疑，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不该轻视它的理由。直至我到了青年、中年时，都没法在年龄上打败它，仿佛有些嫉妒它似的。但它一直在我们家里，犹如一尊神样的被老人们“供”着，谁也不去欺负它。
　　 奶奶曾经也给我说起过这事。她那一脸的严肃，根本容不得我再心存怀疑。她说：“别说它比你的年龄大得太多了，就是它与我比，我也是输的……”那时的奶奶快八十岁了。而她死后也近三十年了！
　　 就是说，那张在我们家里并不算起眼的大桌子已满百岁了呢！
　　 有一年，父亲过七十大寿时，家里人图省事，请了外面的厨师来老宅办酒宴。厨师把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和食材，一应俱全地装了一车、都拉了过来。
　　 作为正席的那天中午，我们在院坝里一次性地搭起了十桌长席阵。远远看去整齐划一，很是气派。
　　 其他人都在各自为阵地忙着自己手上的事。弯腰驼背的父亲，却拿一块湿毛巾走进堂屋。起初，我们并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当他把那老古董的桌凳找出来就地擦洗时，我们都一头雾水了。“你们过来两个人，把桌子抬出去搭在外面……”他朝屋外的人群高喊。我第一个冲了上去。
　　 我们这才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要是没猜错的话，保准今天他要坐在那桌子前庆祝自己年逾古稀的生日——他肯定相信它能为自己的这个生日增光添寿的。
　　 我们都依了他，在桌阵中把靠右的有张桌子给撤了下来，硬是把它加了进去——真有一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尽管换上去的“老古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大家也并不在意，只要父亲高兴就行。
　　 正式开饭的时候，果然如此。父亲真就到那张桌前落座了。而且他还邀请到了几个年长的人与他同坐。
　　 这使我想起了父亲过“六十大寿”那天的情形来。早在好几天前，母亲就在一声不响地张罗着父亲的生日。父亲是个记性不好的人，而且每年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其实，过不过生，他都觉得无所谓。普通年份的生日，母亲也还是一声不吭地给他多弄出几道小菜，简简单单地帮过一下——也仅是有个生日的意思而已。
　　 想到“六十大寿”可不是个随便的生日，母亲执意要给父亲办一桌，请了些左邻右舍代表来家里凑凑热闹，气氛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愉悦。
　　 父亲阴沉着脸悄悄给母亲说，生日你倒是给我过了，就是弄得全家人要过好几天的紧日子了，何必嘛！
　　 当然，这肯定不是他不开心的全部理由。他进一步说的话，或许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我妈都还健在，当儿子的过什么生嘛，折寿……
　　 奶奶是个受封建礼教束缚得最多的农村妇女，她从不在外人面前上桌吃饭。而那天不由分说的父亲，怎么也要把他的妈妈弄到上席去坐下。看到奶奶那尴尬至极的样子，父亲动情地说，要是没有母亲大人生我养我，哪还有我这个儿子嘛！
　　 那天，大家也是围坐在这张大桌子上，为父亲过六十大寿的。只是，大桌子那时还有点儿“年轻”，完全不及现在这般的苍老。
　　
　　 二
　　 在大桌子尚年轻时，我的年龄就更小了。小得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渣渣娃儿，它一直搭在我们那个小四合院的堂屋里。因为它有些蛮实，体积又大，不便搬动。我们常常在那上面玩耍。到了该做作业时，又到那上面去做作业。一盏火苗儿小得像个鬼火的煤油灯放在它的正中间，四周围着我们这些用光的人。
　　 堂屋是开放型的，只在它的三面用土墙围住。没有围起来的那一面，正好是我们共用的两家人的一个出口。邻居家的东西摆在他们家的那一侧，而我们家的东西摆在我们家的这一侧，彼此都不越界。他们家那一侧的堂屋顶是用瓦做的顶，这与他们家整个都住着的瓦房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家没有娃娃，全是几个挣工分的大人，没什么负担；而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最大的拖累来自我们吃闲饭的五个娃娃，挣的工分又少、分的粮食自然不够吃，我们家当然就盖不起令人羡慕的瓦房了。因此在我们家一侧的堂屋用的就是麦草做的顶了。两相比较区别可大了。
　　 我们的草屋顶常有雨水漏下来，要么滴在大桌子的面上，要么滴在四只脚旁边的泥地上——把并不坚硬的泥巴地面滴出了一个一个的小坑坑。桌子在不平的地面上搭不稳，父亲常常在桌子的脚上去垫些小瓦片或者小纸壳或者小木屑之类的东西。
　　 只有家中在有客人来时，才会把大桌子派上用场。它搭进厨房里，重在那张地桌儿的上方——厨房很拥挤，光线也有些暗淡。平时只搭个地桌儿，我们自家人哪怕拥挤一点，也都在地桌儿上吃那一日的三餐。倘要在堂屋里招待来家里的客人们，那就有失雅观了。进进出出的邻居见了也会尴尬的。
　　 一年中，它搬到厨房里去用的时候也并不多，应该仅是屈指可数的几次而已吧！哦，对了，每年春节的年饭，我们都要端到大桌子上去吃，这是父亲规定的，其实行多少年了。
　　 但有一种用餐的情况要除外——大致可被视作这是一次正大光明的行为，家家户户杀年猪时，都要请到邻居们、有时也会蔓延至全队各个家庭的家长们来家里吃上一顿——这几乎是祖辈们留下来的一个惯例，我们搭在堂屋里的大桌子，就会被请到石坝院坝里来。与它做邻居的，是从邻居那儿借来的与它身坯不相上下的同类。
　　 每张大桌子与之匹配的是四条长板凳。
　　 如果桌子与板凳是同时生产的，那么它们的木质、颜色，尺寸大小……都应该是自成一体的，一眼就分辨得出来。
　　 可我们家的那张大桌子，从它们的般配程度来看，立马就能发现其中的不和谐来。它的颜色不对劲，搭配也失之偏颇。桌子上的清光漆，很多地方已经脱落——尤以桌面与四个桌腿更甚。桌面露出了木材的本色，四个桌腿完全泛白。有只桌腿竟带了点残疾，被铁丝牢固地箍着。与之搭配的四条板凳，其中的两条与桌子倒还像是一个亲妈所生的，它们之间有种成色上的亲切感；而另外那两条板凳，一是在色感上显得要新些，一看就是没经历过多少岁月的蹉跎；二是两条板凳的平面宽窄不一，厚度也不均匀。更有点尴尬的是，最宽的那条板凳的一侧，像是有意镶了一块杂木上去的，它的接头处有明显的痕迹。
　　
　　 三
　　 尽管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次我居然在别人家里没认出它来。
　　 我们家的大桌子和与它配套的四条板凳，让我在众人面前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尴尬。这并不能说明我的泪水有多不好，或者说我是一个怎样的马大哈，而是它过于普通。在那些普通者中间，它完全与它们打成了一片。那天我带着把它们请回来的任务，到借我们东西的那户人家。面对几乎是全队桌凳的大团圆场面，我一时有些抓耳挠腮地摸不着头脑。
　　 在我们村里，每逢大事小事，单靠自家的力量显然不够。当办红白喜事时，像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都要到各家各户去借来用——有时即便举全队之力，也还不一定能凑齐。
　　 而红白喜事之后，哪儿来的东西就要尽快还回哪儿去，这是件浩大的工程。都一连几天过去了，我们家正好有客人来，而借出去的大桌子还没被还回来，大人要我去催要。
　　 面对那堆积在一起的桌凳，有人告诉我，你按板凳下面用红油漆写的一个简化人名去找，准能不出差错地找到。虽说是我们家的东西，但我平时缺少这方面的积累与观察，结果我按一个“富”字——父亲的名字中有个“富”字的存在，我很快找到了我们的那张大桌子和四条参差不齐的板凳。当晚天黑看不清什么，第二天我便发现了大桌子的一处横档有断裂的新鲜痕迹。我意气风发地立马要去找他们索赔，一下子就让奶奶给难住了。“烂都烂了，不要去找人家了……”她说。后来，父亲才在那个断裂的横档处牢实地箍上了铁丝，这也成了它在历经沧桑后留下的第一处伤痕。
　　 它的第二处“伤痕”，是在桌面的木板与木板之间较宽的缝隙上。这也是我小时候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也无法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它何至于要龇牙裂缝呢？一旦有东西漏进去了，总是很难弄出。每次吃完饭，大人要我们去擦桌子，也是擦它不干净的。
　　 有几次，我见父亲在往那些缝隙里填充稀稠的东西，便主动问道，你这是在干吗呢？
　　 父亲边小心翼翼地做着手上的活、边认真地盯着它说，这是桐油拌石灰，抹在缝隙处就不会起壳了，它也粘得很牢靠。
　　 我又多嘴地问，这个大桌子为什么要裂口了呢？它不裂口不行吗？
　　 我的这些问题，后来一想起自己都觉得好笑。可父亲没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它也不想啊。它以前刚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严丝合缝的，只是后来它经不起折磨才裂口了呢！
　　 你也没有见到过它刚做出来的新样子吗？
　　 很遗憾，我也没有！
　　 因此，父亲便给我讲到了他听来的关于这张大桌子的故事。
　　 爷爷的父亲是个很有名的木匠，像县大老爷、县团防这些大官们的家里的木器都是爷爷的父亲做的。他做的木器活不但手工精细，而且耐看，更关键的是多年都不变形。
　　 我们家这张大桌子是他做的最后一件木器了。为这“最后一件”木器活，他还给自己引出了麻烦。由于人人都知道他做的木制品好，都想收藏，可毕竟数量有限，人们才挖空心思地找寻。不知别人是怎么知道了的，村里的伪保长了解到爷爷的父亲做出这“最后一件”木器就要收手了，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就硬是想方设法地给弄走了——那最后一件东西是一张雕花的架子床。后来，爷爷拖着病弱之躯把爷爷叫到面前说，我给你们留一张吃饭用的大桌子，以后我不做木活了，也做不动了。等你们儿孙满堂时用得上，这次可别再走漏了风声……
　　 “听爹说，刚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很久都舍不得用，它哪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嘛，简直就是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它的桌面严丝合缝，根本看不出有木板拼接的痕迹，桌子四边的横档上有扶手，还有山水鸟兽的图案……”
　　 正当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父亲突然话锋一转说，可惜啊，它坏到了我的手上。
　　 此话怎讲，我忙追问他。
　　 文革时期，我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受到村革委的批判。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要挨批斗。有一天，一个“红卫兵”突发奇想，要我们跪在大桌子上，接受底下人们的批斗，说那样做下面的人才看得清楚。
　　 于是，全队家家户户的大桌子和长条凳都被收走了。在上桌跪斗的时候，我央求革委会主任，让我跪在自己家的大桌子上接受贫下中农的有力批斗吧。我主要是怕别人一个不小心，就把我们的桌子损坏了。
　　 所幸，我的愿望实现了。
　　 我跪到爷爷做的大桌子上，好像无形之中有种力量在护佑我，让我免受了不少的痛苦……
　　 但我们从队里挨完批斗，桌凳被归还到各家各户后，我们的大桌子看上去还算完好，其实它已受到摧残了。由于长时间放到外面进行过风吹日晒，回家没多久，桌面就裂开了道道口子，也不及以前那么稳固了。
　　 长条板凳的命运更惨些，有的断了腿，有的地方有刀劈过的痕迹。我们即便想修复它，也只能是现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样子了。
　　
　　 四
　　 至今，这张早该被淘汰了的大桌子仍然健在。围绕它而搭配的四条修修补补的板凳，也在陪着它。当办完父亲七十、八十大寿之后，我们都知道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不想失去它。
　　 听留在家里的妹妹说，有人出高价钱想收购它，被她想都不想就回绝了。
　　 我们在电话中逗问妹妹，留下它，你还想干吗呀？
　　 她的回答是，有了它，我们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