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74岁，1米85的大个，长脸平头，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讲些大道理。
　　 父亲一天书没读过，打算盘却又快又准。据说，父亲小时候常常背着我小姑姑在学堂外面听课，老师讲的他都背下来。老师也挺爱才，就找我爷爷商量。爷爷说孩子多，供养不起。老师说不收学费，爷爷也没答应。父亲当时算半个劳力，能挣工分，还能帮大人带孩子。我小时候，父亲是村里的电工。每到月底，他就跟着老爱（刘爱云）和小波（张迎辉）一起挨家挨户抄表收电费。回来后，他们一起对账。二联单的小本本弄了一大撂，一个队有两三本，八个队就二十本左右。老爱一张一张地念，小波用计算器，父亲用算盘，两人核算的数一致，就说明没问题。如果差个一两分钱，都要从头再算一遍，看看是念错了，还是算错了。算一回账，有时要熬到深夜。
　　 父亲为人实在，处事公正，村里推举他当红白喜事的“总理”，一当就是三四十年。为这事，母亲经常埋怨他不顾家。平时不忙的时候，给人家帮两天忙也就算了。逢秋过麦，遇上谁家红白事，他连麦子也顾不上割，（玉米）棒子也不掰了，整天待在人家那里，一分钱也不收，还随礼，这是何苦呢？父亲觉得亏欠家里太多，便默不作声，但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宁可耽误自家的事，也不能误了人家的事。
　　 一开始，父亲只负责我们李家的事。后来，基本上村里哪家有事，都有他的身影。父亲还兼职吹鼓手，他负责吹笛子或吹笙，他们还排练过样板戏《沙家浜》。所以，即使他没当“总理”的时候，只要需要什合班，他就去帮忙。尽管各个家族都有一两个“总理”，但这里面的事也有讲究，有的“总理”盯不紧、要求不严，使用人偷懒、乱拿东西、乱买东西，有时坐席的人员坐不满就开席等，给东家增加开支。父亲一盯就是两三天，特别是白事，安排守夜的、打坟坑的，这两个活一个熬夜，一个出力，都不愿意干。于是他把吃的喝的提前安排好，不用他们开口，所以大家都很规矩，不偷懒，也不乱要东西。事前安排的酒席和开支，基本上都差不多够用，甚至有所富余。特别是儿女多的情况下，需要分担一些开支，父亲处理公平合理，基本上都能按约定比例出资，事后再核对，多退少补，没有因摊多摊少打架生气的。现在父亲老了，处理事务有些力不从心，推荐了好几个年轻人当“总理”，都不愿单干，还是让父亲帮衬着才肯上任。
　　 父亲还是个“调解员”。谁家要是出了车祸、闹离婚、与外村人有纠纷的，也找父亲去帮助协调解决。为什么？因为他在处理红白事的过程中，自然认识了许多外村的亲戚朋友。附近十里八里的村，哪个村和我村没有亲戚来往？父亲记忆力好，一问是哪个村的，立马就能提出几个熟人，谁家过事（结婚）的时候还在一个桌上喝过酒。父亲的酒品如人品，特别实在，一说就近乎多了，话也平和了，事也好解决了。不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父亲不偏不向，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合点。就拿大姑出车祸去世的事来说。大姑婆家是于化的，我村北边的邻村，但不属于临西县，而归威县管。肇事司机老韩是枣园村的，也是威县的，是我姥姥那个村的。处理事的时候，于化的村支书、枣园的村支书都去了，都和父亲熟识，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本来挺顺利，谁知到保险公司的款项下来后，枣园村徐书记家人也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而老韩家里祸不单行，又出了别的事，急需用钱。父亲一提这事，徐书记不顾家里的事，就说服老韩先把该赔的钱拿出来，再帮他想办法。老韩二话不说，就把赔偿款按约定数额解决了。事后我表哥说：“多亏了俺二舅，要换了别人，这事根本办不成。徐书记就是家里没事，这样难办的事儿，人家也不愿意管。要是老韩真把钱花了，咱啥也落不着，有协议也白瞎。”
　　 父亲身高体壮，谁家修房盖屋，他都去蹿工（帮忙）。往房上甩大泥是个力气活，一般人甩不上去，能甩几下也坚持不了多久。父亲一般都挑甩大泥的活。回来后，父亲都成了泥人，母亲给他洗衣服，洗好几盆泥糊涂。我小时，母亲洗衣服，都是从井里提水。她力气小，每次只能提半桶，特别费时费力。所以去帮忙的时候，母亲一定要让他换上旧衣服。一开始，父亲还不高兴。母亲说：“这又不是去陪新亲，你弄一身泥回来，还得我给你洗。”早年间，可能还没我的时候，父亲和村里人结伙去邯郸煤矿拉煤。他们三个人拉一辆地排车，带上被子和干粮（高粱面窝窝），去邯郸走一天，回来拉一车煤走一天半。据说，一车煤大约800至1000斤，真是不容易。我刚记事的时候，村里安排去挖河，大伙都愿意跟父亲一组，干活快，还省力。后来听父亲说，用小车把泥土从河底拉到河沿上，要走长长的坡道，一定要有耐力，前面拉的要使全力，后面推车的不能松劲儿，才能一口气拉上去。要是走走停停，又慢又费劲，挨回熊（批评）不说，还让别人笑话。跟父亲搭伙挖河的，在后面推车的多。过麦的时候，割麦子是个力气活，父亲割一个来回，母亲和爷爷他们才到地那头，我和姐姐则是刚出地头。后来，父亲和叔叔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常说：“当年吃不好喝不好，浑身是劲；现在生活好了，还整天没劲。”
　　 小时候，我胃不好，一天吃一两顿饭，饿得面黄肌瘦的，走路直打晃。我天天打针吃药，母亲说我吃饭比咽药还难。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看病，花了不少钱。我的病却是时好时犯。有时打听到某村有个偏方，父亲就带我去看看。光针灸就体验过好几次，有的扎手指关节，有的扎脐周，疼的我死去活来，却也不见效。后来，母亲请“高人”给我算了一卦，说是要改大门口。于是，父亲把朝南的门口改成朝东，为此借了好几家，欠了几千元的债务。当然，治病还得去看医生，说是西南方向的一位姓郑的医生，一看就准。回来一研究，父亲想到我三姑婆家姚楼村就在西南方向，跟三姑一打听，还真有一名姓郑的大夫。到那儿，郑大夫给我开了几付药，我吃了一天病就好了。真是奇怪。到底是风水的事，还是我注定要遭受这样的病痛？谁也解释不清。
　　 现在父亲老了，过麦前，父亲给我商量说：“你娘这两年光得病，没法干活。我这也快干不动活了，要不咱把地租给别人种吧。”我说：“您也该歇歇了，该我养着您来。”过麦后，父亲也不谈租地的事了，他说能干一天是一天，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吧。前些年，农闲的时候，他还跟人外出打工，挣些零用钱。他是不想给我们增添什么负担。比如，前年母亲住院，我和妹妹垫的住院费。出院后，父亲马上就把钱给我俩，一人还多给了两百，说是还耽误我们工作了。去年，母亲住院的时候，正赶上我儿子也住院。父亲不但没让我管母亲，还给我两千钱，让我给孩子看病。都说隔辈不管人，他既是疼儿子，更疼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