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在快要过年时，娘挪挪柜子要扫房，才发现，那几块小糖原封不动地粘在了湿土地上。娘见了，才知道错打了孩子，心酸的泪儿串串倘！我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唉！人来到世上，就是来受苦受难的，这一生究竟还要经受多少冤屈？
　　
　　 爹娘看罢长春，回九台。千恩万谢故乡人！这回是，全家坐着火车回长春！
　　 鞋店的大屋已住不起，只租了半间东厢房。白天爹修鞋，娘帮忙；晚饭后，爹仍忙。娘和哥哥还要给“委”上“打更”把贼防！有的有钱人家却说：“梆儿不响！”
　　 娘不识字，为了全家人的生存，卖过儿童小食品，如彩色的江米片儿等等，还钉个带格的大盒子，里边放上些儿童喜欢的小玩意，再在盒的外面糊上纸，那叫抠彩，小孩子们就喜欢这样玩，你单摆在那，倒不一定有愿意买的。生活的艰辛也真难为了父母。娘还出过旱烟床儿，那旱烟都是一块块的烟砖，别人有要不了一整块的，就得算账。旧社会过来的，我娘没上过学，不会算细账，零头全免，常赔账。死冷寒天，站在外边搓着手，跺着脚等待买主来买点不值钱的东西。还常常被贪小便宜的人多拿东西少给钱。娘在外边冻得手脚裂血口，象被猫咬一样疼得慌！
　　 在那个年代人们穿的都不好，夏天的衣裤破了补，冬天穿在里边当衬衣裤。哪有穿衣线裤，毛衣裤的？春秋就穿夹袄夹裤，冬天就穿棉袄棉裤。现在的人们可真享福，什么保暖内衣裤了，软红外线的内衣裤了，……外边还有既轻便又暖和的羽绒服了，这个服那个服，数不胜数，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现在的好生活来自不易，他们不会记着，这是多少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现在的年轻人却生在福中不知福，永远都不满足。当心别象童话里“小金鱼和渔翁”的故事那样，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再去过穷苦的日子。
　　 小时候，邻居大娘给了我一件的带红道的新汗衫，把我喜欢的不得了，对着镜子照着说：“可美死我了！真好看！”大娘听了，乐呵呵的笑得很开心。那是我长到十多岁了，头一次穿买来的衣服。平时都是娘给我做，那年头，冬天冻不着，夏天露不着就是幸福了。哪象现在的人们，买了衣服还没穿一回，就不穿了，整包的新衣服拿去换不了几个鸡蛋。有的竟把好几件毛衣裤成包的放在垃圾站！——也好，也对。你富裕了，用不着这些衣物了，就把它们放在垃圾点，让那些急需用这些衣服去御寒的穷人们拾去御寒，也算不浪费。
　　
　　 一九五零年，我上了大经路小学，这是旧中国时留下的一所极好的旧校舍。有讲台、黑板、暖气、地板、走廊、操场，样样齐全。我刚上学的第一个学期，竟考了个全班第二名，这我却没想到。
　　 第二学期刚开学，突然有一天，老师说：“离‘季玉泰’同学家近的都出来站队！”我的心从小就实，就站出来了。可是后来才看见离季玉泰家更近的同学都没出来站队，他就留在了原校。老师领着我们，把我们这一小队送进了北大经小学。从此，我们就被投进了地狱般的破烂‘学校’。我整天也就像做梦似的混日子。
　　 那时候家长也都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无故地被转校，没有一个家长去抗议。连去看看现在的学校是个什么样的都没有。
　　 虽然这两所学校，离我家都不远，一个在西，一个在北。但这是个新成立的学校，老师水平的低下，有的根本就不会讲课，上课就来瞎白话，一点课也不讲，混几天就走人，不断地换老师。
　　 北大经的校舍破破烂：过去是个住家的大杂院，大门洞、前后院，中间横个小二楼，东、北两边还有几间小破屋。没有桌，用双膝。没有凳，两块砖头搪块木。窗上的糊纸破烂烂，风一刮，直呼扇！‘学校’连起码的桌椅板凳都没有竟也敢招学生！
　　 刚去那几年，老师经常换。记得有个姓张的男老师，说他教‘自然’，可他一来，就在黑板上画个小人弯着背，背上驮个大包袱。老师唾沫星子四处溅！黑板上圈圈点点瞎白话！——小学生们却笑得个前仰后合，乐癫癫！下课铃一响，他夹着本子猫着腰，一溜烟似的跑掉！
　　 那年代，家长只顾忙生活，哪像现在的家长还来接送？！更没见一个家长来看望，任凭老师去糊弄。孩子的学习好与坏全凭自己，一切都纯属天意！
　　 稀里糊涂混到了五年级，被优待登上了小二楼。一次教历史的王老师提问我答不出，羞愧难当。下了课，心不畅，独自站在二楼走廊的风口上，面向东方，无目地的——望！当时只觉得穿堂儿的寒风锥刺骨，我却自残似地站着不动，从此风寒在我身上落了户，落下个腰腿痛的病。
　　 回想刚解放回来的那几年，爹娘许是为面子，就拉着小车到远处——四道街去修鞋。我放学回家碰锁头，正要反身走，邻家姐姐拽住我的手，非拉我到她家吃饺子，四拖四拉，我终于挣脱走。
　　 四马路到四道街也有二里多，爹娘忙着在修鞋，我取回钥匙往回走。路过三马路，各种吃食摆满街，雪白的馒头我还从来没见过，油条炸糕味儿香甜，我却不思也不恋。
　　 匆匆赶回家，推开两扇门，翻翻碗架子，找块冷饼子。哪有现在孩子的幸福？不是爷爷奶奶接，就是姥姥姥爷送，没有老人接送的，还有“小饭桌”、现成的盒饭、快餐面、面包等等，好吃的东西数不尽，穿的也是花花绿绿好新鲜。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啊。那时候大人光生活都顾不过来，哪还有闲心顾孩子？有了病痛就挺着，没有闲钱把病医。
　　 解放前，因为学校很少，哥哥得跑到离家很远的长通路小学，去上三年级。解放后回来他报了四年级，没念几天他就跳格念了五年级。在五年级暑假完了，就去报考了初中，他六年级一天没上，就考上了七马路一中上学了。在学校哥哥念书非常用心，虽然家里的杂事很多，可成绩却总是在前几名。爹娘在外修鞋累了一大天，早上强打精神起来做粗米饭，煤不好烧，一半会儿做不熟，哥哥常常饿着肚子跑那么远的路去上学，他怕因迟到而影响班级分，就绕道跳墙进操场、再跨窗进教室，那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叫李桦，他也是出身于贫困家庭，年龄比哥哥大不了几岁，下了课还经常和同学们在球场上跑着玩球。他很体谅学生们的疾苦，从来不轻易说学生。
　　 我家的情况老师家访来看过，实在是寒酸艰难。哥哥的学习总是好，总是在前几名。放学回来还要挑水、劈柴再用功。晚饭后，父亲做鞋，我和哥哥给直钉。娘和哥哥还要轮换着去打更，哥哥打更回来还用功。
　　
　　 回想当年虽然是个拥有十几人的鞋店，但常常连买玉米面的钱都要赊账，我家在西四马路的街面上挂个“永利鞋店”的牌子，就凭这个牌子，粮店就敢赊给我娘。那时要供应十几人的伙食，还有房租的价钱也不菲，还有很多税，有了点钱就得去买皮子准备进行再生产。父亲只念了四年的私塾，一般的字都能写能念，还打了一手好算盘。这要在太平盛世讨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爹爹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关心局势的概念，只顾低头做生意，不看报，不关心国家大事，结果就吃了亏。那些常读报纸的人就事先准备了不少粮食，我们楼上老张家，平时也没看他做什么生意或手艺，也养一大家子人，在家家都没什么吃的时候他家还有大米饭吃。因为看他家的孩子到我家来玩，嘴巴上还粘着大米粒，一问孩子，孩子说：“大娘啊，你千万可别对别人说，我们家还能吃到干豆角炖粉条呢，我妈不让说。”
　　 由此看出关心政治是多么重要！
　　 经过战乱，我们就更落得个一穷二白，缺吃、少穿了。哥穿娘的大襟旧棉袄，外边套一件娘给他手缝的单衣裳。爹娘辛辛苦苦挣点钱，还经常要被个“无赖”全夺走！
　　 这无赖也是山东人，姓冯，叫‘冯林书’。在我家开鞋店时，他常来我家套近乎。声称是老乡，经常厚着脸皮赖在我家蹭饭吃。
　　 我还清楚的记得在一个深秋的晚上，那天他在我家吃的是小米干饭熬的是青萝卜粉条丝，吃完饭他也不走，就在我家的柜上（店里）躺在那个大长条椅子上给我讲着可怕的故事，再加上外边的秋风吹在大树和电线上所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嘶叫声，令我毛骨耸然。——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个晚上，那时候我竟然还把他当成了我们家的亲人！
　　 想当初，有一次，他路过我们家，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了两件贵重东西，神秘地让我父亲帮他存放，一件是狐狸皮咖啡色的女式呢大衣，一件是一张很厚的白毛毡。当时我爹推托，让他寄放到后院他的本家去，他却执意不肯，硬把东西撂在我家就走了，说过两天就来取。不料，放在这里，不久长春就被困了。
　　 家家户户都出了城，而我们却因他的这两件贵重东西拌住了脚。在生命快到极限时，就去和冯的本家商量存放，冯的本家一见这两样东西，立刻眼发亮，说愿意存放。当时我们也没有法律意识，也没想那么多，只听他说不走，也就放心地把东西交给他们了。再说求老乡帮忙保管老乡的物品还让人家写收条？不合情理嘛！再说那个“冯林书”把东西存放在我家时不是也没让我们写收据吗。当时的人都全凭良心，守信。
　　 我们出去一年多，在1948年10月长春就解放了，爹娘急不可待地乘火车先回来看看，没等先到自家门看看，就先来到了冯林书的本家——老冯家。第一句话就是向他们提起那两件存放的东西，老冯家措手不及，就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最后又“吱吱晤晤地干脆不承认。爹娘说：你们可不能不讲良心啊！结果老实的爹娘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说：等‘冯林书’来了再说吧，他要是不来就算你们捡着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冯林书’真的来了，爹娘对他说了原委，就领他去见他的本家，他本家却耍赖就说没有的事，不拿出。而‘冯林书’却翻脸来跟我们要。我的父母怎么就那么老实？！怎么不说：“你把东西扔在我这就走，害的我们差点饿死出不了卡子！”当然了，即使他没让我们写收条，我们家也决不会像他的本家老冯家那样不承认他把东西放在了我们这里。
　　 为了赔偿，还钱，害得我们吃了这顿没下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我上初中了，那人还常来要债。那时候我也小，哥哥也一心只念书，不闻不问大人之间的事。大人们也从不和我们说这些事。父亲也没有朋友可商量出出主意的，任劳任怨地替老冯家还这份冤枉债。真是愚昧老实得可恨，直到后来我父亲才认识到不经法院他就没完没了时，一定要和他去法院处理，他这才不敢再来纠缠。
　　 丧尽天良，没有道德的人，总是有天报应的！没多久，冯的本家，那个昧着良心，做着损人利己坏事的冯家大儿子在汽车厂，放着技术员的工作不好好干，却去偷东西，厂子的什么东西他都往家偷，被厂子发现了，开来个大汽车上家来搜东西，他鼠目寸光，不值钱的东西也不放过，被送进了监狱，开除了厂籍。多少年以后出狱却没了工作。
　　 他的四儿子也会偷，十几岁时就偷一商店的白糖，被跟踪到家里……。他还曾弯着腰从邻居家的小棚子底下偷人家个旧盆子拿回家，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后来我娘曾两次在家里透过玻璃窗看见他闺女一晃进了她家门。看她来家时穿的咖啡色的呢子大衣，就象冯林书的那件，只是被她改了改样式，原来是筒式的，她却在后边开了个气儿，我娘就到院子里干活，想等她出来再仔细看看。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不讲信誉，两家到了不说话的地步。那天她竟到天黑了都不敢出来，以后再想看，她却再也没穿来。我们家就是老实，当时完全可以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既然怀疑就去看看嘛。可是当时想，在困长春，兵荒马乱的时候也没心思看仔细到底有什么特点，别人的东西，等人家来啦，就交给人家就是了，哪想到老冯家会是这样的人啊。要早预料有这个后果也不会放在她家或记个记号。现在即使是那件衣服也叫不准啊，根据当时他们家和他女婿的家境根本不可能买那么高档的衣服，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虽然因“还债”而生活艰难困苦，也促使哥哥发奋学习，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回想，我们原来那么大的一个鞋店，经过战乱，兵夺匪抢店门关。爹把剩余的鞋和原料及工具分给伙计和徒弟们去自谋生路。
　　 剩下几双皮鞋用来换吃的：开始时，一双大皮鞋还能换七斤高粮米，到后来听说一座小二楼才能换上几斤高粮米！那时的东西根本就不值钱。
　　 想当初，父亲置办这些设备：光那个摆‘成品鞋’的大玻璃亮柜、7字形的大揽柜、还有供客人休息的大长条靠背椅、大穿衣境、和横在地上的二尺高的，照鞋专用镜，及门上方的如“根深叶茂”等几块大装饰镜等等，就得花费多少钱？！更不用说“破家值万贯”了。因为战乱，我们只好撇下这么大一个家业，出去逃荒，保命。
　　 逃荒时只带了锅碗和随身穿的衣被，及父亲做鞋必用的工具。等解放了一回到家，家里的大部分东西，包括鞋店的一切设施，家具等，什么都不见了，因为是临街的房子，门被撬开？！那时候就是大白天抢也没人管。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死的死，逃的逃，周围都没有了邻居，有邻居也都各顾各，谁管谁？那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时候。东西丢了，命总算保住了。
　　 可是父亲还是为此得了一场大病，两眼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还得了严重的胃病。吃啥吐啥，连喝水都吐，却没钱医治。听了个民间验方：土豆擦成丝，剁碎，挤出水，拌上蜂蜜，上锅蒸半熟了喝，父亲一疼了就喝，喝上就能止痛。父亲喝了八十多斤土豆，竟然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