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间验方，书法家庞中华不是也在电视上说过吗，但他说的是治疗便秘用土豆磨成汁，熬熟了，拌上槐花蜜。因槐花蜜对胃肠有好处。此法，我也曾在医书上多次见有记载。
　　 回想困长春时，传说南关和红旗街的卡子上‘人山人海’，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干渴而死在卡子上！因此人们都不敢出去。后院的老卞家，就是因无力往卡子上走，一宿饿死了三个孩子。我娘急的直哭，怕到时候也走不动，说什么也要出去，到卡子上也许还能逃出活命。
　　 看着街上的行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不知道我们自己会什么时候倒下？我们是豁出一死去逃命的。真是有老天的照应，我们在卡子上只是从早晨呆到晚上，天黑下来，还下着小雨，父亲和哥哥推着手推车在后边排队，听说要放卡子了，人们开始骚动，乱了营，我们也从卡子的墙边儿上往里塞，人山人海，一直塞到了前边，卡子的门一打开，人们一涌就出去了，这才逃出了活命。
　　 解放后回来，为了一家人的生存，爹由原来鞋店的大掌柜，而能放下脸面，到街头风霜雨雪里、挨冷受冻给别人修鞋，刚挣下几个钱回来还没等去买米，就被那姓冯的无赖，赖在我家不走全夺去。那时候我们真的经常是吃了这顿没下顿啊。
　　 爹娘在四道街给人家修鞋，早出晚归，到了家才想起还没买粮，干着急却没米往锅里下。幸亏里屋姓吴的那家搬走扔下半麻袋大楂子，先舀他两碗救救急，想以后再补上。夜里那屋耗子忙，人和耗子共吃这半袋粮。
　　 有一天，里屋姓吴的那家来北屋他姐姐家串门，娘红着脸去对他说，吃了她家的粮，等以后再给补上。那人说：“哎呀，大婶啊，我临走时不好意思把那些粗粮送给你，我们不要了。你要是不嫌弃你们就拿去吧，吃了总比扔了强。”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家真是万分的感激，真是救了急。他的父亲是制作雪花膏的掌柜的，他的姐姐是个儿科医生，一家人都是有文化的人，也是做文明工作的人，所以这半袋苞米馇子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逃难回来租的这半间东厢房，终日不见阳光，四处漏风冻得慌。冬天一指厚的霜上了一面墙，煤不好烧，炕也凉。脚底下挡上一块板算是隔了凉，揭开板再看，二指厚的霜！吸得人更加浑身凉。我小时候挨饿、受冻耽误长。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父亲也得经常到火车站义务抬从朝鲜回来的伤残军人。征兵也在学校开始了，哥哥也得去报名，班主任‘李桦’老师知道我家的困境，哥又是独生子，还有腿痛病，就没让他去报名。
　　 哥哥念小学时，就总跳级，初中还没毕业，初二的暑期就去报考上了电技高职。因为电校收费最便宜，基本上是公费。其实我哥哥本是喜欢学机械的，因家境的艰难，无奈只好报考了这个别人都怕“电着”的，和电打交道的学校。哥哥在同学之中，穿的虽不好，但学习总是好。姨表兄的一件抗美援朝旧军装，哥哥穿在身上，心情非常舒畅！
　　 每周日回来看爹娘，一次，爹给了他“五角钱”，在当时，五角钱，也能办很多事的，如理发、买点吃的等，哥推三推四推不过，下周日竟一分不少的又带回来。娘说他真痴气！哥哥说：“我爹在风霜雪雨里，一锥子一剪子的挣钱多不易！我能忍心花出去？！”
　　 天气已很冷，可是哥哥强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寒冷，等待着学校发放的救济棉衣裤，为的是给爹娘减轻点经济负担。
　　 南方的同学零食不断，偶有一次，哥哥在夜里看书，嘴里动弹，同学们惊奇地问：“李文举，你吃的是干豆腐吗？”哪里吃得起干豆腐？！哥哥把苞米面的冷饼子往高处一扔又接住，手里一晃的说：“大——饼——子！”……这正象匈牙利著名小说家‘莫里兹’说的那样：“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常常是‘笑’的。”
　　 哥哥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被分配到锦州电业局当上了技术员，工资待遇也不低，每月六十多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工资了。父母很高兴，父亲也告别了在外边的风吹雨淋，挨冷受冻，参加了合作社做鞋，每天还带着饭盒去上班。可是在以前，在我们家的鞋店里，伙计和徒弟们都在我们店里吃饭，哪里还用得着自己带饭盒？
　　 我还记得父亲在合作社干活时的情景，地点在二商店东南边的一个破楼上，有一大屋子的人，一个挨一个的都脱去外衣坐在‘马扎儿’上，低着头挥舞着两个胳膊在缝鞋，当时是计件发薪，父亲自从困长春回来，家里的东西全都没了，就上了一股火，差一点把眼睛火瞎了。后来眼睛虽然能看见东西了，可是眼睛已昏花，再加上父亲做活认真，不忍心欺骗买鞋的人。这样，做活就比别人慢了许多。
　　 在这干了几年后，“上边”又让这些人从合作社都归到皮鞋二厂，但工龄却从入工厂的那天算起，以前在合作社的那一段工龄就不给算了。——上哪去说理？
　　 这里也以数量为优，谁出的产品多，谁就是高级工，却不讲质量。父亲做活虽好，却很慢。因为慢，就只评了个五级，五级的工资也只不过才五十几元。就这五十几元也没能保住，就在57年哥哥被错划成右派后，父亲也被‘无故’地掉了级。在当时父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气的够呛。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因为哥哥的政治问题受到了株连。以后再叙。
　　 哥哥在锦州电业局正全力以赴的钻研业务，哥在校是高才生，在工作中是技术骨干，还经常在他们电业部门登报表扬。还登过锦州市的报。可是后来厄运降临了，57年反右的狂风暴雨在全国掀起，哥哥这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稚气犹存的“学生式的技术员”，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恶棍’，用凑数的办法给扣上了个‘右派帽子’！这一‘戴’就是十几年，影响了哥哥的一生，也株连了‘九族’。
　　 从小和哥哥最要好的初中同学——张家安，他没考别的学校，初中一毕业他就当了小学教员，每年过年他都要来我家看望我哥，我哥也到他家去，他父母对我哥也极好，一去就非留我哥在那吃饺子。他还和我哥在一起照的像，并题了字：“我们的友谊永存！”……，可是有一次他又来我家，听我哥说当了右派时，他立刻吓的脸都红了，从此，他再也不敢来了。那次临走我哥送他时，他还惊慌得四顾，恐怕被我们后院姓姚的邻居，——他的上司看见。
　　 是哥哥的交‘友’不真吗？且看下边亲人的表现吧：
　　 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一提起来我仍忍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就连从小在‘关里家’时，和哥哥一起长大的姨表兄——李守堂，还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呢！都怕被牵连。得知哥哥当了右派，就再也没敢和我们通过一封信、见过一次面。可是在这以前，姨表兄从朝鲜退武回来，没被分到他们的原住处齐齐哈尔，而被分配到九台武装部工作。他取了妻、生了子。由于九台离长春很近，这姨家又不是外人家，亲娘姨嘛！所以他家大人、孩子一有病，就全家好几口全都来我家住着到长春来看病。我们也从没把他们当外人，对他们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照顾。可是自从哥哥当了右派！“亲人”也不再“亲”，多次去信也不回信，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再也没来过一封信，连我娘这个他的亲姨他也不想再见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
　　 就在哥哥三十五岁，右派的帽子摘掉后，哥哥要结婚了，又给他去了一封信，本以为在人生的‘大事’时告诉他，他就能来，以缓解因为他以前的幼稚而造成的尴尬，希望能解除多年来哥哥对他的这份亲兄弟般的亲情的思念之苦。可是不知他是不好意思？还是想继续和哥哥划清界限！他还是连封信都不回，人也更是不着面。这在哥哥的心灵上又受到了多么大的刺激！？他俩可是从小在一起长大，就象亲兄弟一样的朝夕相伴过啊，哥哥没有兄弟，一直把姨家的哥哥当成是亲哥哥。直到88年哥哥即将离别这世界时，哥哥也没能再见上他一面！这个从儿时分别，还一直念念不忘到中年的“亲人”，就这样断了“亲”！无论哥曾怎样地想念他，哥都没能再见到这个姨表兄一面！哥哥就这样带着遗憾永远的与世长辞了！可见被无辜扣在头上的这顶‘右派’帽子的‘威力’有多沉重了！
　　 哥哥究竟有什么错？！一个刚从学校大门出来，还带着稚气的孩子，懂得什么是右派？又怎么会知道社会上竟会有那么多的暗枪和陷阱？！
　　 主持运动的人，哄骗着这些善良的人们，让‘大鸣大放’，说给党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负责，对国家不负责！”那时候开会不发言也是不行的，每个人都必须发言，点着名发言。没经过世故的哥哥，心实的只提了一条：“东北产大豆，为什么用豆饼做豆腐？我们的大豆都哪里去了？”那时可能正和苏联好的时候，还是和苏联已经有了矛盾我已不记得了，老百姓猜想大豆都出口给苏联了。就只这么一条啊！就被他们抓住了辫子。被说成是对国家不满，对社会不满。被记在了‘帐’上，等‘秋后算帐’时，不由分说地扣在了这顶“右派”大帽子底下，使他喘息不得，伸展不得！这种“覆盆之冤”，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可叹我哥在校废寝忘食地苦读钻研业务不就是为了报孝祖国吗！可叹他所耗费的心血，全用不上了。却要去干牛马不如的苦力。足以见得那场为党征求意见，纯属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一场骗局！一个陷阱！
　　 哥哥不承认他们硬加给自己的这顶‘大帽子’时，他们就几天几夜不让哥哥睡觉，白天黑夜的轮班攻击他。其中竟有一个平时和哥哥还挺要好的‘朋友’！在这时候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起劲的表现他自己的‘进步’。哥哥定睛看着这个昔日“朋友”的嘴脸，怎么变得这么陌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以前常在一起说笑的“朋友”吗？今后还会有这样倾心的‘朋友’了吗？！还会有说心里话的人了吗？
　　 那人的丑态表演，把哥哥气得两眼冒火，头脑发胀，气愤地朝那人狠狠地打去，把那个伪装‘朋友’的牙，打出了血！这下子，竟也把自己‘打’进了监狱。多少天出来后，不管哥哥承不承认，也是‘右派’了！哥哥的右派就这样当上了。
　　 日夜不让睡觉！比不让吃饭更有杀伤力，这种残酷的刑罚！是种杀人不见血的毒辣酷刑！是哪个混蛋，王八蛋想出的损招？！老天若有眼，就让他们的心灵永世不得安宁！
　　 哥哥的工资也从原来的六十几元，一下子给降到了八元钱！！八元钱吃食堂？怎么吃？！把哥哥饿的晚上做梦都找东西吃，时常饿醒了，就半夜爬起来喝滴上酱油的水！然后一宿要跑几趟厕所，觉，怎么能够睡？白天还要干那么多又苦又累的活！还要在精神上倍受折磨。一些随风转舵的‘小人’还对哥哥他们这‘一帮儿’受改造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的叫着，训斥着……这犹如牛马被鞭子抽打在身上一样的痛苦！身心受着炼狱般的折磨。
　　 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天不亮就得起来，晚上干到很晚，才能休息。一个星期还得交几次思想改造的汇报。‘觉’不够睡，‘粮’不够吃，哥哥总感到乏力，其实这时哥哥的病兆就已经潜伏在身上了。哥哥先是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整天疼的腰都直不起来，但是活却不许不干！现在才在电视上得知，这种病及癌症都是因为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忧郁而使气血淤滞而病。
　　 哥哥为了能补助点口粮，还在野外的地边子上，“偷着”开了点荒，种了点地，打下粮食去换成了粮票，还寄到家里，怕亲人吃不饱。那年头，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连咸菜都是凭票供应，每户也只配给（卖给），几两带沙子的咸菜。听说过‘老西葫芦’还得切成小块才卖的吗？我记得在解放后，老西葫芦满大街一堆一堆的，堆着都没人买，一直堆烂了。现在却成了珍品，说是“自然灾害”闹的。
　　 没菜吃的时候，我娘还发明了吃向日葵的杆儿，这恐怕是我家的独创！娘把自家小院儿种的几棵向日葵，摘下成熟了的葵花籽的盘，剩下的杆，一顿一棵的刮去皮，把里边的杆儿切碎剁成馅，包在包米面团里，连饭带菜都有了。那年头吃什么都好吃。受过苦的人承受力就是强，这总比困长春时没东西吃要强得太多了吧。
　　 哥哥在监狱里呆了有几许？挨过打没有？哥哥怕我们难受，却从来不提。我们当时也不了解监狱里的情景，所以也不知道问。直到现在有了电视，才从电视上知道进了监狱，光是那些劳改犯们的气就够受的，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现在想问问哥哥当年挨过打没有？也已无处可问，因为哥哥已积劳成疾，得了癌症早逝了！哥哥当右派是由不得他自己的，正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歌词说的那样：“说是就是，不是也是”，真是应了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才得知，在当时，各单位都是有一定‘右派’名额的，完不成任务，领导也过不了关。像哥哥这样，不党不团，朴实无华的老实人，一心钻研业务，却被说成是低头拉车不看路的人。因为哥哥不是当地人，在那又无亲无故，那里的人排外思想很严重，哥哥又没有“裙带关系”，正好被他们推进‘陷阱’凑数交差！
　　 哥哥被打成右派后，就从锦州电业局先后被发配到沟帮子、集安、北票、阜新、锦西等地，及边远的山沟干过苦力。几年后哥回来探家，哥把手伸出让我看，说：“文惠，你看我这手！”我一看这哪还像是二十多岁人的手啊！哥哥在家时爱好吹笛子和箫，那时我还小，我看着哥哥那漂亮的长手指动得那么灵活，我很羡慕，可是现在再看，哪里还有个手样啊？哥哥的手已伸不直，最大限度只能伸成个半弧形，僵硬的手指上布满了血口和很厚的硬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