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还穿着满身油污、秽垢的衣服和鞋，手里还拎着一顶污垢的帽子，到照相馆照了像、留了影。
　　 哥哥虽然穿着污秽的衣服，却掩盖不住哥哥英俊的正气。多少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干着苦力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逝去。哥哥对祖国电力事业的满腔热情和远大报复无法实现！他们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干着非人的苦力。
　　 有一次哥哥在夜里下了班，一个人在山野的小路上踽踽独行，举头望明月，心里好忧伤，慨叹：“月儿啊，你都能从云中自由的进进出出，可我有家难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爹娘的身旁？！”
　　 在哥哥的来信中，由于想家心切，就画了一张钢笔画：“在一片漆黑的夜晚，空旷的天上有一弯孤单、忧伤的月，撒下柔柔的光，为夜行人照亮。地上远近也都是些黑乎乎，说不清远处是山？还是丘陵？近处好象是高粱？苞米样的庄稼，哥哥身处这荒凉没有人烟的路上，天地之大，他在其中显得他那么的弱小无助、孤单和冷清！……”
　　 哥哥没想到娘看了他的这页画后，会哭成了个泪人！母亲想儿子，真是好心伤！娘把画中的小人，视为自己的孩子，两手举着信纸擎在灯下看，泪如泉涌，恨不得把儿子从画中呼唤出来！！
　　 就在哥哥当右派感到特别无助时，给我来了一封信，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二。哥在信上说：“我被打成了右派！……，”突然我紧张的目光停留在这几行字上，他说：“我已没有了站立的人形！……”我仿佛看见了哥哥无助地躺倒在了地上，周围都是些青面獠牙的恶棍，张牙舞爪地扑向哥哥，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担心着哥哥，不知道哥哥现在怎么样了？！我恨不得插翅飞到锦州电业局去保护哥哥。——可不久，我也很快地就成了“泥菩萨”，我也仿佛掉进了大海，四处抓不到一根藤条……
　　 一天，团支部书记“张三”站在前边说：“凡是接到‘通知’的同学，都到一楼大礼堂去开会，没接到‘通知’的，就在教室里自习。”——顿时，同学们无声的，好像事先都知道似的，有一种特别优越感的表情，缕缕行行鸦雀无声的都走了。（不是我敏感，就是和平时不一样嘛，平时一下了课男女生都会大呼小叫的，搂脖子抱腰的，连打带闹的撕把着，跑着、闹着出教室，可是那天怎么那么雅雀无声？这是我事后的多少年来一直不解的疑惑。）我回头一看，只剩下周瑪丽和我了，我还和她会心地一笑，我以为走的不过是些团员和积极分子什么的，我还真不稀罕！——心想不让去开会更好，省下时间多看看书也挺好。
　　 可是，没多大一会儿的工夫，这些开会的就都回来了。“张三”又站在了前边说：“同学们赶快搬椅子，围成四个圈。围好了他走下讲台，站在我的旁边说：“咱们给同学提意见，帮助同学。这组就先从李文慧开始吧，大家提吧！李文惠你自己做一下记录……”他的声音刚落，还没等走开，同学们就齐刷刷的举手并大声的喊着：‘有！有！我说！我说！’……我被这种声势给闹蒙了！我不明白这些平时，甚至上午还和我还有说有笑的同学们，现在为什么一下子都成了这样？都变了脸，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我都不敢认？都要对我提意见？！我怎么了？我有什么错？
　　 只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姓孟的女同学，她扳着脸，煞有介事的，慢条司理地说着：“……我觉得李文慧这个同学吧，——挺虚伪的，比如她平常和同学们一说话就先带着笑，她表面上带着笑，谁知道她心里是咋想？……”。哎呀，可把我气怀了！气的我，眼都不好使了，耳也听不着她又说了些什么，只清楚的看着自己那拿笔的小手指都在不停地颤抖，颤抖得都写不了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这场“帮助”同学的会是怎么结束的……
　　 不明白，在不久前，她和这些曾满面春风的男女同学还都曾主动送过我贺年片的，我也曾回赠过他们贺年片来的，而现在，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象暴风骤雨般的一齐向我袭来？
　　
　　 直到现在我退了休，才在电话中从同学那里得知，当时是有布置的。有些人只不过是为了完成指定的任务不得已而为之的。
　　 但在当时我却受不了，同学们的声势虽大，却也提不出什么，因为我当时只是个16岁，单纯的学生！当时我就是一心想好好学习才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学校的。高一、和高二的上半学期，我顺利地读过来啦，在高二下半学期，记得有一天，又是这个“张三”站在前边说：“学校要求咱们提高学习质量，每个同学都必须表个态，下学期怎么办？”
　　 因为我坐在前边，自然得先发言。当时是五分制，我厚道地表了态：“我在下学期，有信心争取消灭三分，都达到四分五分！”（两分是不及格的。）——而当时的受围攻，我还以为是他们欺生，妒忌我成了独木桥上的又一个竞争者。对于我这个未经世事，自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的人来说，在这场风暴的摧残中，我垮了下来……在我给哥哥的回信中说：“我仿佛掉进了大海，抓不到一根能救生的藤条……”哥哥回信说，我的比喻他也有同感。哥哥的下次来信却说，信件有人检查。没什么事就不要通信了。自此，我和哥哥就再也没有了信件往来。
　　
　　 自从受了围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无论如何也听不进课去了。有一天，我记得教物理的老太太来上课，我忘了那天讲的是哪一节了，只记得她在黑板上画了一横，横下边画了两个小圆圈，说是“车”，她把“车”读成“厕”，我听着，是那样的不顺耳！再看看她那故做姿态的样儿，简直把我烦透了，烦得我不敢再看她；再回头看看同学们，觉得各个面目可憎！从那以后，我每天一进学校大门，就感到头痛，感到压抑，感到孤单无助。——现在我才明白，那时我可能是得了“心理疾病”，是心理有了障碍。
　　 我常常站在教室的北窗，向北边“十一高中的校园”遥望，那里有我“初中”时绝大多数的同学，其中还有一个我深深爱恋和思念的人，我割爱离开了他，主要是因为怕自己的“个儿”因为腿疼、腰疼的缘故而长不起来要在他面前难堪；因而我改变航线避开了他，更是想一心扑在学习上，好好学习。可没想到我这艘从未经过风浪的“小船”，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折断”了桅杆，再也扬不起继续学习的风帆。
　　 和我一块儿被“剩”在教室的周瑪莉也灰溜溜的了，过去教歌都是由她教唱，现在班里也不用她了，也同样没人跟她说话。但她心里明白，她知道是因为她父亲的政治问题，而被疏远，被冷落的。但我那时候却不知道自己也是被政治株连，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心境。而她却始终没有把学习放松，照样是个好学生。
　　 我俩每天象个“病毒携带者”，同学们都远离了我们，不敢和我们说话。有一次下课了，我拉住以前和我挺要好的一个女同学——“马有寰”，想问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同学们都躲着我？还没等她有什么表示，就被另一个女同学叫“姚敏洁”的硬拽着胳膊把她拉走了，还神秘地回头回脑地瞅着我说：“你怎么还敢跟她说话？不怕受牵连！？……”只怪我的耳朵太灵敏，这话竟被我听了个真切，但我却没能撵上去追问。此时我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与哥哥的株连有关。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
　　 我真恨我当时的迟钝，恨我的老实，恨无故的被他们一顿张牙舞爪的举手“发言”，还让我自己做记录；恨，我竟那样听话，还乖乖地在那作什么“记录!”！；恨，我当时怎么不问问：“我怎么了？我到底有什么错？”；恨我当时为什么不反驳？不抗义！不提出疑义？——既然“张三”说从我开始，为什么不再往下继续？！恨，我当时怎么反应不过来？！
　　 我莫名其妙地被孤立了好长时间后，在一次班会上，我站起来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如果我有缺点和错误同学们可以正面帮助，为什么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我？！有的同学还说：“你怎么还敢跟她说话？不怕受牵连？……”我要问：我怎么了？我倒底有什么不对？和我说话会受什么牵连？……说到这，我忍不住声音都颤抖了，我说不下去了，我坐下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班里鸦雀无声，……女团支部书记也姓张，她立刻从后边离开座位，跑到前边来安慰我……而那个姓姚的女同学却低下了头不说话。
　　 又过了很长时间，班里又耍了一个新花招，叫搭配“知心朋友”。班里的骨干分子，和普通同学“抓揪”交朋友。抓到谁就是谁。一些骨干分子还争相和我接近。特别是这位女团支部书记，每天放学还特意等着我和我一起走，一路上和我交心。但我的“心”已被“伤”得无法补救。学习成绩也降下来了，无论我怎么努力也补不上了，尤其是俄语，那阵子正讲“变格”，拉下了，就难撵上。
　　 我们上小学四年级时候的那个班主任“白老师”所极力劝我来的这个所谓的“好学校”，现在竟是这样一个会玩“花招的”的学校！有些学科，如地理、历史，甚至有的语文课，在那一阵子老师都不讲课，让大家围成圈，自己阅读之后同学们讨论，老师作一下总结，这一堂课就算结束。在这种乱营营的环境下怎么能看进书去？同学们的发言又怎么能抵得上老师的系统讲解？……这种囫囵吞枣的学习方法怎么能消化吸收？让我们自己阅读，你们又何必挂个“学校”的招牌？！真不知道当时是哪个混蛋，头脑一热梦着的这么一个“缺德损招”！拿着学生的前途做实验。后来我们这个学校不就真的改名叫“市实验”了吗！
　　 我们班还独出心裁的去挖什么“宝”。晚上，班上的头儿，让同学们自费到食堂喝碗高梁米粥先把肚子填饱。然后把全班分成几个小队，到铁北，过桥洞、爬铁路高坡，拣碎铁、碎玻璃，交到学校。临去时，天就已经黑了下来，还得拿着‘手电筒’照着亮去挖宝。再集体把这些破烂送回学校，这才允许放学回家。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怎么就都那么听话？那么老实？干嘛给学校拣破烂？放学就走人，不去拣！他又能怎么样？反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嘛，又没想当个什么先进，干嘛那样驯服！其实那些所谓的先进们更会耍滑头，他们把我们这些“傻老百姓”（普通同学）唬弄去了铁北挖什么宝，而他们去了哪里谁知道？他们又交了多少‘宝’？也从来没公布过？这是我们班的错误举动！也是我们一生的悲哀！只怨我们太单纯！太驯服！
　　 除了拣破铁碎玻璃，还得每人交多少斤的大粪。男同学上厕所去掏，我在周日从西四马路，拉着个小四轱轳车步行到东大桥的大车店，向车老板说好话，要点马粪，因为人家也是要留着马粪，准备带回去往地里施肥料的。人家看我小的‘可爱’，笑着同意我到马厩，跟在马的屁骨后边，往外扫马粪，我还千恩万谢的高兴的不得了。拉着这一小车，半麻袋的马粪，又从东大桥步行到胜利公园后边的学校操场，，交了差，算是完成了任务。真不知那时候是怎么走的？仅一趟就足有十来里的路程。现在真不敢想象那么远的路，当时腿还有风湿症，走路艰难疼痛，全凭这两条腿！是怎么走的？光是这些乱事就占用了我们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好几门功课的重压，精神的重创，就足以把我摧垮。那时候不管班会回来有多晚，我还是要看书，父亲怕我困，就陪在我的身旁，看着我直打盹儿，就说：“睡觉吧，这样看也不起作用，非让我睡觉。”那时候的家长也都太老实，怎么不出面阻止，干涉学校？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干那些耗费学业的事情？可怜我的父母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前途，他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卖命挣钱，供我吃穿，供我学费，我却给学校当了驯服工具，为学校干那么些无畏的苦力，荒废学业！
　　 而那个支部书记——“张三”是个男生，他是从双阳农村来的，他住在学校的宿舍，他不考虑别的同学家住有多远。他经常一开班会就开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他特别愿意开会，以显示他当个“头儿”的威力。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家都住在学校附近，因为他们都是由初中升到本校的，而上初中时又都是就近分配的。班上只有我和初中时九班的一个女同学叫郭静华的我俩住的较远。那天开完会，又是十一、二点钟了，我俩作伴往回走，她每看见一个黑影就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尖叫，我怕暴露目标，不让她出声。我俩一路上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总算从胜利公园后边那么偏僻的学校，穿小巷、过大街，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当时的路灯也不亮，虽然我俩做伴走，但还是担惊受怕，头都直发匝，一步步终于走到了我家。我却不放心她再往新民胡同那边走，就问她，你今夜不回家你妈能不能挂念，她说没事。我就留她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她才回家。第二天上课时，老师照常提问、检查作业，全班齐声说：“老师，别提问了，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开得太晚了。”老师可不管那事，一连叫起了半个班都答不上来，他也不再往下叫了，就罚了这些同学们的站。
　　 我不知道姓张的团支部书记当时和以后，会不会感到内疚？他的这种做法是违规的，是对同学们犯了罪的！他浪费了同学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啊！是一生都补不回来的生命啊！
　　 原来教物理的那个老太太走了，又新来个年轻的物理老师，他讲课的速度之快，不管同学们听懂听不懂，就象放连株炮似的往下讲，一堂课竟讲了十几页。那阵子正讲凹凸镜，我没听明白，就举手问老师，老师在课堂上却不给解释。一个劲地往下撵进度！一顿“竹桶倒豆子”后，铃声响起，他也立刻夹着本子匆匆的跑出教室。——这叫什么老师？这，就是“实验”学校的新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