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公里的路，她走得很是漫长，到父亲单位的门口，往日迎接她的一张张笑脸，变得阴冷可怕，母亲忍着寒冷和饥渴，要求见父亲一面，可他们就是不让见，并且吓唬她：你男人犯的错误很严重，你要站稳立场，跟他划清界线，主动揭发他的问题才是……。固执的母亲没有被吓住，她坐在门口就是不走，天色渐渐晚了，看守父亲的两名红卫兵看到母亲没有走的意思，他们的肚子也饿了，很不耐烦的让母亲赶快进去见一面立马走，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几个月不见，父亲的脸色憔悴了许多，整个人像是一下子变老了，显得很是疲惫的样子，母亲没有痛哭，更不会相信父亲是错的，她表现出了超出异常的坚强，鼓励父亲，无论受什么样的折磨，一定要活下去！
　　 母亲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她是”走资派“的家属，队长派活的时候，路途最远的地方她得去，最脏、最重的活是她干，开批斗会她得去陪斗。
　　 那时侯，家家户户冬天取暖的煤，要从很远的祁连山中拉，运输的工具主要是靠毛驴车或马车，所以，生产队就在祁连山中设立了一个车马店，专供拉煤的人歇息，给毛驴骡马喂料，饮水。这样在秋天的时候，队上要去把店内的粪便拉回来做肥料，因为路途很远，鸡叫头边就要上路的，我的母亲跟着皮车[一种套着骡马的运输车]每天如此。在没有指定时间的情况下，母亲大概三点多就起床，为我们准备好一天的饭菜就走了，晚上11点多回来时，我们早已东到西斜的地躺在炕上睡着了。而其他跟车的人都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姑娘，小伙子。累了一天的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吃不上一口现成的热饭，还要为不懂事的我们洗洗涮涮。
　　 只有十一二岁的哥哥，全当担负起了照顾我和弟弟的责任，白天，他要给我们热饭，督促我们按时上学，担水，喂猪，喂鸡，替母亲操持家务。晚上，他安顿我们入睡后，一边等母亲，一边看书写作业。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从高原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掀起了批斗的高潮。一大批老干部和我的父亲一样被关进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许多人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含冤自尽。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只有自己明白找理由请假去看父亲，也隔三差五就让哥去看望，顺便给父亲带点吃的。有一次，哥刚进县城，看到游行的队伍，红卫兵带队，他们身穿军装，人人高举拳头，呼喊着惊天动地的口号，被他们带着游行的人，头上戴的是用纸糊的高高的帽子，满脸涂着黑灰，脖子上挂着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用黑字写着你是属于哪一类分子如“xxx是反革命分子”还要在名字上面用红笔打一个x，一只手里提着破的铁皮桶子，或是盆子，另一只手拿着棒子，边走边敲，嘴里还要象革命群众喊“我是反革命……”，“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的口号。哥挤进人群仔细看，看见姑姑跟在后边抹眼泪，他就断定父亲一定在，当哥的眼睛搜寻到父亲时，看到父亲戴着最高的帽子，提着最破最大的桶子，脸也被摸的最黑，使劲地敲着破桶，喊得声音也是最大“我是xxx，是一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哥哥挤出人群，和姑姑一起跟在游行队伍的后边哭，等全县城的大街小巷游完，哥的眼泪也流干了，腿也走酸了，红卫兵又把“反革命”们押到广场接受群众批斗，让他们一个个交待自己的罪行，在交待的过程中，稍有结巴，红卫兵就要对他们拳脚相加，我哥实在不敢再看下去，和姑姑一起蹲在一个没人的墙角大哭……过了晌午，哥看见人群散了，“反革命”被押送回原单位，当父亲摘下牌子，转过身来，才发现了两眼哭得红肿的哥和姑姑。
　　 父亲一下子抱住了哥，责备姑姑不该让哥来，不该让他看到这些。当晚，哥回家后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母亲，她默默地听完哥的叙述，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围坐在她身边的我们，都揽进了她宽大的怀中。
　　 我现在能明白，当时，我的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有表现冷静，表现她的坚强。但是，在那个年月的无数个难眠之夜，我的母亲内心所受的痛苦和煎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从此以后，我哥再也不愿去县城，但是，母亲反倒去的次数多了起来，她在生产队长的面前死磨硬缠，让她干什么都行，每月批准她2次假，去看望父亲。正值秋收时节，队长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但必须是收工后走，早上上工一定赶到，也有人很同情母亲，他们都说："这样怎么可以，收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要走二十多里的路，她一个女人家，黑灯瞎火的，早上天刚亮就要上工，能赶到吗?"可是，母亲咬咬牙，还是很感激地说；"行，我能行!"
　　 就这样，我的母亲不但要照顾家庭，抚养我们，而且在内心承受着无法言表的痛苦的同时，顶风雪，冒严寒，奔波在家、田地和县城之间。
　　 三年的时间对于常人来说，是短暂的，可对于我的父母亲，那是何等漫长的三年，三年的折磨，三年的侮辱，三年的煎熬，三年的盼望和等待。
　　 在这三年里，父亲白天的劳动任务是夏天脱土胚，冬天从仓储背麻袋晒粮食，晚上不是学习，就是开批斗会.母亲则是汗水加泪水带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第五章云开雾散
　　 1969年12月29日，这是一个让我们一家都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的晚上，母亲生下了我的小弟。因为快要过年了，她让哥到县城去买生活所需用品，顺便让姑姑转告父亲，他又有了一个儿子。哥哥极不情愿地在冰天雪地中骑着毛驴上路了。县城里，惊天动地的呼喊声听不见，游行的队伍也看不到，街道两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少了，比起往日清净了许多，只有在各副食品门市部的门前，排着长蛇似的队伍，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棉鞋，却还是使劲地垛着脚，搓着手，耐心地等待缓缓前行的队伍，时不时地有人会冒出一句：“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等轮到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了？”我哥跑了几个地方，情景都是一样的，他只好在出售煤油的地方，排队跟进了人流。有了小弟弟，晚上照明要用的，无论无何一定要先买煤油。眼看过了晌午，队伍前面的人有了减少，但后面跟上来的越来越多，哥有点着急了，就在他焦急等待，左顾右盼的时候，父亲单位的同事从老远就看见了夹在队伍里的哥，他满脸堆笑，凑上来问：“你买油啊？”我哥怯生生地不敢言语，他又凑近了些：“知道了吧，你爸解放了！”哥愣了一下，瞪大眼睛大声问了一句：“你说什么?我爸怎么了？”排在队伍前面的人刷地一下回过头来，惊奇地注视着他们，队伍中有点稍稍的骚动，。他又重复了一遍：“去看吧，你爸他解放了！”我哥忘记了他的重要任务，退出人群，转身向父亲的单位跑去，进了大门，大院里静静的。三年前父亲的办公室，后来变成了他交代罪行的地方，门口有红卫兵把守，今天不见他们的人影，门虚掩着，哥站在院子的中央，不知该向何处去，更不知该进哪个门。就在这时，从办公室出来的人看见了他，招手示意让他过去，可他的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开步子，那人笑着喊：“建社，快过来！”哥这才慢慢地跟了过去，哥认识他，他以前是办公室的通信员，父亲关进牛棚后，我哥去了几次，没有再看到他，今天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纸，在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
　　 当哥一只脚踏进办公室门，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神色庄重，正在和坐在一起的父亲谈话。再看父亲，胸前也佩戴了一枚像章，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分子们”是没有资格戴毛主席像章的，父亲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头发理了，胡子也刮了，他看见哥来了，显得很惊讶，问：“你怎么......”话还没有说完，哥什么也不顾了，疾步走上前去，一下子扑进了父亲的怀里，父亲紧紧地抱住了哥。在场的人默默地退了出去。他们把这一刻相聚的欢喜留给了历尽磨难的父子。
　　 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遭受了那么多的白眼和冷遇，今天终于爆发了，哥大声地哭了起来，像是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楚都哭尽。父亲轻轻地拍着哥的后背，“好了，好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哥又一次贴近父亲的脸，轻声地问：“爸，是真的吗?”父亲微笑着点点头，”你是怎么知道的？”哥这才想起，自己今天的任务一件都没有完成，他也是刚刚知道的，并说明来意，述说家里的事情，打算购置的年货等。
　　 父亲静静地听完哥的叙述，深情地注视着眼前的儿子，他稚嫩的脸上幼气未脱，但话语中那种胸有成竹的打算，像个很会持家的男子汉.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却过早的担负起了本该不属于他的责任.父亲整理了一下手头的事情，带着哥上街。
　　 父亲走出办公室，抬头看了看天空，虽然是严冬，但太阳透着厚厚的云层，将金色的光芒撒满大地，把温暖的阳光带给人间。父亲站在院子中央，对着天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购置好了所需用品，哥骑着毛驴，哼着小曲，恨不能一步就跨进家门，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母亲。他嫌毛驴走的太慢，用鞭子使劲抽打毛驴的屁股，小毛驴似乎领略了主人的心情，夹着尾巴，''嘚，嘚，嘚"地跑了起来，脖子上的铃铛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响声。
　　 冬日的太阳快落山了，山顶没有白云，也没有晚霞，祁连山裸露的山峦披着一片犹豫的青色。月子里的母亲不能出门，只能坐在炕上，时不时地从窗子里瞅瞅外面，她怀着焦急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哥。
　　 寒冬腊月的大西北，那可真是冰天雪地，人和人说话，对方嘴里直冒热气，从外面回家，眉毛和头发全是霜，一到晚上，从扁都口刮出来的风，吹在人的脸上，象刀割一样。哥走了一整天，天也渐渐地黑下来了，母亲能不着急吗?"铛啷，铛啷"，这不是毛驴的铃铛吗?母亲急忙下地打开了门，哥也扯着嗓子喊"妈---妈妈，"他顾不得拴毛驴，也来不及取下驮在毛驴身上的东西，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了母亲，母亲被哥的举动吓呆了，她抓住哥的双手，两眼直直地盯住哥的脸；"慢慢说，你爸他咋地了?"
　　 "妈!我爸他解放了！”他拉着妈妈的手走进屋，笑嘻嘻地对我们姐弟说"爸解放喽!"好长时间，我们都记不起哥高兴的样子，今天看到哥是那样的高兴，我和大弟虽然还不懂"解放"的意思，但看到哥高兴，感到肯定是好事，也就跟着在地上跳着，喊着"解放了.我爸解放喽"!这时，哥像个大人似地，很郑重地对着我们说；"知道吗?解放了就是爸以后不再挨斗了"，姐姐已经能懂了，我和大弟弟只是茫然地点了点头。那个夜晚，我们家的小煤油灯亮了大半夜，从我们家传出的爽朗笑声，在寂静的村子里久久地回荡，传了很远，很远......
　　 天晴了，云散了，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
　　 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我的父亲又蹬着他的专车——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家，我们家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你来他往，嘘寒问暖，父母亲以他们的豁达和宽厚，笑脸相迎每一位到访的亲朋好友，包括那些曾伤害过我们的人。
　　 晚上，父亲亲自动手烧了一大锅热水，为我和弟弟洗澡，他是那么认真地给我们从头搓到脚，又是那么仔细地，轻轻地为我们擦洗，好像是把三年来，没有尽到的那份责任全给补上。
　　 大年三十，母亲和面，姐姐踩着小凳子擀面皮，父亲第一次为我们包饺子，我和大弟则把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案板上。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都等着父亲回家、一起包饺子。
　　 第六章再绘蓝图
　　 父亲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七十年代初，这里的农村基本没有通电，父亲上任后就投入到了农电线路的通复工作中，他跑遍了全县的各个乡村，进行实地考察，一定要让家家户户都用上照明电。
　　 从来没有搞过特殊化的父亲，这一次给我们的老家给了唯一的一次特殊照顾。老家是全县第一个通电的村子，那天下午，当检修完线路的工人师傅宣布，晚上就可以通电，用煤油灯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的时候，村子里象过年一样热闹，乡亲们互相转告，提前收工，等待夜幕的降临，等待这幸福时刻的到来。晚上七点钟，村子里齐刷刷地全亮了，老人们眯着眼，瞅着明晃晃的灯泡，笑得合不拢嘴，几朝几代，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终于实现了。孩子们更是高兴，在村子里的各巷子里打闹着，追逐着，嬉戏着，叫喊着：“电灯亮了!电灯亮了!”
　　 我们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地处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下，有天然的水资源，却不能利用，农村人口多，但主要是靠天吃饭，雨水多了，上面半个县就会成涝；雨水少了，下面半个县就会干旱。为了能有效合理的发展和利用水资源，县委决定在傍依祁连山下的双数寺修建一座水库，既解决全县的用电问题，也解决下面半个县干旱缺水的现状。这样，我的父亲又一次肩负起了艰巨的重任，他负责工程施工用的全部设施和材料。在那时，有些物资相当短缺，为了确保工程正常施工和大坝的按期合拢，父亲长期驻在外地，有时为了紧俏的物资，他要跑好多省市，甚至还要求人。
　　 1974年的夏天，我由于感冒发烧，昏迷不醒，母亲日夜守在我的身边，急得直哭，她让哥哥到工地找父亲，全家人心里都明白，父亲肯定不在。哥去了工地，果然，父亲走了已经一个多月，正在外地负责拉运物资，工地的领导让哥先回家，他们来人把我接到乡医院，医生埋怨母亲送得晚了，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已经转成为伤寒病。母亲慌了，她既要看护我，又要照顾家，每天都要在医院和家之间往返。远在外地的父亲已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当时的通讯工具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他给工地挂了电话，让人转告母亲再坚持几天，因为工地急需的物资还没有拉运完，他不能离开。母亲听到这话快要瘫软了，她说不知道父亲的工作何时有尽头?看着昏睡在病床上的我，不吃也不喝，母亲心急如焚，她听别人说，吃西瓜也能替代吃饭，慢慢缓解病情，就赶紧打发哥哥去县城买西瓜，哥哥步行十几公里的路，背回两个大西瓜，我在病床上靠输液，和吃西瓜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