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一位过路的司机误以为修路的战士们是劳改犯。我告诉他，那是我们的武警战士。他不相信，说武警怎么会修路呢。也难怪，常年和石头打交道，战士们的工作服磨得破旧不堪，汗渍斑斑。有的胶鞋露着脚趾，浑身到处是石头碰破的伤疤，脸黑的发紫，哪里像人们想象中的武警战士啊！其实，他们才无愧于军人的称号，因为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付出了一切，青春，爱情甚至生命。
　　 月儿，圆了又缺，缺了又圆；草儿，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大漠戈壁中苦苦地坚持着，期待着工程早日完工，道路早日修通。为国道216线付出过汗水和青春的战士们，也许来不及分享一下工程竣工后的喜悦便要开赴了另一条国道，但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份喜悦，那种自豪。因为那国道线上有他们的情和爱，血和泪。
　　 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吃过晚饭，一个人漫步荒野，或独坐山尖，凝望落日，或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听寂寞的群山不甘寂寞地生长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真的，它们的确在劈劈啪啪地响，我想那一定是山在生长。渐渐地，我和荒原落日、万壑群峰融为一体，体会到了一种无我忘我的宁静和平淡。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碰见一只孤独而美丽的羚羊在附近徘徊张望。它那温柔的双眼里满含着凄婉和哀怨。我想它一定是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伴侣，它在苦苦地寻觅，等待。我们离得那样近，以至于我能看清它那光滑的脖颈上亮闪闪的茸毛。还有一次，我坐在山坡上，太阳落山了，一只孤独而傲慢的狼，大摇大摆，不紧不慢，若无其事地从我眼前的山沟中走过。我冲它喊了一声，想打个招呼，谁知它竟有些不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去走自已的路了。有时，我望着落日，长长地吼一声，连胆怯的黄羊也懒得理我。就这样，我在孤独而漫长的期待中，渐渐地学会了深沉，学会了寂寞，学会了淡化痛苦和表达的欲望。
　　 进入十月以后，天气迅速转冷，北风呼啸。我们穿着棉衣、棉裤、大头鞋，戴着棉帽子呆在帐篷里还觉得冷。战士们炸拉槽，砌涵洞，冻得受不了了，就找些干梭梭柴，点上篝火，围坐在一起憧憬未来。1979年入伍的老兵陈德茂感慨地对我说，都一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见过一片绿树叶呢！有很多战士当兵几年，连都市的绿色都没有见过。战士们都表示，回到营地，一定要好好逛一逛乌鲁木齐，这似乎已经成为他们最美好的愿望。1987年入伍的战士何宝宏是个爱说爱笑，很快乐的小伙子。昨天他还告诉我，去年探家在船上认识了一位姑娘，准备年底回家结婚，谁知道第二天，他就在一次爆破中被炸得血肉模糊，耳朵和眼睛的视力严重减退，近乎失聪。
　　 越是进入冬季，战士们越是激动、兴奋，干起活来也越带劲。一年都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我们像期待胜利那样期待收工归营。
　　 我们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下的山，仍然是敞篷“斯格达”车队。我们蜂拥而上，挤在一起。人太多了，连腿都伸不开，和闷罐子车差不多，里面尘土飞扬。战士们很兴奋，一路上唱着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
　　 歌声穿越沙漠，穿越戈壁，穿越乡村，传得很远很远……
　　 深夜十一点，我们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目的地－－乌鲁木齐。
　　 ……
　　 第二年开春，也就是1990年的3月，我们又回到了216线新的施工地段。车队到达施工驻地时已是深夜。连部的帐篷已经由打前站的战士们支好了。准噶尔的3月依然很冷。盖上棉被和大衣，在呼啸的寒风中，我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阳光很剌眼。抬头一看，原来帐篷已被昨夜的一场大风刮跑了，我竟全然不知，身上已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用舌头一舔，挺甜的，于是，我便大口大口地吃起床头的雪来。
　　 新落成的连队营区大门上需要写一副对联，我突生感慨，写下了“战严寒渴饮大漠雪；斗酷暑饥餐戈壁草，”横批是“一代风流”。当时我很激动，觉得这副对联有气魄，反映了连队的精神风貌。谁知道一位来连队检查工作的上级领导竟然问我，说：“这大门上的对联是谁写的，不通嘛，人怎么能吃草呢？这不是在骂人吗？”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新疆师范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建设营的同学们到我们连队来体验生活的那一天，战士们谨慎而自尊地迎接了他们。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彼此很快就消除了隔阂，成为朋友。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和士兵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对话、交流过。刚刚经过天安门事件洗礼的大学生们显然被我们这些纯朴的战士们感动了。在此之前，他们根本不相信在同一片蓝天下，在他们的身边，有一群他们的同龄人，为了一种使命，一种信念，在这连生存环境都不具备的荒蛮之地而默默地付出了太多太多。短短的15天，在这些学生和士兵中间产生了可能是终生难忘的印象。大学生们说在这样的战士面前感到自已太渺小了。其实，在这些大学生面前，战士们也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
　　 学生们走的时候，天空中难得地下着小雨，没有人组织，战士们主动走出帐篷，站在雨中，为他们送行。有的学生在抽泣。雨水打在账篷上，啪啪作响。战士们默默地站在雨中，衣服已经湿透，全然不顾，目送着学生渐渐远去。
　　 记得那是九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工地卸完水泥，回到连队，浑身上下沾满了水泥，正准备洗脸。电话来了，说是支队决定调我到政治处工作，尽快报到。放下电话，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是解脱还是眷恋？我说不清。我开始慢慢地洗手、洗脸，洗得很慢。
　　 吃晚饭的时候，我集合全连战士，动情地说：“弟兄们，由于工作关系，我要调走了。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两年。谢谢大家对我工作上的支持！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于是，就有很多战士围上来和我说话。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我的这些弟兄们一起开山放炮，嬉笑怒骂，一起憧憬未来了。我要走了，我舍不得他们。我不知道除了他们，我还有什么。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有升起，战士们还在熟睡，整个连队还沉浸在晨霭里，我搭送菜的便车悄悄离开了连队。望着渐渐远去的连队帐篷，我流泪了。
　　 再见了，三连！
　　 再见了，我的弟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