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闲暇整理书信，一枚来自人民日报社的信封赫然出现在眼前。里面封存的，是几张旧报纸和往来信函。望着这泛黄的纸片，不由得想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1978年的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坚冰虽已打破，寒风依然料峭。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作者陶斯亮。文章以女儿给逝去的父亲写信的形式，以血和泪凝成的文字，痛诉了“文革”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迫害革命家陶铸的无耻行径，控诉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对先父深切的缅怀和无限的思念。洋洋16000余字，字字摧人泪下。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陶家湾村。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出生入死，为夺取全国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建国后主政广东等中南五省区的工作，196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在“文革”造成全面动乱的形势下，异常艰难但却竭尽全力地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支撑大局，尽量减轻“文革”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
　　 1967年1月，江青和陈伯达等人无中生有，诬陷陶铸是叛徒，是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是所谓“刘、邓、陶”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派的重要成员。一个炎热的8月天，一群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家来，二话没讲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正在患病的陶妈妈曾志也被硬拖去陪斗，对他们极尽人格的侮辱和摧残。1967年9月8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大搞文字狱，用笔杀人！
　　 陶铸1968年10月就感到身体不适了，由于被监禁，就医有种种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4月胆囊受压，全身变黄，病显危态后，才被允许去医院治疗。周总理亲自批示做剖腹探查，指名让全国最好的肿瘤和外科专家共同负责手术，并且通知家属征求家里意见。对总理的感激之情，竟使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热泪满眶。可是就医太晚了啊！探查结果证明是胰腺癌，虽然做了根治手术，但效果不佳。到1969年9月，病情再度恶化，痛得实在熬不住了，就请求身边的监管人员给几片止痛片，遭到的竟是厉声呵斥。1969年10月，根据林彪一号通令，被疏散去安徽合肥，亲人也不准去探望。生命垂危之际，专案人员问还有什么话要讲，他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说：“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言毕，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举起一只手，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只听“砰”的一声，那白色的墙壁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掌印！1969年11月30日24时15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逝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的普通亡灵之间。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陶铸夫人曾志，在白色恐怖中与陶铸相识，由于革命的需要，他们假扮夫妻，建立了“家庭”。渐渐地两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假戏真做，终成眷属。陶铸监禁期间，陶妈妈被强迫去了广东。1969年12月的一天，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广州军区突然通知家人：陶铸到合肥后43天就死去了。闻讯后曾志虽然脸色铁青，但在来人面前仍然是那样沉稳持重，一直到人走才簌然泪下……
　　 陶斯亮，陶铸和曾志的独生女，1941年生于延安，取名叫斯亮，意思是“这儿，最光明”。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就被株连送到青海、甘肃，怕爸爸伤心，临别前都未敢告诉爸爸。万万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能见到她最亲爱的爸爸。在大西北一呆就是五年，甚至连一封信也不允许给他写啊！十一年了，陶斯亮不知在默默中写了多少封信，既不能让人知道，又没有可投之处，却还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写在纸上的不得不一封封毁掉，可写在心上的却铭刻得越来越深。她多么希望被正义之光照亮啊！冬去春来，第一年过去了，愿望的种子埋在心底没能冲破冰封的土层……。第二年又过去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催苏唤生的春天还迟迟没有到来……。等啊，等啊，终于盼来了真正的春天：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为他平反昭雪。陶斯亮终于有一天发出了十一年来在纸上和心上反反复复写的这封信。
　　 二
　　 早在中学时期就在课本中读过陶铸的《松树的风格》，那简练优美的文采及其颂扬的崇高风格曾使我无限崇拜。此后相继读了他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文章，对我、对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操、理想和信仰产生巨大影响。他对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卓著功勋和非凡业绩，更令我们高山仰止。连续三遍读了这篇文章，泪水止不住流了一次又一次，心中激起强烈的震撼和共鸣。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曾遭遇相似的经历，我们的人民都曾经受过大大小小的劫难。我当即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陶铸的景仰和缅怀，对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和骨肉深情的感动，对“四人帮”无耻行径的愤慨。写好后没有立即寄出，劫后余生的人还心有余悸，“两个凡是”仍桎梏着人们。犹豫几天后，我终于还是把信发出了。
　　 1979年1月4日，门卫送给我一封来自人民日报社的信。打开一看是陶斯亮的亲笔签名信。信中对我的来信表示深深的谢意，她说，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迫害不只是他们一家，而是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干部和革命家庭，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朝前看，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工作，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陶斯亮数千字的答谢文章《深深的感谢》，并加了编者按。文章对包括我在内的全国1600多封来信的读者致以深切的感谢；对自己的一声呼喊而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表示震惊；对读者们的真知灼见和至真至善至美的絮语锦言深深地感动。文章摘录了几封读者来信的句子，我的“从你的文章里我更深刻地懂得了陶铸的风格——松树的风格。”列为其首。此后，政治上的禁锢被解除，思想界全面开放，文学界以卢新华《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品纷纷涌现。
　　 三
　　 广州白云山松树下，一块镌刻着书画家吴作人手书“松风”二字的花岗岩巨石巍然屹立，由曾志母女护送来的陶铸的部分骨灰深埋于此。巨石上印刻着一枚清晰的手掌印，这是广州市委书记林西派人从合肥当年囚室的墙壁上拓印来的掌印，是这位刚直不阿、具有松树风格的的革命者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2001年，陶铸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她的骨灰也埋于松风石下。
　　 陶斯亮，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等职。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四
　　 在建党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重读这书信文章，仍心生颇多感慨。一个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了四十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个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央政府的副总理，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和决议，就这样任凭几个人的信口雌黄，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政治舞台，横遭囚禁迫害，直至夺去了生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建国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极“左”路线使多少志士仁人乃至普通百姓遭打击受诬陷被迫害啊！革命胜利已经60多年，孙中山的“民主、民权、民生”仍被置之脑后，人民的权利还横遭践踏。在这些用血和泪写成的淋漓事实面前，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忧虑些什么？
　　 想起民族英雄岳飞，想起于谦，他们对宋、明王朝那么忠诚，反招致杀身之祸，可悲可叹。“可怜两朝冤少保，忠魂空对西湖月。”但他们虽被阴谋杀害，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却千秋永照。人民群众最清楚，历史最公正。一小撮人虽然能得逞于一时，却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后人唾骂。“生铁无奈铸佞臣，天下有谁肯姓秦？”“四人帮”等历代奸臣贼子绝无好下场！
　　 然而，岳飞虽说是被秦桧杀了，实际上，岳飞那样的大将，没有宋高宗“恩准”，谁能杀他？又如后来的于谦，同样也是被明英宗所杀。“文化大革命”，归罪于康生、林彪、四人帮，也应归罪于专制和对领袖人物的无限崇拜与迷信。
　　 从这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和1600多封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读者来信中，我们深切感悟到，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经过90年的风风雨雨和100年的坎坎坷坷，我们的党已经成熟，我们的国家已经步入法制社会，历史的悲剧当绝不会重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