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轶事
今日无事,上街闲逛,在古旧书店半价淘得一本《昭明文选注析》,如获至宝,当即翻阅,随手打开的一篇却是三国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当头一句就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这话我早就听人说过,因为孤陋寡闻,一直不晓源出何典,今日随手一翻,也算是一大收获。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魏文帝举例说:傅毅和班固相比,如兄弟之次不相上下,而班固却看不起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因为能写文章而做了兰台令史,但文笔拖沓散漫。文帝因此感慨道:文章并非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写好所有体裁的文章。所以文人们都各以自己的长处来轻视别人的短处。“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弊病啊。
由此看来,古之文人相轻,在魏文帝时代之前,不过对相互文章才气的高低不服气而已。相轻的风气代代相传,愈传愈烈,到了近代、现代则花样翻新、令人啼笑皆非。笔者读书不多,闻见非广,仅就读过、听过的文人相轻的轶事中择出几段,以助茶前酒后笑谈。
其一是科班看不起草堂班。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讲了这样一段往事: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他当过兵,后来到大学教书,还成了教授,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到钱钟书都是这样。有个同学跟何兆武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文人相轻,“轻”到可以用“一块钱”、“一毛钱”、“一分钱”来称量,刘老先生的高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让人忍俊不已,可以称为老顽童了。可是细想现实,我又有些笑不起来。今日的“沈从文”们还能到大学当教授吗?据说就连幼儿园的老师里,现在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没张文凭,你大概连门槛也迈不进,连被称量的资格也没有,就遑论价值几何了。这是不是比“一分钱”论,更严重的“相轻”与歧视?
其二是乡党情结,此地人看不起那地人。民国初年。某日陈独秀前往拜访章太炎,时逢钱玄同、黄侃在座。谈起清代汉学的发达,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故陈提起湖北没出过什么大学者,结果引起黄侃的不满,“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此事见于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
陈独秀是说者无心,黄侃是听者有意。一句“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愤然与不屑之情,跃然纸上。中国文人之喜欢以地域抱团扎堆,也是“自古而然”。什么桐城学派、公安学派、江浙学派、湖湘学派、海派、京派,不一而足,若只是以地域结党,各显其姿,促使文化学术精彩纷呈倒也是好事。问题在于,文人们一旦地域流派成型,就开始唯我独尊,党同伐异。京派讥笑海派鸳鸯蝴蝶娘娘腔,海派大骂京派官腔官调油嘴滑舌。江浙人看不起山西的土豆山药蛋,山西人不待见江浙的小家碧玉……。文人们只顾地域,不问是非,隔空相骂,闹得乌烟瘴气。这样的公案,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是多到数不清。这是文人们由个体间的“相轻”,发展到群体间的“相轻”。
其三是黛玉心结,反唇相讥。王碧岑1979年在《北京文艺》上写有一篇叫做“往事难忘”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个故事,叫人读了喷饭。忍不住要笑上三天。
1934年的一天,山东大学请老舍做学术报告。老舍讲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时,说:“一般文艺作品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第二星期的学术报告,走上讲台的是一个比较粗大的白胖子,西装革履、举止稳重,看来颇有几分洋绅士派头。这就是山大外文系的系主任梁实秋。他针对老舍上周讲的坏人形象问题,振振有词地说:“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儿子一样……”
这则旧闻,听了发笑。让人不禁想到赵本山和宋丹丹春晚小品中,那段关于乌龟穿马夹的精彩段子。老舍先生关于文艺作品中坏人形象的说法,本是经验之谈毫无恶意,而梁实秋先生的反唇相讥就多少有点黛玉情节,多心疑鬼,不那么厚道了。两位都是我所尊重的文学大师。这令人捧腹的故事,笑罢又让人多少有些个心酸。文人相轻,原本不该如此。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还真就连绵不断。最近这几年,关于余秋雨的议论,时下韩寒们的论战,也是精彩不让当年的。
既然魏文帝说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般故事,代有遗传也就不甚稀奇。其实魏文帝本人也是个建安时期的大文人,与“文人相轻”相比,更有文人相煎的精彩一幕。他因自己的才气,比不过三弟曹植,就逼着曹植一定要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不然就要取其性命。曹植无奈,含泪吟出那首名传千古的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实,回想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时期,这样文人相煎,以致血肉模糊,人头落地的故事还少吗?文人相轻以至于文人相煎,自有文字、有文人以来,代有遗传,数千年来,连绵不绝。这是历史的不幸,这是文人的不幸。
其四是看似相亲,还是相轻。这则出自魏邦良《隐痛与暗疾——现代文人的另一种解读》的故事,比较近前,也最能让人体会文人相轻一词的真正内涵。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胡乔木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钟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的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仁人志士’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这故事读来有些滑稽、有些个尴尬。我们的无锡老乡钱钟书,虽然一部《围城》写的机敏精辟,但终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书呆子。前边为人改诗,原就是文人性情,后边书信中语,也脱不了文人习气。乔老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还轮不到我们这些小民评说。故事中透出的是非曲直,想必大家自有定评。看来这文人相轻,是不论身份地位的。
最近,各家电视台都在热播新编“三国”电视剧,其中“诸葛亮三气周郎”的故事最为精彩,这“既生瑜,何生亮”的“瑜亮情结”真不知何日才是个穷尽?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只要还有文字,只要还有文人,这样的故事,要让他不要再演绎下去,也难。
二哥总结到位,精辟机敏。(上一楼披了圣女花衣,请删除)